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大飢荒時期的中國農民生活。（網路圖片）
事件發生的背景
1958年，毛澤東發動了大躍進，喊出了「十五年超英，二十年趕美」的吹牛口號，不顧客觀經濟規律，制定了根本達不到的高指標，強迫全國人民完成。中共山西省委緊跟中共中央，於1958年1月提出「鼓足幹勁，猛烈躍進」，要「徹底掃除一切消極、保守情緒」；二月，省委召開了地、市、縣委書記會議，要求提前五年實現農業發展綱要，爭取十年「過長江」。生產指標層層加碼，浮誇風、瞎指揮滿天飛，興辦起奴隸制的「人民公社」，把農民的自留地、家庭副業、農村小商販、集市貿易，都當作「資本主義自發勢力」取締了。農業、輕工業下滑，糧食極度缺乏，市場供應緊張，財政赤字嚴重。誰對所謂的「三面紅旗」有半點懷疑，誰就會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者。壽陽事件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發生的。
壽陽事件始末
1959年10月，中共晉中地委委員王之一調任壽陽縣委第一書記。他上任伊始，就召開縣、公社、管理區、生產隊四級幹部擴大會議。10月29日和11月16日又連續舉辦基層幹部和縣級黨員幹部整風訓練班，在「反右傾、鼓幹勁」的口號下，對當年糧食生產計畫再次加碼。本來，由於深翻土地攪亂了熟土層，加上旱災，當年的計畫15840萬斤就難以完成。他反而向上級謊報：當年實產為22000萬斤。其實，產量只有11900萬斤，僅為上報數的一半。按原計畫，全縣當年應交徵購任務9800萬斤，實際完成9363萬斤。上交以後，全縣實際僅留2537萬斤。16萬壽陽居民，人均口糧僅有158斤，還不包括籽種、飼料。王之一居然懷疑農民瞞產私分，認為農民家裡至少隱藏著1200∼1500萬斤糧食；只要挖出這部分糧食，就可以彌補因謊報產量而出現的虧空。王不顧人民的承受能力，以興修水利、大辦工業和城市建設為由，決定在全縣集資100萬元。結果，各級官員又層層加碼，最後總計集資指標竟高達418.3萬元。羊頭崖公社這年人均收入僅46元，而集資任務每人50元。上湖公社收入總計80萬元，給各村分配的集資任務卻高達百萬元。於是集資有了新內容：糧油草菜蛋、金銀銅鐵錫、磚瓦石頭木也在可集之列了。當然，「現金更得力」。一些生活日用品，如自行車、手錶、縫紉機、座鐘、衣物、毛巾、肥皂，都列入集資的範圍。宗艾村有一戶什麼也拿不出來，只好把祖墳「獻出」。當時社會上流傳著「無產階級就是一鋪一蓋、一碗一筷，還有身上的穿戴；除此而外，其餘都是禍害」的民諺。
宗艾公社是王之一的「點」，是全縣八個公社中搞得最凶的一個公社。他們挖糧集資的花招最多，逼供的刑罰也最殘忍。群眾拿不出物資，幹部就派搜索隊強行搜家，翻箱倒櫃，挖地刨牆，私設公堂，拷打逼要。公社辦公室主任王維，把學校一座二層樓上的教室，闢為斗人場所，組織了一支130人的專業打人隊。刑罰有二十多種，最常用的是推擁和升級。所謂推擁，就是一群打手圍成一個圈，將「幫助」對象擁在圈內，推過來，推過去，不達目的決不罷休；所謂升級，就是在桌子上放張凳子，然後放磚，讓「幫助」對象站上去，交不出東西就把凳子推倒，將人摔下，有的當場摔死。據統計：該公社在運動期間摔死4人，斗後死亡24人，斗後自殺19人，畏斗自殺16人，活活餓死24人，因缺糧造成浮腫便秘死亡69人，共計156人。
太安是宗艾公社的重點村，在王維的直接插手下，殺氣騰騰，烏煙瘴氣。全村952人中，有121人被鬥，致死者達36人。該村當年實產糧食66.7萬斤，徵購任務竟達74.9萬斤，王維還要再加40萬斤。為了完成任務，王維等人以「抵抗統購統銷」，「對黨欺騙隱瞞」為藉口，對農民嚴刑拷打，逼要糧食。原任支書被打傷撤職後，指定了打人凶手梁某為新的支部書記，和學校教師蘇景雲等人狼狽為奸，操縱全村運動，同時還組織起40多人的打人隊。社員趙義元夫婦，被他們捆起來摔打，打壞胳膊，打掉牙齒，口鼻流血，最後被逼上吊自殺。在摔打副隊長張信時，將張幾次高高抬起，摔在地上，用拳頭猛擊胸部，抓住頭髮在地上猛磕腦袋。張已奄奄一息，還大罵他「打死你，哪裡還在乎一個人半個人」，接著又是一陣腳踢，直至氣絕身亡。蘇景雲將一個生完孩子剛滿月的婦女脫掉衣服，拉到院裡挨凍。一個幹部乞求，他竟慘無人道地吼叫：「不怕，凍死我負責。」僅他就親自打過86人，推打後死亡6人，畏斗投井服毒死亡8人，新任支書梁某打過82人。
這年，宗艾公社在凹兒修建一座小型水庫，800多民工都是離家在外，沒有什麼糧食可挖，但揪鬥打人之風還是十分猖獗。被斗者達121人，致死10人。這個工地上有一個專設的執法隊。一次，一個叫張四姐的婦女被摔打後，子宮出血不止。她央求說：「我還有一個吃奶的孩子」。但人稱「母老虎」的執法隊長任某某卻大喊大叫：「死一個算什麼，死十個也沒關係。」還有一位五十多歲的勞動標兵王狗小，因勞累過度，休息時被「母老虎」發現後，活活摔死。二十多歲的民工任文厚被摔死後，水庫派人直接將屍體拉到該家墳地埋葬，父母想看一眼都不允許。
在「挖糧集資」運動中，死人事件接連不斷，縣委書記王之一卻說：「不要大驚小怪」，「死人不可避免」，模仿毛澤東的話說什麼這是「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的問題」，聲稱「不能給群眾運動潑冷水」。他們經常在電話中三令五申：必須限期完成任務。因此，下邊蠻幹的人氣焰更加囂張，叫嚷什麼：「死人算什麼，死是他不願意過社會主義的關，把資產階級思想帶到棺材裡去啦」！
壽陽縣的「挖糧集資」運動，從1959年10月底發動，到1960年1月結束，經歷三個月。全縣有11159戶被抄家搜查，24063戶被掠奪財產，3116人遭到殘酷鬥爭，打死、逼死、嚇死、餓死349人，人民生活極度困難，民不聊生，疫病蔓延，牲畜死亡，人口外流，人心惶惶，全縣城鄉籠罩在一片紅色恐怖氣氛中。
中國大陸在1959∼1962年間餓死4000多萬人。河南省信陽地區就達20萬人。壽陽事件中的死亡人數，雖趕不上這些「死亡大縣」多，卻活生生地反映出當時的中國老百姓是生活在怎樣的黑暗社會中。在中國五千年歷史上，這段歷史的殘酷程度是前所未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