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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大經濟系諾貝爾獎得主雲集，是聞名全球的「芝加哥學派」的發祥地。我在芝加哥大學經濟系有一個小朋友邁克，今年剛上大學一年級在他的幫助下，我像一個大一新生一樣背起書包，走進他們的Liberal Arts課堂聽課。芝大的General Education在全美獨樹一幟，素以苛刻的標準和繁重的學業壓力而著稱，但也正因為此才保證了芝大本科人才培養的過硬質量。這一切大概要歸功於哈欽斯校長在上個世紀30年代啟動的本科教學改革。在那次堪稱革命性的變革中，芝大建立了至今仍然具有重要影響的General Education課程體系和小班教學模式。
我選了一門希臘思想史的討論課。本來我還想多選一些，但邁克建議我最好只選一門，從頭到尾聽下來。我聽了很不服氣。想當年，我在北大讀書時一學期至少要選十門課。現在雖然年紀大了點，芝大的課程難一點，但也不至於差距這麼大。邁克很直率地告訴我，他一學期只選了五門課，已經快要崩潰了。我將信將疑。
果不其然，這門課的難度極大。學生平均兩到三個星期要讀完一本像柏拉圖的《理想國》這樣的著作(芝大Liberal Arts課程從不講活著的人的思想)。一學期下來大約要讀四本原著，還不包括補充閱讀材料。在課堂上，一般會有一個學生先做一個15分鐘左右的報告，然後大家開始討論。一節課90分鐘，老師只講大約50分鐘，而且老師講課並非一個人的表演，會提很多問題，學生也可以隨時插話提問，參與討論。課後還有大量的作業。學生在課後必須要讀原著，否則既不能完成作業，也無法參與課程討論，而這些會統統計入學生的最終成績。更為要害的是，上這樣的課，從一開始就必須非常努力，也不能逃課，否則，一步趕不上，步步趕不上。有一次我因為要參加一個會議，落了一節課，結果後面立即陷入聽不懂的狀態。
上完課後，邁克帶我到食堂去吃飯。他幾乎是連跑帶顛地取完東西——順帶幫我也取了午餐——坐下之後就從書包裡拿出書和筆，一邊吃一邊在書上寫寫畫畫。說是吃飯，他基本上是在看書，飯其實是在五分鐘之內吃完的。我問他怎麼會這麼緊張。他告訴我下午化學實驗課的內容還沒有完成，而如果完不成的話，課就沒法上了。這使我大為驚奇。邁克的專業是經濟學，如果要選數學課還可以理解，但和化學簡直是風馬牛不相及啊。
匆匆吃完飯後，邁克對我說，下個星期他會非常忙，因為要開始期中考試了。我聽明白了他的意思——他不一定有時間和我見面。我馬上說，沒關係，你先忙，我們可以兩個星期後再見面。邁克面露難色地說，恐怕也不行。這些期中考試會一直持續到學期結束，也就是說，是和期末考試連在一起了。
那一瞬間，我忽然明白了為什麼邁克以及其他芝大的學生那麼忙，以至於幾乎連吃飯的時間也沒有。但不要以為這些學生只是在讀書。邁克每個週日要到城裡去上班，平時還要參加和欣賞各種各樣的音樂會。
相比而言，國內本科學生的單位課程壓力要小很多。北大學生算是辛苦，但對於一些特別聰明的理科生和大部分文科生來說，日子要輕鬆得多——他(她)可以偷懶。我上大學的時候也很辛苦，每天只睡四、五個小時，但我的大部分時間是用在讀自己喜歡的書和社會活動上，真正用在課業上的時間並不多。即便如此，我的成績也還不錯。原因很簡單，每次期末考試之前，我就把班裡筆記記得最好的同學的筆記借來抄一遍，往往得分比他還要高。他的筆記好到什麼程度呢——他可以把老師講的每一句話都記下來，包括老師講的笑話，然後在筆記本上註明(笑聲)。很久之後我才明白，這種在沒錢複印的時候只能抄筆記的辦法，實際上幫助我加深了對老師授課內容的理解；而那位筆記記得特別好的同學，也許因為記筆記時過於專心致志，反而忽略了老師講課內容的實質。因此，我特別懷念那些既沒有錢技術也不發達的日子，並且在我也成為一名教員之後，還以自己的親身經歷反覆告誡學生們千萬不要去認真地記筆記。後來有了錢，複印價格也大幅下降了，再也沒有辛辛苦苦地抄過筆記，考試成績反而沒那麼好了。
這種「臨時抱佛腳」的偷懶在芝大幾乎不可能發生。而且，和國內本科教育恰好相反，越是人文社會科學的課程，單位課業負擔反而越重。因此，芝大學生在選課時非常謹慎，一定會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量力而行，絕對不會出現借人文社會科學課程來湊學分的情形——而這種情況在國內大學實在是太普遍了，越是文科學生越好混日子。
