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顯惠著有《夾邊溝記事》、《定西孤兒院紀事》，這兩部作品對政治災難下人陷入飢餓絕境的逼真描寫令人觸目驚心，發表後引起強烈震動。（網路圖片）
【看中國2016年03月08日訊】都說信者不言。楊顯惠慈祥、實在，沒有鋒利的棱角，言辭極少，屬於那種毫無攻擊性的老好人。
然而，在他用文字築起的城裡，楊顯惠以一種毫不猶豫、一往無前的姿態，一次次衝擊著歷史的禁區。心懷對人性的躊躇和信仰，這成為信者的另一種姿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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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裝革履的人們穿行在這個酒店的餐廳裡。他們閒聊，然後在歡聲笑語間碰杯。不遠處的桌子上擺放著許多食物—那些裝飾繁複的碟子上，放置著許多菜色，還有以各種方式烹飪的肉類，散發著濃郁的香氣。人們一次又一次路過放置食物的餐桌，然而沒有人再去動那些菜和肉。
我有些不自在。雖然不是第一次參加這樣的宴會，但在離開的時候，我卻忍不住要回頭去看桌子上那些剩下的精緻的食物，心裏只剩一個念頭：這是多大的浪費啊。我總是想起那個年代的大街小巷，到處都寫著同樣一句標語：珍惜每一粒糧食。
我不斷告訴自己，這是好事，能拉動消費。富足的食物，證明人們的生活在一天天好起來。但我依然很矛盾。這些注定會被倒在垃圾桶裡的食物，裝飾著這個熱鬧夜晚的同時，卻讓我想起曾經接觸過的定西孤兒，想起那些終於吃上了白面，卻注定要被記憶中的飢餓感折磨一輩子的人。
明知道那個年代早已經過去，但這兩個世界突然在我眼前合二為一。站在觥籌交錯的人群中，心中總有一種忐忑不安、跟不上時代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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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的時候，我讀大量俄羅斯的書，都是現實主義的作品。這對我後來的寫作有很大的影響，幾乎可以說根深蒂固。寫《夾邊溝記事》、《定西孤兒院紀事》大概都是注定的。19歲那年，我高中畢業，就去了生產建設兵團。在那兒，我們開荒、炸石頭、修渠、犁地、引水灌溉、種莊稼。閑下來和年紀大的人聊天，就聽說曾經有過很多右派在那片土地上勞教，聽說了許多夾邊溝農場的故事，那裡死了不少人。再後來，又知道了大飢荒時期，定西孤兒的故事。
《夾邊溝記事》、《定西孤兒院紀事》的題材，注定了我必須實打實地採訪，一步一個腳印地深入調查。我要寫的就是這些真實的東西。夾邊溝的人吃人，大飢荒孤兒的慘境。這些被遺忘的歷史，這些如此重大的問題，卻從未在我們過去的文學作品裡表現出來過。偶爾，我們能在報刊雜誌上看到一些零星的片段，但無法能看到當時的全貌，沒人用宏大的敘事把那些故事再現。
那個時候，無數作家在寫改革開放後農村的變化，在寫主旋律的東西。我沒寫—他們的學養、知識、經驗都比我豐富，要是我也寫，肯定寫不過人家。對於右派和農民的苦難，講述的人很少。所以我想，那就我來寫吧。
苦難一直是我的主題。夾邊溝，勞教的三千人，餓死了兩千多，只活下來五百人。大飢荒，一整家子人都餓死了，剩下一個孤兒，被送到公社的孤兒院，才吃上了白麵饃。中華民族曾經有過那麼多的苦難，作為一個作家，不把這些東西記錄下來，實在說不過去，同時也是資源的浪費。
既然大家都在大合唱，我就不參加了。我在這獨唱吧。就這麼個事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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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我又回了一趟定西，重新走上了通往定西孤兒院的那段路。五六年沒回去了，一踏上那段路，腦子突然一下子變得特別清醒。很多畫面又回來了。那些故事，怎麼能忘得掉？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飢荒，我也是過來人。那時候，我十三四歲，也曾經挨過餓。但當我真正去接觸、訪問那些孤兒的時候，才赫然發現，我所經歷的飢餓，和他們經歷的，完全是兩碼事。我是挨餓，他們是家破人亡。
