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網站收集了上千篇《往事微痕》的文章,內容都是當事人在反右、文革等歷次運動中親歷、親見的事件。現將《往事微痕》文章整理後陸續發表;應讀者要求部分文章會重新刊出,以饗讀者。
男主人翁:豁出性命說實話
1969年,我被釋放出關了2年10個月的禁閉室,原武林機器廠被撤消,剩下的勞改犯200餘人調到蔣堂農場。1971年10月,以「武林案件」命名的反革命集團案審查結果確定為假案,我終於按照刑滿釋放的規格,脫去戴了一年多的腳鐐,分配到缸窯場員隊,戴反革命帽子留場繼續改造。
浙江省蔣堂勞改農場,相當於團級編製,我所在的下汪大隊下轄的3個勞改中隊,集中居住在下汪的監舍內;此外還轄梨園、缸窯、裡塢3個場員隊,全部從事農業勞動。場員不同於勞改犯之處,是可以抽煙、留長發,進出沒有武警看管,假日可請假外出,而且還有工資,我的月工資從開始的17元漲到23元。
不久,我結識了缸窯農場的水管員朱明倫。
朱明倫的案情頗具傳奇色彩,他給自己編了兩句順口溜:「豁出性命說實話,為說實話進牢監」。我來缸窯時他的案件已經平反,恢復幹部身份,但不在編,水管員只是業務分工的稱謂。
朱明倫比我小6歲,上海人,長得一表人才,說一口帶有上海口音的普通話。他畢業於北京農業大學,分配到上海郊區的一個公社農機站當了一名農業技術員。1958年夏天,縣裡佈置農業大躍進任務,當時的口號是「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縣屬各公社水稻每畝產量至少不能低於5千斤。各個公社多數人都知道,這是一張永遠無法兌現的空頭支票,但迫於情勢,只得照辦。有報5千的,有報1萬的,唯獨朱明倫所在的公社只報500斤。公社書記找朱明倫談話,要他順應時代潮流,不要因固執而誤了自己的前程。朱明倫把公社書記領到晒谷場,他對書記說:「5000斤干稻穀攤在這塊晒谷場上,它的高度就會超過30公分,所以,畝產5000斤是胡說,對不起人民也對不起黨。」其實,公社書記何嘗不知,他向朱明倫攤牌:「如果不這樣做,誰也別想再坐在這把椅子上!」偏偏朱明倫是個認死理的人,昧著良心做事他不幹。
然而,真正令他目瞪口呆的事發生了,1958年9月11日,廣西的《柳州日報》套紅刊發了題為《環江放出畝產13萬多斤的巨型中稻「衛星」》的新聞,接著,《廣西日報》、《人民日報》又相繼轉載。這年國慶節,《天津日報》報導了該市的東郊區新立村水稻試驗田畝產12萬斤的特大新聞。為了打破一些人的保守思想,上海市決定立即組織部分農業技術人員前往參觀,朱明倫是參觀人員之一。到了田間,看到在一塊田中,稻子一棵挨著一棵,不見空隙,如同一個大稻子垛。令他感到奇怪的是,在田頭,他看不見一個農民,在場的全都是市縣與公社的幹部。他問在場的幹部:這些稻子是如何種植的?怎樣管理的?他要求直接與種植這塊田的農民對話,但遭到拒絕。來此參觀的上海農業技術人員私下議論,水稻是絕對不可能如此密植的,最大的可能是從其它田中把稻禾連根拔起移植到一塊田中,這種事已經是屢見不鮮了。即使如此,這塊田的產量也絕不可能超過1萬斤。在當晚由天津市農業局主持召開的座談會上,朱明倫的發言把所有的人都嚇個半死,他明確指出,這完全是弄虛作假,踐踏科學,其結果只能是禍國殃民,他要求中央派人調查這件事,並將真相向全國人民公布。
朱明倫畢竟是個乳臭未乾的渾小子,他這一來,捅下的漏子就大了。第二天早上他剛醒來,就被警車押回上海。接著,縣裡召開了專門的批判會,他被拔了「白旗」(就是毛澤東所說的「資產階級的旗幟」),投入勞動教養。
假如事情到此為止也就罷了,可朱明倫卻說什麼也嚥不下這口氣,在勞教期間,他多次上書黨中央與周恩來,措詞嚴厲地指出天津新立村搞的樣板是一場騙局,是沒有任何科學依據的,已經在全國各地造成惡劣影響,他要求中共中央派出調查組,對新立村事件進行徹底調查,對搞這種國際騙局的人給予嚴厲處分。殊不知新立村是毛澤東親自視察充分肯定而樹立的樣板,豈是朱明倫能扳得動的?此舉的直接後果是朱明倫的矛盾性質徹底改變,由原來的人民內部矛盾上升為敵我矛盾,朱明倫因「到處散佈流言,惡毒攻擊三面紅旗,已構成現行反革命罪,判處有期徒刑5年」。
