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5年05月18日訊】（接前文）
中共推動工業替代農業，實施新的租稅方式。雖然在承包責任制實施後，農民種糧積極性獲得極大提高，一些地區的農民賣糧成為萬元戶，化身當時的富人，不過中共體制並沒有得到太多好處。大量上山下鄉的人回到城市，而人口稠密的農村，土地也非常稀缺，大量農業人口也處於失業狀態，造成社會不穩定，直接威脅到中共的統治。中共開始推動工業化，尤其是城市集體企業和農村地區的鄉鎮企業，以吸納勞動人口，讓他們有事做、有飯吃、不鬧事。中共通過價格改革，實施價格雙軌制，行成國營企業壓榨集體和鄉鎮企業，工業再壓榨農業的格局。
在這樣的制度下，城市為了獲得更多利益，兩次大規模工業品漲價，加速對農業盤剝，形成新的隱性稅收。同時，很多中共權貴的子女利用權力，通過價格雙軌制的空擋，把低價批文高價轉手，謀取高額利潤，被稱為官倒。在大規模通脹造成工人和農民——尤其是農民——的實際收入降低後，官倒進一步激化社會矛盾。1988年大通脹後，學生於次年發起大規模行動，反對官倒和通脹。中共血洗清場，工人和農民全面沉默不敢站出支持。
隨後，中共開始新一輪收租收稅和收田地的行動，農村經濟再度崩潰。朱鎔基上臺後，全面推行血汗工廠政策。1992年，朱推行新一輪大通脹，此時已沒有學生說話，工人和農民只能默默承受相應的經濟損失。這些損失還只是開始，為國企經濟和農村經濟崩潰做鋪墊。1994年，朱實施人民幣大幅貶值的政策以刺激出口。為推行血汗工廠政策，中央和地方共同行動。在沿海地區和大城市郊區，為了招商引資，地方政府從農民手中免費或者廉價大量征地，把耕地改成工業區吸引企業進駐。在內地農村，當地政府實施血腥的農業稅和計畫生育罰款政策，沒錢交的家庭被牽牛或者扒房子，大量農民為繳納稅金和罰款，背井離鄉到沿海地區打工，成為實際上的失地人口。
隨著青壯年大量持續離開，內地農村經濟已經實質崩潰，之所以還得以維持，主要靠出門打工的青壯年往家寄錢。隨著血汗工廠經濟加速增長，農村勞動力日益被抽空，大量農村人越來越少而全面蕭條，很多村莊被廢棄。在農村，由於大量化肥、農藥、塑料薄膜和進口種子的使用，糧食單產持續提高，滿足國內糧食需求。農村土地日益被佔、糧食經濟逐步瓦解，中國開始大量進口糧食，補充國內的供應不足，加速中國農業經濟全面崩潰。
在大中城市，中共以房地產立國進行另類打土豪分田地。在城市中，最開始大部分土地都由各地方國營單位擁有，國營單位自建房，給單位職工福利、半福利分房。朱鎔基的國企改革，一方面強化央企的壟斷地位，讓央企從全國經濟吸血；另一方面推動地方國企倒閉，完全打散。另外，朱鎔基確立房地產立國的經濟模式，禁止福利分房，所謂的住房市場化。但實際上，主要央企和地方政府都在給自己的骨幹員工福利分房，而打掉的主要是地方國企、外企和私企的福利。地方政府掌控房地產開發的權力，推動房價持續上漲。
推行房地產的過程中，實施的是先賣田地，再打土豪的模式。宣傳機器對民眾強調，有恆產者有恆心，中產白領應該有自己的住房，以推動民眾買房。當然，中國房地產中的所謂恆產和自己的住房，土地權都在中共手中，模式和把土地承包給農民一樣，中共隨時可以再拆遷收回。
以賣房子形式的分田地，比農村分田地的方式，在土地上更加集約化。在農村，100畝地可以看作小地主，一般小農家庭也得5-10畝以上種糧食才有富余。農村打土豪分田地，一個小地主才能滿足10-20戶的小農。而在城市——尤其是一線城市，100畝地絕對是大土豪，按照3倍的較低容積率，能蓋出20萬平米的房子，賣出建築面積平均為100平米的房子2000套，住進2000戶小農；按照5倍容積率，則是33萬平米，3333套房子，滿足3333戶小農。假如每套房子為100萬元人民幣，地方政府從中抽取70%的稅，也就是從每套房子上獲得70萬人民幣的收益，總共獲得23.3億元的收成。按照1元1斤的玉米或小麥價格，合23.3億斤的糧食稅收，小農在100畝地上種糧，就是種100輩子也交不了這麼多的公糧。