在農村裡，都是大家庭。爺爺奶奶餓死了，爸爸媽媽餓死了，兄弟姐妹都餓死了，最後剩下他一個，公社就把幾百個這樣的孤兒養起來。在每一個孤兒的背後，就是一個家庭的慘劇。扳指頭算算，那些孤兒現在也就是五十幾歲六十歲，他們的記憶力至今還是很好—每一個家人是怎麼死的，他們連細節都會給你講得清清楚楚。聽他們的講述，我剛聽到一半，心臟就受不了了。必須停下來調整一下情緒，或者岔開話題聊點別的什麼，才能讓自己的情緒平復下來。
光是聽，就已經承受不了了。我還要把這些記憶全部整理出來，寫成一篇篇故事。我拿起筆，把他們每個人的家庭如何敗亡的細節，一點一點的在紙上寫出來，當時的慘況就一幕幕重現在我眼前。對我來說，這是一種折磨。
最近兩年，有時去參加一些活動，要我講「夾邊溝」和「孤兒院」，我都拒絕了。我沒辦法講這些孤兒的故事。一講我就受不了，淚流滿面，講不下去。要不停地擦眼淚，讓我非常尷尬。有兩家電視臺也曾經邀請我去重新走一趟夾邊溝，訪問一些右派，我也拒絕了。這些事，我做過了，就過了。這些記憶，我都不想再重溫。每次回憶這些東西，我心裏還是受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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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紀大了，體力越來越差。去牧區采風，到了高海拔地區，每次去只能呆上十天半個月，要不然，身體撐不住。之後就回蘭州休養幾天，寫點東西，讀點書。然後再回到牧區去。蘭州是我的老家，也是我在甘肅采風的根據地。
現在我還是經常到甘肅去採風。前段時間，家人也跟我去了一回甘南。他們在藏區特別不習慣。當然啊，生活、習俗什麼的和漢族人完全不一樣。我倒是習慣得很，跑牧區也五六年了，沒啥不習慣的。用妻子的話說，那回在藏區看到我，髒兮兮的，又黑又瘦，混在藏區的牧民裡，壓根認不出來。我聽了還挺高興。
家裡人習慣了看我一次又一次的往外跑，只是還是擔心我的身體。那沒辦法，我不能不出門。我這輩子就得這麼寫下去。寫哪兒的故事，就得到哪兒采風，就得融入那裡的生活，成為裡邊的一份子。這樣，講出來的故事才是實實在在的，不摻假。
我不是先鋒派寫作，是傳統的寫作、現實主義的寫作。寫哪個地方的故事，就必須把那個地方給弄熟悉了，不管是歷史或者現狀、自然環境，還是當地人的生活習慣、價值觀，都得一一摸清，才能稱得上寫實。甘南是個特別有故事的地方，在那邊進進出出那麼多回，我還是不敢說我已經瞭解那個地方了。所以還得繼續跑。現在，我還在摸索甘南這片土地，要把《甘南紀事》這本書續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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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讀者批評過。但其實電話都沒打到我家來，編輯部給我擋掉了。想想其實挺對不起編輯，為了我的書，他們沒少接受詢問。《夾邊溝記事》和《定西孤兒院紀事》在《上海文學》發表的時候，就有人打電話到雜誌社質疑，這裡邊的故事是真的假的？幸虧我寫的是小說，要寫的是紀實文學、報告文學，壓根沒法發表。寫成小說，編輯發的時候膽子就大了，他們在接到質疑電話的時候，可以理直氣壯地說，作者寫的是小說，就從小說的角度去理解吧。故事是真是假，讀者自有定論。
他們問我，可悲嗎？一點也不。只要能讓人們知道那些歷史，小說就小說吧。我其實不是什麼勇敢的人，但我相信自己能一直寫下去。我也很矛盾。一方面，我希望越來越多的人關注我寫的東西，關注那段被遺忘的歷史。另一方面，我又希望誰也別注意我寫的東西。
你知道我最希望達到的狀態是什麼嗎？就是沒人誇獎我，也沒人批評我，根本就沒人理會我！這樣，我就會一直這麼寫下去，寫到自己寫不動為止。這就是我的理想，也是我最後的底線。
我會盡我所能，守住這個底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