芝大學生很少偷懶的首要原因是選課制度。學校規定，學生選課是自由的。但在本科一二年級的Liberal Arts課程中，人文科學、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課程都有相應的學分要求。最要害的是，在學生的選課目錄中，小班討論課必須要達到一定比例。如果說，上課時學生還有可能偷懶的話，那麼，在十來個人的小班討論課上就無論如何偷不了懶。如果學生不讀書，不完成課後作業，不要說聽不懂老師在講什麼，就連討論都插不上嘴。而且學生必須從一開始就非常努力，否則，稍有疏忽就會給後面帶來無窮無盡的麻煩——就好像欠了高利貸，一旦還不上，利滾利就會越滾越多，最後想補救都來不及。每一門課程的成績都包括了平時成績、期中考試和期末考試。因此，只靠期末考試前背背筆記就矇混過關的情況是絕對不可能發生的。
目前，國內許多大學也實行了自由選課制度，對人文科學、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課程也提出了學分要求，但僅具其形。如果沒有小班討論課和討論課學分比例限製作為支持的話，自由選課制度也許會降低本科教育質量。原因在於，自由選課制類似於自由市場制度。在一個課程市場中，課程的受歡迎程度有可能成為評判課程質量的標準。因此，教師上課的動力要大於上小班課的動力——小班課更累，而且難以體現出教師的受歡迎程度。學生出於畏難情緒和追求高分的心理，有可能會傾向於選修那些容易通過或老師給分比較高的課程。因此，從表面上看，學生可能選修了很多門課，甚至選修了雙學位，但實際上這些課程的單位課業負擔並不大，對學生的智慧和思維並沒有提出強有力的挑戰，很難保證教育教學質量。這就是學生們自己形容的所謂「水」課和「水」系。
邁克告訴我，芝大學生很少偷懶的根本原因在於，上芝大的費用太高，每年的學費和生活費接近6萬美元。因此，在芝大學習的每一天，上的每一堂課，都可以相應地折算成學費。他必須要在芝大學習儘可能多的東西，否則對不起爸爸媽媽付出的高昂成本。換句話說，當每一個學生付出的學費同樣多時，在成本既定的情況下，誰學到的東西越多，就意味著誰獲得的超額利潤越高。因此，每個學生都卯足了勁兒拚命地學習。對於那些依靠獎學金讀書的學生而言更是如此。一方面，獎學金是按照年度發放的。學生如果不努力，成績不好，很可能意味著下一年度會失去獎學金；另一方面，那些本來上不起芝大的學生因為獲得獎學金而更加珍惜學習機會，並且希望畢業之後能夠取得成就反饋母校曾經的幫助。從心理學上說，這種內生性的激勵效果最為顯著。
我原來以為，美國頂尖大學學生很少偷懶是因為他們實行「寬進嚴出」制度，淘汰率高，在過程中迫使學生不敢偷懶。這可能是一個誤讀。實際上，對於美國最頂尖的大學來說，入學競爭極為激烈，條件一點也不「寬」——入門條件「寬」的多數是公立大學和社區大學；除了像加州理工學院等少數大學外，許多大學的淘汰率並不算很高。芝大也是如此。儘管學校非常重視學生培養質量，但通常情況下，也不會太難為學生。只不過，對學生而言，如果成績單上都是C的話，不要說自己看著不好意思，在就業時也會喪失競爭力——就業機構並不會因為你僅僅是芝大畢業生就會雇佣你。在競爭激烈的人才市場上，如果你不能獲得一個具有理想收入的職位，那就意味著你為上大學所付出的巨額投資將付之東流，這顯然是學生和家庭都不能接受的。
相比而言，中國大學——即使是最頂尖的北大、清華——的學費很低，一年只有5000元人民幣，還不到1000美元。除了一些家庭經濟困難學生——國家和學校往往對這部分學生有減免學費的政策——之外，許多學生並不覺得上大學的成本有多高，或者說，他(她)們對於上大學的成本的直觀感受並不強烈。因此，多學一點和少學一點對他(她)們而言是無差異的。另一方面，由於高考之前的重複性訓練的確是過於艱苦，學生進入大學之後難免會產生出一些混混日子的想法。此外，由於大學課程和社會需求脫節，用人機構不能從課程成績單中觀測到學生的實際能力，只能通過替代性的指標——比如學校名氣、社會活動，甚至是父母身份——做出錄用與否的決定，反過來也影響到學生對課程學習的重視。因此，和美國學生上大學以後異常辛苦——而且越是人文學科學生越辛苦——的現象恰好相反，中國學生上大學以後相對要輕鬆得多——而且越是人文學科學生越輕鬆——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中國大學本科教育的質量。
美國頂尖大學學生很少偷懶這一現象，看起來簡單，但實際上是和美國的私立大學制度、就業市場的多樣性以及社會誠信等緊密聯繫在一起，不可分割。美國教育是與其社會制度、經濟制度和文化背景等一系列因素相適應相匹配的複雜系統，彼此之間相互影響，相互制約。忽略了這些隱藏在現象背後的制度性因素而單純倡導甚至移植某些具體措施和政策——比如所謂的「寬進嚴出」和AP課程，等等——是不可能收到理想效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