朱明倫在勞改期間,從來沒有認罪服法,每逢填表,在案由一欄中都填「說實話」。他多次明確表態,說「農業大躍進是騙人的謊言」,甚至揚言「我就是死不改悔!」為此,他吃盡苦頭,每次開批判會總少不了他。他雖然如此頑固地抗拒改造,但卻沒有加刑,刑滿釋放後戴反革命帽子留場。
浙江中部特別是金華一帶,由西到東是一片狹長的黃土丘陵,那裡的泥土被當地老百姓形容成「晴天一把刀,雨天一團糟」,這樣的土壤種植水稻產量極低。浙江省公安廳卻看中這塊寶地,在此建立蔣堂農場,在黨中央「以糧為綱」方針指引下,一隊又一隊的勞改大軍浩浩蕩蕩到此開山造田,並把從下汪到梨園的一大片梨樹砍去種植水稻。
缸窯場員隊在西邊山腳處造了一個水庫,還造了一條兩米寬的明渠晝夜不停流經隊部,200多人的生活用水都依靠這條明渠。缸窯村的農民見此處有水可用,也造了一條明渠,雙夏期間,水源嚴重不足,雙方為了爭奪水源而糾紛不斷,缸窯中隊的一位生產隊長出面與農民交涉,卻被打成重傷住院。
朱明倫經過分析後認為,水庫水源充足,問題出在兩條明渠的水浪費太大,他建議在隊部附近打一口井以杜絕明渠的無端浪費。缸窯中隊領導採納了他的建議,在場員隊伙房東側打了一眼井,卻真的沒想到,井深不足3米,水質卻清冽甘甜。缸窯村地處黃土坡,長期缺水,農民見缸窯場員隊打出如此清冽的水井,便禮聘朱明倫幫忙,朱明倫經過勘查,選定了打井的位置,打出來的這口井,居然比缸窯中隊水井的水質更好。
由於朱明倫對缸窯場員隊的貢獻,他被蔣堂農場正式任命為缸窯中隊水管員,並在下灣水庫旁邊造了一幢15平方米的平房,作為朱明倫的棲身之所。從此以後,兩條明渠不再使用,兩家也不再為水而產生糾紛。
終於有機會訪問朱明倫那幢神秘的小屋。
屋裡擺設很簡陋,一張木板床、一張自製的小桌子和一個小小的煤球爐。靠牆角放著些鍋盤碗杓之類,牆面刷得很白,卻沒有按照當前最流行的格局,在正中位置貼一張毛主席像,而是貼了一張座右銘式的墨寫大字:「說老實話,辦老實事,做老實人」。這種千篇一律的座右銘十分平常,也不大會引起人們的注意。及至我瞭解了他的案情之後,不由得從心底泛起一股肅然起敬的意念。他的這種近乎冥頑的執著與堅韌,對傳統道德底線的堅守,正是他的人格魅力所在,這決不是每一個掙紮在困境中的人都能夠堅持得下去的。
次日,我到場部汽車修配廠檢了一塊黃銅,特地請一位老鉗工加工了一顆銅豌豆,經過拋光後金光閃閃,煞是好看,正面刻上「響噹噹」三個字,還在中間裝上了耳朵,穿上絲線,當作一件吉祥物鄭重其事地送給他,他有點不知所措,一下子沒能反應過來。過了兩天,我在缸窯的小店裡碰到他,他拉著我的手對我說:「謝謝你對我的理解,可惜我沒有關漢卿的才華。[1]」我報以一個心照不宣的微笑,他終於讀懂我了。
我是個喜歡舞文弄墨的人,50年代發表過一些詩歌與小說,但現在卻是個戴反革命帽子的異類,沒有資格在報刊發表文章,即使稿件質量上乘,一旦進行政審,還是會被被刷下去。然而積習卻蠢蠢欲動,居然胡謅出一篇小說。大意是說,一位來自大城市的女知青到農村插隊落戶,虛心向農民學習,從改良品種入手,終於種出大苞米……稿子寫好了,但在署名問題上卻舉棋不定,最後找朱明倫商量,署上他的大名,小說就順利在省報上刊出了。
女主人翁:奇特的出場方式
一天,我突然收到一個郵包,打開一看,裡面是兩個足足一尺來長金黃燦燦的大苞米,再看寄件人的署名是「趙慧娟」。這事在我腦子裡整整盤旋了一整天,夜晚輾轉反側難以成眠,趙慧娟是誰?為什麼要給我寄苞米?一連串的問號就像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