所以，地方政府指使房地產商低價征地，對於不同意低價賣地的，房地產商帶領團夥，對農民暴力征地，對城市住戶實施拆遷，都是新時代的打土豪模式。在另一方面，準備買房的人急迫地買房，希望盡快拆遷，自己盡快住進去。對於農民或者被拆遷戶要價高、拖延開發的行為，深惡痛絕，認為他們過於貪婪，活該被暴力。買房者花高價分田地，支持政府打土豪的行為，似乎只有中國才有，堪稱人間奇葩。
城市打土豪的問題在於，土豪隨時有而賣田地的小農越來越稀少。從政府的角度，100畝地打土豪能讓3300戶小農得到田地，按照1戶3口人計算，就是1萬人。100萬畝土地就能放下1億人，1000萬畝放下10億人。而征地1500萬畝，對於政府來說易如反掌，可以放下全中國的人口。而且，打土豪征地成本極低，賣房子的利潤極高，所以政府也有充足的動力打土豪。
從21世紀初到2014年，中國城市征地日益增多，城市規模也越來越大，背後是各地政府的利益計算。同時，很多小農在買了自住房後，看到房價還在上漲，房租還在上漲，於是買二套、三套房，以實現所謂的財富增長，並且收租，囤積新時代的土地，獲得新時代的收益。
隨著房價持續上漲，同時房子供應量日益增大，有能力買房的小農越來越少，而地方政府還認為有更多的小農要買房，房地產商也持同樣的觀點。這導致，儘管房子賣不出，房地產商還在四處借錢買地蓋房。
隨著房地產商日益悲觀，地方政府開始對房地產商打土豪，以威逼利誘的方式，迫使房地產商花錢拿地。地方政府拿到買地款後，暴力拆遷和修地鐵公路等設施，以吸引更多的小農。不過，隨著小農買房力量的枯竭，大量房子空置。房地產商在失去收入來源後，陷入實際破產，沒錢再買地，地方財政收入快速枯竭。在沒人買地的地區，打土豪的暴力拆遷陸續停止。
絕大部分企業實質上是土地的道具。從土地的角度可以看出，不論國企、外企還是民營私企，不論出口還是內銷，都是政府打土豪分田地的道具或者工具。當地方政府積極招商引資，把工業區大片的土地分給低附加值的加工業外企，以外企為道具，吸引大量的人口到外企工作，政府在外圍蓋房子，展開打土豪分田地的模式。如果沒有外企，蓋房子分田地的目的實現不了，也無法順便打土豪。例如，河南吸引富士康的生產線付出巨大的代價。富士康在河南開工後，政府在富士康周圍大量開發房地產，填平當初招商投資的虧損。
同時，所謂的內銷企業，主要都是支持新式打土豪分田地的企業。根據朱鎔基確立的經濟模式，中國經濟主要依靠兩個支柱產業的發展，房地產和汽車，這兩個產業帶動最多的附屬產業。其中，房地產帶動鋼鐵水泥煤炭建材工程機械等上游產業，裝修裝飾材料傢俱家電等配套附屬產業。實際上，汽車也是房地產的附屬產業，依靠房地產發展而生存發展。歸根結底的發展目標是房地產，鐵公基也是為房地產服務。出口企業拉動小農就業，帶動打土豪分田地的新模式；內需企業生產各種產品，支持新模式。
當企業與新模式相悖時，被中國經濟淘汰。新模式有個關鍵點，分田地時，提前對小農收取70年的租金（按照居住房的使用年限標準）。而且，隨著時間推移，地方政府持續推高房價，以獲得更高的租金。這樣，就需要對小農們進行淘汰。房價是1500-3000元時，月收入3000元的小農能買得起房子，房價為15000時，若沒有外部經濟支持，月收入5000的小農再努力也付不起100平米房屋的20%首付。地方政府為了支持10000以上的高房價，就淘汰員工月薪3000以下的企業，吸引5000以上的企業，騰籠換鳥。
東莞騰籠換鳥時，無數低收入企業被趕走，同時高收入企業沒有來。很多企業和員工批判騰籠換鳥，認為是壞政策。但是對於新模式經濟來說，這是必然的選擇。低收入企業再多，只要不能支持新模式，對政府就沒意義。因此，倡導升級轉型最積極的是政府，為了支持和保護新模式下房價持續上漲。在新模式下，租廠房的企業隨著租金越來越高，倒閉也越快，而弄到土地的企業，雖然收入越來越少，但是土地升值帶來更多的收益。這就是在中國經濟新模式下，企業經營也必須遵循新模式，才能獲取相應的收益。
