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5年03月18日訊】(接前文)
站隊文化通過黨指揮槍的方式建立起來。通過三大原則,軍隊內部形成相互影響、相互監督、忠於黨的領導的模式。從具體形式上,黨最終反映到某個人身上。比如,毛在三灣改編後,開始領導和控制紅一軍,而紅一軍也主要聽毛的領導。或者說,毛開始建立自己的嫡系部隊,讓毛能夠在軍隊裡站穩腳跟。因此,毛格外照顧自己的嫡系,儘可能提拔嫡系部下。在第一團裡,一直跟隨毛的特務連黨代表(營級)羅榮桓後來成為十大元帥之一,代表軍隊中的政治力量,也就是毛的親信力量;毛在第一團親自發展的第一批黨員、戰士陳士榘後來成為上將。根據陳士榘的回憶,他們入黨宣誓面對北牆,上面兩張紙,上面一張寫著CCP,底下一張則寫著兩行字:犧牲個人,服從組織,嚴守秘密,永不叛黨,為中國人民的解放和全人類的共產主義事業奮鬥到底!陳士榘個人的感覺,這兩行字就是入黨誓言。毛寫的這些語句,也是提醒這些宣誓入黨的人,要把組織看得比自己更重要。如果有人叛黨,黨會對之嚴厲懲罰,主要方式就是死亡。
當然,不論黨有多麼神聖,都是由人組成,通過人來掌控。在實際生活中,黨的最高領導者代表黨,並且制定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等內容。作為黨員,就需要按照這些內容執行,而不能對這些內容質疑。對於內容的質疑本身並不是問題,關鍵在於這個質疑會影響其他人。因為,在個人與黨的關係中,還有三大原則約束,也就是人們都被緊緊地捆到一起。一方面,個人受周圍的人們監督,另一方面也在監督他人。如果一個人質疑,並且說出自己的想法,就會影響到周圍的人;如果這樣的質疑有理有據,更會影響他人的想法,變成一部分人、甚至大部分人的質疑,甚至變成抵制黨的決策的行動。所以,質疑(尤其是有理有據)黨的內容就等於質疑領導人,也就等於質疑黨。質疑黨的話,就等於是叛黨。在這樣的情況下,黨員和黨就形成了站隊的關係:無條件服從黨的指揮,就是跟黨走,站在黨的隊伍中;如果對黨產生質疑、甚至與黨的指揮相反,就是脫黨甚至叛黨。所以,如果一個人如果想呆在黨內,就得停止自己的思考,否則會隨時叛黨,這就是從個人意義上的站隊問題。
站隊文化意味著,貫穿在黨的整個發展過程中,人們持續站隊的狀況。從整個組織的角度,總在面對內部的派系鬥爭。從理論上,黨的最高領導者代表黨,背叛最高領導者就意味著叛黨。所以,人們都應該順從最高領導者,也就是保持自己的黨性。但實際上,並不是所有人都這樣認為,尤其是內部實力強勁的人物,或者叫做實力派。如果實力派對於最高領導者的決策或者個人不滿,想違抗最高領導者的決策內容,他應該怎麼辦?很簡單,他不會很傻地去完全針對決策內容本身,因為那樣是叛黨;他要做的是,想法把最高領導者弄下臺,自己當上最高領導者,然後再否定前面最高領導者的決策內容。然後,被打敗的前最高領導者則被稱為叛黨,或者叫做走錯誤路線。
在任何一個時期,黨內都有不同的實力派,隨時準備爭奪最高領導者的位置。在爭奪過程中,每個實力派都擁有自己的人馬,所以競爭者的角逐也就變成不同派別的角逐和鬥爭。在黨指揮槍的情況下,軍隊按照自己領導者劃分,因此形成不同派系的軍隊。不同軍隊之間為了利益而相互隔離、相互鬥爭。大致上,利益矛盾越大,雙方的衝突也越激烈。由於軍隊有槍,一旦因為黨內的激烈鬥爭而形成軍隊的激烈衝突,就會形成死傷的局面,甚至形成你死我活的全面鬥爭。所以,在黨指揮槍的情況下,黨內的矛盾成為軍隊全員的矛盾。在北洋軍閥和中原大戰之後形成的國民黨新軍閥,是不同的實力派控制自己的軍隊,軍隊再控制自己的地盤,形成軍閥割據的局面。在這樣的局面下,人們如果不喜歡某個軍閥,只需要跑到對立的軍閥地盤上就行。在共產黨內部,派系鬥爭必須決出勝負,勝者為王,敗者為寇。所以,人們必須站隊,參與到雙方的鬥爭中。這種人們必須站隊,而且參與到派系鬥爭中的組織特徵,我稱為「站隊文化」。
站隊文化的關鍵在於,一個人難以轉變立場。在站隊過程中,個人無法主動選擇,必須被動選擇。首先,一個人必須站隊,否則難以生存下來。站隊的情況就像兩軍對壘,隔著一個開闊地,相互之間交火。而不想站隊、想當中間派的就像處在兩軍交火的開闊地,隨時會被兩方殺傷。所以,一個人必須站隊選擇某一方,然後朝對方開火。而且,一個人選擇站隊後,就基本上無法再選擇,只能跟著某個人的派系一條路走到黑。因為黨員們對於外來的人非常警覺,不會隨意對別人透露組織機密,因為秘密就意味著生死。如果讓敵人瞭解了自己的秘密,就意味著自己的死亡,所以要嚴守秘密。由於嚴守秘密的原因,一個外人或者其它陣營的人,很難融入某個派系中。因此,在你死我活和嚴守秘密的雙重作用下,每個人都很難轉換立場。所以,每個人從開始就需要明確,自己應該站在哪一方,或者說提前進行站隊。
站隊有三種不同情況和結果: 1、正確站隊的人,即使能力不強,也可以飛黃騰達,比如當毛掌權後,羅榮桓、宋任窮(三灣改編時的連級黨代表,1955年上將)和陳士榘因為跟對了人,因此命運完全改變。 2、錯誤站隊的人,遭到嚴重的利益損失,其中又包括兩種,一種是被關鍵人物拋棄,但是性命無憂,比如1團衛生隊黨代表(營級)何長工有勇有謀,被毛極為倚重,但是因為在長征中倒向張國燾,讓毛非常生氣,因此在1949年後職位一般。譚政從秋收起義就跟著毛,後來在政治宣傳推廣中做了很多工作,並且成為羅榮桓的副手,在1955年封為十大將軍之一。但是,1958年譚政支持彭德懷,並且得罪了林彪,後來被降職、撤職、再被軟禁。第二種則慘得多,往往在你死我活的鬥爭中錯誤站隊的人,基本都成為犧牲品,也就是稀裡糊塗就死掉,很多被酷刑折磨而死。比如,李文林算是毛的救命恩人,但是當他和毛髮生直接利益矛盾時,沒想到會被毛置於死地。3、沒機會站隊的,這些人從最初的時候就錯誤站隊,比如投靠中共的國民黨武裝和地方土匪武裝,從來不被中共信任,然後在不知道什麼時候、也不知道怎麼回事,就突然被殺掉。這種情況在中央蘇區和張國燾肅反中,都表現出來。所以,在中共內部,一個人的命運結果重要的不是依靠自己的能力和聰明才智,而是依靠是否正確站隊。這種以站隊為主導的運作模式,就是站隊文化。(待續)
(中國經濟文化研究所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