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5年01月30日訊】（接前文）
經濟崩潰第三步：債務全面爆破，經濟系統四分五裂
經濟基礎結構決定經濟崩潰的程度。經濟危機的實質是經濟崩潰，經濟蕭條則是對經濟崩潰的修正和恢復。不同國家經歷經濟崩潰時，由於自身的經濟基礎差異，崩潰的程度——包括深度和廣度——也不同。經濟基礎堅實的國家地區，承受經濟崩潰的能力強，在經濟崩潰時能夠更有效地承受崩潰，應對崩潰。如果經濟基礎弱和割裂，承受能力弱，經濟崩潰意味著整個經濟基礎也發生崩潰。如同耶穌所說，「凡聽見我這話就去行的，好比一個聰明人，把房子蓋在磐石上。雨淋，水沖，風吹，撞著那房子，房子總不倒塌，因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聽見我這話不去行的，好比一個無知的人，把房子蓋在沙土上。雨淋，水沖，風吹，撞著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並且倒塌得很大。」
發達工業經濟具有堅實的經濟基礎。從商業模式上，發達工業經濟的主要特點是，充分調動人的聰明才智，持續提高生產系統的效率，獲得更高的利潤。其中，利潤的主要來源是以更低的物質成本投入，實現更高的產品銷售收入。這樣的利潤主要是知識利潤，也就是來自於人們聰明才智的利潤。日本在人多地少、資源極為匱乏的情況下，通過生產和銷售高利潤的工業產品，成為世界第二工業強國。在日本工業化發展的過程，一個是在宏觀和中觀層面上，大量創新型中小企業的誕生和發展，並且由大企業組織起來，形成系統創新；另一個是在微觀層面上，既在一定程度上鼓勵個人的發明創造，同時更強調集體的合作與協同。由於現代工業的系統性、集成性因素，人與人之間、企業與企業之間相互依賴。為了能夠更好的依賴和協作，大企業在利益分配上，照顧中小企業的利益，給中小企業足夠的利潤和發展空間；同樣道理，企業對員工，同樣照顧到員工的收益，讓員工有穩定的收入、儘可能長期的雇佣合同、以及與企業績效相匹配的獎金分紅。在這樣的機制下，日本工薪階層極為敬業，個人收入較為平均，社會貧富差距相對較小。而且，高聰明才智利潤意味著，大部分的利潤都分配到員工的手中。日本大多數工薪階層在持續獲得穩定的收益後，普遍都擁有一定的積蓄。 在困難時期，個人聰明才智、勤奮敬業、相互依賴於合作以及長期的積蓄，都可以幫助個人和社會更好地應對危機，獲得生存和發展的機會。
與之相對比，加澳的殖民地經濟，表現出相反的特點。在加澳經濟中，一小部分人依靠土地獲得高收入，另一小部分人依靠大政府獲得高收入，夾在中間的大多數人則陷入收入較低、稅收高、生活費用高的困境中。隨著礦產價格日益高漲，擁有各種礦產的業主們獲得越來越高的收益，為礦產直接服務的礦業僱員和相關服務機構，也獲得較高的收入。另一方面，加澳在獨立後，都實施大政府政策，而且隨著福利國家政策的實施，政府規模越來越大。大政府的口號在於，通過高稅收的方式，進行所謂的社會財富調節，減少社會貧富差距，同時提供更多的民眾福利，解決民眾的後顧之憂。但實際上，這些福利實施的結果是，與政府相關的機構獲得高額利潤。與大政府相伴的是大企業，通過遊說大政府，在大政府的支持下，以極其低效的方式運轉，同時以高價盤剝消費者，將高成本轉嫁給消費者，並且獲得較高的利潤。另外，政府中的人員根據自己的級別，獲得不同程度的高收益。其中，高級官員因為掌控著社會中的財富分配權，可以對特定行業進行政策傾斜，並且將利潤優厚的政府合同分配給某些企業。這些權力意味著，政府官員具有尋租空間，也就是具有腐敗的機會。除此之外，不同類別的政府僱員組成工會，在表面上與進行收入討價還價，並且以罷工為威脅，要求持續提高收入。在政客與工會半推半就的工資談判過程中，政府僱員的工資持續上升，其收入水平遠遠高出社會同等工作能力和強度工作的收入水平。而且，政府的低效體現在方方面面，都給社會帶來沈重的負擔。在大政府的作用下，各種大企業隨意侵害消費者權益，各種收費項目和商品侵蝕消費者腰包。而在社會中，絕大多數人因為無法依靠土地、或者依靠大政府，不僅自身收入較低，而且稅收高，生活費用高。