不過，當收租收稅走到盡頭，經濟不可避免的崩潰。2008年後，中國實施4萬億經濟刺激政策，4萬億的實質就是不再靠出口企業拉動新模式，而是直接投錢，刺激房價上漲，實施加速拉動。刺激的一個重要結果是，大量小城市和縣鎮房價暴漲，房地產開發完全脫離社會，和大眾的居住要求無關。隨著房價上漲，新模式成本持續上升，要求企業必須增加工人工資。從最低附加值、低員工收入的企業開始，受不了越來越高的成本的企業，逐漸被淘汰出局。隨著出口企業倒閉越來越多，新模式的拉動力量在急劇減少。結果是，在資金刺激下蓋起來的樓無人購買，變成大量鬼城和爛尾樓。在印鈔刺激持續減少、尤其是2014年大幅收緊房貸後，房地產直接急剎車，新模式經濟快速走向崩潰。
這時候開始，房地產稅的呼聲越來越高。在土地歸政府所有的背景下，收稅的實質是回收房子，對買房的小農實施二次課稅。政府也進入嚴密的政策觀察期，如果賣地和賣房還能繼續，就不開徵房地產稅；如果房子賣不掉，政府沒有收入，會快速開啟房地產稅。房價本身已經不重要，重要的是按照房價收稅。當然，一旦政府開始徵收房地產稅，持有多套房的炒房客，大多認賠棄房，讓銀行擔負部分債務，也讓地方政府收不到稅；最慘的是房奴，本來就在節衣縮食還房貸，再徵收房產稅，等於讓房奴沒飯吃。 所以，不到萬不得已，政府不會開徵房地產稅。
在房地產新模式後，中國經濟再也沒有其他新模式可以替代。面對房地產增速減緩，中共召開多次會議，商量新的經濟增長點，提出兩種替代方案，一是城鎮化方案，也就是將房地產全面鋪開，而不是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二是農村土地流轉，將目標重新盯準農村的農地。在這兩個方向下，很多人對城鎮和農村耕地投資，試圖搶佔先機，投資兩三年下來，大多數全軍覆沒。
這些人的失敗是情理之中，也是咎由自取。因為他們只想著提前當土豪，而不理解房地產新模式的根本動力。大中城市房地產模式是，企業首先提供大量有錢的小農，其次是土地的超高收益，例如上面例子指出的，100畝地政府獲得20多億元的收益。城鎮化的問題是沒有企業提供工作機會，而土地進行農業經營是自尋死路，更不用說給政府貢獻地租和稅收。
所以，在2013年到2014上半年，中共還談到這兩個方案，下半年開始提也不提，而是繼續三番五次給政策刺激既有房地產。到2015上半年，房地產陷入絕境，中央和地方的政策力度更是空前。中共知道，房地產是最後的分田地，然後就沒有然後了，大家散夥。
散夥之前，最後再打次土豪。分田地而不得，但經濟還要運轉，想方設法再打土豪給自己續命。和歷史上一樣，打土豪首先盯準內部，開展增產節約、增收節支。當然，打的是中下層，高層該怎麼花還怎麼花，甚至花更多。其次，大規模開展反腐行動，也就是打倒和珅，追繳家產。當然，只有平民出身的貪官才被打，根正苗紅的打不得，也打不動。
財政頻頻告急，打貪所獲杯水車薪，政府必須擴大收入來源，對企業打土豪。政府提出民營入股國企的混改經營，希望吸引私人資金進套。政府又主動行動，對企業和個人增加稅收和社保。其中，地方政府主要針對民營企業，實施各種稅費和罰款增收；中央則主要對外企開刀，以反壟斷和反賄賂等名義開具大額罰單。
很多民企和外企困惑，難道真的要殺雞取卵？ 從打土豪分田地的模式思考，這樣的困惑根本不需要有。中國經濟找到新的出路前，體制肯定犧牲其他任何經濟單位保障自己，如果找到新的出路，這些企業沒必要再生存，找不到新的出路，更沒必要生存，大家同歸於盡。
所以，實體經濟作為最明顯的土豪，經濟政策的思路是，針對實體，先打完土豪再說。根據歷史經驗，在某個輪迴完成後，上一個輪迴中越好的經濟部分，結果往往也越慘。（全文完）
（中國經濟文化研究所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