天快亮時,忽地在朦朧中驚醒,「趙慧娟」不是我那篇小說中女主人翁的名字嗎?這本來就是憑空杜撰的故事,怎麼可能會有小說中人物給作者寄郵件的事?這豈不是荒唐透頂!我在省報上發表小說的事只有朱明倫知道,更何況用的還是他的名字,解鈴還須繫鈴人,只要找到朱明倫,就能夠解開這個謎。
朱明倫解開謎底,由此牽出了一個纏綿淒惋的愛情故事。
如果我愛你,與你何干
文化大革命期間,工農業生產全面停頓,只有人的生產突飛猛進,城市人口激增,生活資源匱乏,大中院校的畢業生與城市青年無業可就,於是中央決策,把大批青年驅趕到農村插隊落戶。那時候,有一段語錄歌十分流行:「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這就是我胡謅的那篇小說的時代背景。
缸窯村是公社所在地,有三個來自上海的女青年被分配到這個公社,起先,她們被編入由公社組建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挨村挨戶宣傳文化大革命。宣傳隊解散後,她們被安置到一個小隊裡從事農業生產,但仍集中住在公社的宿舍裡。她們打聽到場員隊的朱明倫是農業大學畢業的,當過農業技術員,就向他請教改良品種的方法。其中一個叫方若伶的只有19歲,顯得特別熱情,隔三差五往水庫邊的那幢小屋跑。因為是同鄉,朱明倫也特別關注這位小妹妹,把自己在屋邊試種的改良苞米種子送給了她,還教她苞米定向栽培技術,使苞米在生長期內的通風光照更好,還可以在空檔處套種大豆。為了鼓勵她做出成績,朱明倫特意把我寫的小說送給了她,他不想沾我的光,就把這篇小說作者的姓名透露給了她,於是,小說中的「趙慧娟」便成了方若伶心目中的偶像,她在朱明倫指導下種的苞米果然不同尋常,收割以後,她揀了兩個最大的寄給了我。
我小說中的女主人翁,和我在50年代中所寫的詩歌或小說一樣,絕大多數情況下都是為了配合當前的政治任務,大抵在一個特定的環境中,讓人物作出一種常人難以企及的行為,歸根結蒂要歸功於黨的教育,詮釋一種這個時代中國文學所獨有的主題理念,即所謂的「歌頌」,所以小說中的人物無非是一種政治標籤,決不可能有一點性格與靈氣。
從朱明倫對方若伶的描述中,我的腦海中已形成了一個鮮明的形象,她穿一件白地藍格子襯衫,胸前別著一個毛澤東去安源的像章,頭戴一頂上海紅衛兵特有的向日葵遮陽帽,一頭青絲在腦後綰了一個大髻,向日葵遮陽帽的後邊就被捲了起來,只剩下前面的一半,就像田間盛開的半邊蓮,她也因此獲得了「半邊蓮」的雅號。
可是,當我見到這位上海姑娘時,卻令我感到赧顏,我小說中的趙慧娟沒有一點形象上的正面描寫,就像一個影子般飄來飄去,顯得那麼蒼白。而眼前的方若伶卻是齒白唇紅,身材高挑,她的舉手投足,處處散發出青春女性的芳馨。此後,水庫邊、柳樹灣一帶常會出現他們的身影,場員隊裡關於朱明倫交了桃花運的傳言,已經到處沸沸揚揚了,我揣摩著這事有可能是真的,雖說二人年齡懸殊過大,但只要情投意合,倒也未嘗不可。我用一種調侃的口吻把我的想法告訴朱明倫時,他卻是一臉的嚴肅,斷然拒絕,連連說「不行,不行!這簡直是犯罪!」然而,我卻看見朱明倫桌上的玻璃板下面多出了一張小紙條,上面寫著:「如果我愛你,與你何干?」這是《歌德自傳》中的一句話,脫胎於斯賓諾莎的《倫理學》,原話是:「愛神的人,不要企望神也愛他。」這是一種無私的、無望的愛情理念,一種不謀求任何佔有與回報的徹底的奉獻,也是歐洲自文藝復興以來許多哲人們所追求的最高精神境界。
事情並未順著我的意願發展,就在他們交往的這段美妙的小夜曲中,卻出現許多刺耳的雜音。
當知識青年響應毛號召,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特別是女青年,遭遇到的卻是太多的不幸與無奈。由於她們來自大城市,正值青春妙齡,長得如花似玉,一些農村青年便因之垂涎三尺。多數情況下,她們又無法主宰自身的命運,最常見的辦法就是先下手為強,等到木已成舟,生米煮成熟飯,然後再軟泡硬磨,不由得你不乖乖就範。一旦她們下嫁農村,便從此斷了歸路,她們的戶口就會一輩子在此落戶,再也無法遷回原籍。
