司馬光是我國北宋時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學家、史學家，我國第一部編年體通史《資治通鑒》的編輯者。他說：「正心以為本，修身以為基」。古往今來，凡成就大事業的人，往往都對自身品德的修養特別重視，司馬光就是這樣一個典型，他的鐵肩擔道義的決心和毅力鼓舞著後人。
司馬光家世代官宦，其父司馬池官至兵部郎中、天章閣待制，以清廉仁厚享有盛譽。司馬光出生時，他的父親司馬池正擔任光州光山縣令，於是便給他取名「光」，七歲時，「凜然如成人，聞講《左氏春秋》，即能了其大旨」，從此，「手不釋書，至不知飢渴寒暑」。他七歲時，「凜然如成人，聞講《左傳》，即能了其大旨」，常「手不釋書，至不知飢渴寒暑」。他懂得珍惜時間，從不貪睡眠，用一截圓木做枕，稱為「警枕」。十五歲時，便「於書無所不通，文辭醇深，有西漢風」，凡歷代典籍故事、經書等，只要涉獵了，就一定把它弄通了不可。
司馬光深受其父影響，有一次，一位婢女用熱湯替他將胡核去皮，他姐姐問他是誰做的，司馬光回答是自己剝皮的，父親責備他小孩子怎麼可以說謊，司馬光自此便不再說謊。他小時候和一群小朋友一起玩時，一個據說名叫上官尚光的小孩不小心掉進水缸裡，其它小孩都嚇跑了，只有司馬光情急生智，搬起一塊大石頭，砸破水缸，救了小孩的故事。在當時的東京（今開封）、洛陽一帶就有人把這個故事畫成《小兒擊瓮圖》廣為流傳。小小的司馬光遇事沉著冷靜，機智勇敢，傳為千古佳話。
「天者，萬物之父也」
司馬光二十歲時就中了進士，但他非常謙虛謹慎，從不驕傲自大，立志以仁德建功立業，他博古通今，通曉天文、地理、哲學、音樂、律歷等，而對經學和史學的研究尤其擅長。他敬信天命，尊崇道德，寫道：「天者，萬物之父也」（《致知在格物論》）、「違天之命者，天得而刑之；順天之命者，天得而賞之」（《迂書•士則》），他認為天是有意識的主宰者，能賞善罰惡，人們要奉天行事，才能免禍致福。他對誠意、正心的觀點是「依仁以為宅，遵義以為路。誠意以行之，正心以處之，修身以帥之，則天下國家何為而不治哉」（《致知在格物論》）。
司馬光的人才論
司馬光倡導以儒家思想治世，認為人才、禮治、仁政、信義是治國安邦之本。他上疏闡述仁君大德有三，即仁、明、武。所謂仁：即「興教化，修政治，養百姓，利萬物」；所謂明，即「知道義，識安危，別愚賢，辨是非」；所謂武，即「惟道所在，斷之不疑，姦不能惑，佞不能疑」。關於人才的論述，他指出：「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才德全盡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凡取人之術，苟不得聖人，君子而與之，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則？君子挾才以為善，小人挾才以為惡。挾才以為善者，善無不至矣；挾才以為惡者，惡亦無不至矣。愚者雖欲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勝，譬之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姦，勇足以決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為害豈不多哉！」
君子正心誠意
司馬光認為誠意、正心是對實棧道義的「君子」、「賢人」的基本要求。他終生力行於一個「誠」字，為人處事言行一致，待人以誠。如他居洛陽時，曾派人去賣他家裡的一匹馬，替他賣馬的人臨走時，他囑咐說：「此馬夏天有病，若有買者，事先告訴他。」（《宋人軼事彙編》）此事後來被人傳為美談。司馬光晚年時，有人向他請教成功的經驗，他評價自己說：「我沒有什麼過人之處，只是平生所做之事，皆問心無愧，沒有一件是不可以對人說的！」心胸如此坦蕩，行為如此磊落，怎樣說就怎樣做，只要認為是應該做的，就堅決做到底。司馬光對「正心」的理解是：「凡百事之成也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學者所以求治心者，學雖多，而心不治，安以學為」。
儉德修身
司馬光一生以儉樸自律，他的家庭雖然很富裕，但他從小就不喜華靡，以後身居高位，仍然如此，「眾人皆以奢靡為榮，吾心獨以儉素為美」、「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純有帛」（《宋人軼事彙編》）。他還給兒子司馬康寫了《訓儉示康》，教育兒子「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讀書人應志於真理，充實道德，不追求外在浮華」。司馬康秉承父德，其為人、治學皆酷似其父，當時，京洛一帶流傳著這樣一句佳話：「可為人師表者，司馬父子也」。司馬光的品德天下聞名，百姓們都敬仰信服他。陝州、洛陽一帶的百姓被他的德行所感化，當地的風俗因受其影響也為之一變。人們莫不崇尚名節，而羞於談論錢財利害；人人都有廉恥的觀念，知道有所警惕，不敢為非作歹了。就是後生小輩想要做一件事情，也必定會互相地提醒說：「千萬別做壞事啊！恐怕會被司馬光知道，那就糟了啊！」司馬光隨便走到哪裡，在路上看到他的人，都表示歡欣慶幸。他出外辦事時，讀書人和百姓們看到他，沒有一個人不是急急忙忙地跑上前歡迎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