缸窯公社的團辦主任耿某原是這個公社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隊長,妻子是小學教師,還有一個10歲的女兒。但耿某生性喜歡拈花惹草,經常緋聞不斷,他在毛澤東思想宣傳隊任隊長時,就有好幾個女青年慘遭毒手,但她們只能隱忍,敢怒而不敢言。耿某對方若伶特別青眼相看,對她處處照顧,有時還會動手動腳。不知怎的,被加油添醋的傳聞傳到了耿某妻子的耳朵裡,她火冒三丈,怒氣沖衝來到公社,指著方若伶的鼻子大罵她是「狐狸精」,方若伶從未經歷過這樣的凌辱,氣得她嚎啕大哭,整整三天粒米未進。
不到一年時間,與她同時從上海來缸窯插隊的兩個女青年都已先後嫁了人,搬出了宿舍,16平方米的房間裡只剩下她一個人,致使風險越來越大,她不得不處處提防,還特意買了一把剪刀放在床頭以備不測。一天夜裡,她主動把朱明倫約到柳樹灣,二人坐在一棵大柳樹下竊竊私語。方若伶倚在朱明倫的胸前低聲說:「倫哥,我還是處女,我給你吧!」這突如其來的舉動使朱明倫有點不知所措,他定了定神,這才吞吞吐吐地說:「不,你是天使,我不能玷污你,我的理智要我守住你的最後一道防線……」方若伶悻悻地離開,臨行時丟下一句話:「倫哥,你真傻!」儘管她時時戒備,但不幸還是降臨到她的頭上,這次,她無法迴避了。
寫日記是朱明倫長期養成的習慣,除了記錄思緒,評說時政,也摘錄一些中西方的名人警句。一天,他們正在小屋裡討論高爾基,恰好朱明倫的本子裡抄錄了高爾基早期的幾首詩,便拿出來給她看。這時有人來找朱明倫,要他馬上去一趟隊部,朱出門後,方若伶獨自一人翻看著小本子,越看越喜歡。此時已是日薄西山,天色漸暗,還不見朱明倫回來,她便在桌上留了一張字條,懷揣著小本子離開了小屋。
誰知禍起蕭牆,黑暗中總是有一雙眼睛在窺視著她。
方若伶住在公社辦公室旁邊的一間廂房內,吃過晚飯,她一人捧著小本子正看得津津有味,不料公社武裝部長的妻子來喊方若伶,說她兒子有一道算術題不會做,請她代為解一下。方若伶把那小本子鄭重其事地捲在被子裡,然後鎖上門出去。等她回到宿舍,卻見房間裡亮著燈,耿某正在燈下翻看她那心愛的小本子。
「你怎麼可以闖到我的房間裡來?」方若伶怒氣沖沖地問。
耿某一臉狡黠的笑容:「我早就懷疑這姓朱的對黨對社會主義懷著刻骨仇恨,現在你看,」他舉起小本子:「鐵證如山!」朱明倫確實記述了「文革」期間他所見到的一些反常現象,也有一些牢騷與不滿,如果耿某真要舉報的話,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朱明倫很可能會再次入獄被判處徒刑。方若伶想到這一點,不禁柳眉倒豎,脫口而出:「你真卑鄙!」「是嗎?」耿某皮笑肉不笑,「你喊呀,喊得響一點,等大家都來了,我就把它公開!」他再次舉起小本子。
這一招還真的把方若伶鎮住了。她終於放低了聲音:「你想怎麼樣?」「這還用問嗎?」他走近方若伶壓低了嗓門:「我只要你——一樁最廉價的交易。」方若伶在心底盤算著,在對方絕對佔上風的情況下,硬拚只會把事情弄得更糟,她想得更多的是朱明倫的安全,為了她心愛的人,她願意犧牲自己。
最後,他們達成協議,方若伶在拿回小本子並確認它安全的情況下,她願意獻出貞操。
天空下起了小雨,老天也為方若伶的失身而哭泣。
將近午夜,朱明倫被一陣急促的敲門聲驚醒,他急忙開門,進來的是渾身濕透的方若伶。她撲倒在朱明倫的身上失聲痛哭。此情此景,朱明倫已猜著幾分,他抱起方若伶,一陣陣地吻她,他對她說:「好妹妹,千萬別這樣,我會永遠愛你的。」朱明倫突然發現,他的語言竟是那樣的無力,他在此時竟會顯得如此笨拙。
「明倫哥,我對不起你……」她的全身在顫抖。
「不管發生什麼事情,你都是我的,我們明天就去登記。」朱明倫終於清醒過來,說出了方若伶期待已久的一句話。但此時方若伶只是從牙縫裡迸出了兩個字:「晚了!」她從懷中取出用一個女人的貞操換來的小本子,雙手呈送到朱明倫面前,睜開被淚水與雨水沾濕的雙眼,深情地望著朱明倫,「晚了,一切都晚了!」方若伶的目光從朱明倫身上慢慢移開,掃視了一下整個房間,當她看到玻璃板下面那張寫著「如果我愛你,與你何干」的紙條時,她尖叫了一聲,掙脫朱明倫的手奪門而出,朱明倫趕緊起身追了出去。
一聲轟然巨響,水花四激,那一夜,場員隊幾乎所有的人都聽見朱明倫那撕心裂腑的呼喊。
第二天一早,缸窯隊所有的場員都停止出工,100多人自發來到水庫下水尋找,兩個小時之後,方若伶的屍體被打撈上岸,朱明倫抱著她哭得死去活來。
朱明倫在水庫邊為方若伶建造了一座小墳,墓碑上寫著「愛妻方若伶」,並把自己的小本子在墓前焚化。他當著墓碑立下誓言,他將終身不娶,作為對方若伶的報答。
生活似乎又回到了先前的平靜。朱明倫知道,耿某是個有權有勢的人物,在當前法制被踐踏的狀況下,莫說沒有任何證據,即使有足夠的證據,又怎能奈何得了他?
孽海餘波
昔人有言:路不平,有人鏟;事不平,有人管,一個月後的一個星期天傍晚,耿某騎著自行車從蘭溪縣城回家的路上,整個鼻子被人割去。儘管公安部門千方百計捉拿行凶者,卻始終未能破案。
這件事流傳著好幾個版本,據耿某自己的陳述,他是在自行車上被人從背後上套上麻袋,從下而上將他的整個鼻子割去,動作極其利索。等到他忍著劇痛掀去麻袋時,只看到旁邊有一個被嚇得說不出話的老太婆,根本就沒有看到凶手的影子。另一種版本說是朱明倫干的,但大多數人不相信,雖然他有復仇的動機,但卻沒有能力做這樣的事,像他這麼個文弱書生,又怎能是身高一米八的耿某的對手?最後一種版本,也是絕大多數人肯定的版本,是那些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江湖俠客所為,無論如何,這都是耿某強姦方若伶所遭到的報應,缸窯場員隊包括缸窯村的農民,十之八九為此事拍手稱快。
耿某傷癒後不但沒有升遷,反而被查出有貪污情節,被清洗回家當了農民,從此他多了一個外號:耿塌。
進入新世紀的第一個春天,我接到朱明倫的電話,約我一起去看方若伶。
我們在金華車站見面,如今也已經是滿頭白髮。他從一個農科所退休,有高級職稱,每月可以拿3千多元的退休工資。但他仍然恪守當年在方若伶墳前立下的的誓言,從1978年回上海後至今沒有結婚。
老友重逢,舊地重遊,20多年前的酸甜苦辣一夜間注到心頭,說不盡的喜怒哀樂,拂不去是瑩瑩往事,當某一個細節變得朦朧淡化的時候,相互間的補充便立即使這個情節變得鮮活。
來到場員隊舊址,眼前的變化真有點令人眼花繚亂,昔日那麼熟悉的地方,如今卻變得異常陌生,要尋訪過去遺落的腳印,真不知有多麼艱難。小水庫連同方若伶的墓葬早已不復存在,原先的黃土路,如今都變成了水泥路,許多小轎車在這條路上往來穿梭。
來到缸窯村,已經沒有人能夠認出我們。我向一位老者打聽「耿塌」,此人已經在10年前死於一場車禍。被撞得身首分離,極為慘酷。
當晚燈下寫成一闋【木蘭花慢】:
記當年此地,曾攜手,話纏綿。對風雨江堤,撕心裂腑,難復沉冤。澆我千杯悶酒,怕胸中塊壘只依然。往昔窮途末路,如今桑海新遷。
劉郎不死又重還,愁壓九重天,把萬種悲情,兩行熱淚,來灑君前。料得今宵歸去,對孤燈耿耿夜無眠。四十年間舊事,一千萬里江山。
1978年8月初稿2008年8月修改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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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看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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