在2008年次貸危機之後，中美開始大規模實施經濟刺激，加澳礦業收入持續提高的情況下，兩國政府開始大手大腳。眾所周知，礦業收入受到兩方面的影響，一是持續開採導致礦產儲量減少，在減少到一定程度後，開採成本會增加，而且採礦污染嚴重；二是礦業價格不穩定，隨時可能經歷大起大落。尤其是在2009年後，中國和美國的大規模刺激後，在長達5年左右時期中，將資源和能源價格推到歷史高位。而且，中國人積極移民和留學加澳，給加澳帶去大量的資金。可以說，美國次貸危機導致的結果是，加澳總體經濟空前景氣，資金流入的規模空前。政府稅收在相當程度上依靠礦業，遠高於礦業直接給加拿大整體經濟帶來的收入。如果考慮到礦業價格已經長期處於高位，而且中國經濟快速走向衰竭，政府的正確做法應當是，在礦業價格高、銷量大的時候，盡量節約開支，未雨綢繆。但是，加澳政府在經濟好的時候，不僅不謹慎對待形勢，反而為了短期討好選民，持續在加大開支，擴大政府債務。而且，通過極低利率政策，刺激民眾的各種消費，尤其是房地產的消費。在大量資金湧入，以及低利率的政策刺激下，加澳在貨幣堅挺的同時，房地產價格持續上升，房價已經達到極為畸形的水平。在2010-2011年，美國房地產市場相對低迷時，加拿大房價與南面鄰居相應地區的房價差距，可以輕易達到50-100%甚至更多。另外，加澳民眾消費持續高漲，例如豪華汽車顯著增加。
在經濟刺激的背後，是政府和民眾債務水平加速上升。根據Fraser Institute在2014年4月發布的研究報告，加拿大三級政府（聯邦、省和地方）的債務從2007/08到2011/12年度急劇上升，直接債務（direct debt）從8722億元升到1.2萬億元，而加上其他債務（other liabilities）的數值則是從3.4萬億增加到4.1萬億元，升幅29%。而且，除了聯邦政府相對控制直接債務之外，省級和地級政府仍然在大筆花錢，持續增加債務規模。在私人債務方面，根據BMO在2014年8月的一份家庭債務報告，加拿大家庭債務在2014年料升5.7%，達到76,100加元。加拿大統計局在9月發布的季報顯示，加拿大家庭債務佔年收入的163.6%的水平，基本處於創記錄的水平上。這些數字的背後，是加拿大私人還在持續在消費者消費、房屋貸款和其它消費等方面增加負債。地球另一面的澳大利亞，也呈現出政府債務和私人債務持續增加。根據澳大利亞債務鐘（http://www.australiandebtclock.com.au）的數據顯示，澳大利亞的債務還在持續上升，而且增幅日益快速。根據網站顯示，在1990-2003年，澳洲債務從1萬億左右增長到2萬億左右，呈現相對緩和的上升曲線。從2004年-2008年，債務上升曲線變得陡峭，到2007年末增加到3.81萬億。在次貸危機後，債務出了兩次少量減少外，繼續大幅攀升，到2014年底達到5.17萬億澳元。從加澳的債務增長狀況可以看出，在加澳經濟向好的時候，政府和民眾都在持續積累債務。
在礦業出口增加和經濟刺激的同時，加澳的工業遭到重創。在加澳歷史上，中小型創新生產企業少，整合集成的創新企業少，大多數屬於生產加工企業。例如，加拿大安省是汽車和機械設備零部件生產和整車組裝的集中地，佔安省重要的就業和收入份額。其中，一部分是美國企業在加拿大設廠生產，利用較低的加拿大人工成本優勢。這些企業創新價值少，智力利潤低，因此難以抵禦貨幣升值的影響。而在礦業出口和吸引投資的作用下，加澳的國際貨幣收入多、支出少，導致加澳貨幣大幅升值。美元兌加元，從2003年的1:1.6的水平，加元逐漸升值到美元1:0.95加元以下。而澳元的表現更加顯著，在2008年次貸危機後，澳元兌美元急跌，最低達到1:0.62水平；在中美等國的經濟刺激支持下，澳元兌美元升值到接近1:1.10的水平。
在次貸危機之前，中國的血汗工廠經過15年的擴張，不論生產規模和檔次都獲得極大提升。在不知不覺中，中國血汗工廠佔領世界中低端市場，吞噬掉大量西方的中低收入崗位。面對中低收入崗位的消失，不論加澳政府還是民眾，最初並不以為意，也無能為力，轉而選擇全面進口中國中低端產品。在次貸危機之後，加元持續升值，同時大政府在持續提高個人的最低工資，導致很多工廠崗位工資水漲船高。同時，美元匯率下跌，而在美國高失業的壓力下，工人願意接受更低的工資收入。另外，在加拿大政府以低利率支持炒房的背景下，綜合房價持續攀升，進而推動社會綜合物價上漲。在政府的支持下，加拿大的寡頭壟斷企業持續提高費用，進一步增加社會成本。對於工廠來說，不論加元升值、工資上漲、房地產價格上漲、還是寡頭壟斷企業收費上漲，都意味著加拿大越來越高的成本。美國企業開始將加拿大工廠向美國本土遷移，導致加拿大工業領域的中高收入工作持續流失。其中，魁北克省和安省西南部是工廠集中地，受到的相應不利影響也更明顯。而澳洲的工資更高、綜合物價水平更高，在澳元升值的支持下，澳大利亞的工業產品更缺乏國際競爭力。簡言之，在礦產高價和吸引投資移民的過程中，加澳經濟結構在降級，殖民地經濟色彩更濃，自我生存和發展能力顯著減弱。
加澳政府推行的多元文化主義，讓加澳經濟殖民地色彩更加明顯。從基礎上，多元文化主義是人本主義和相對主義的思想結果。多元文化主義否認不同文化的真實優劣對比，轉而倡導所謂的文化包容與並存。在1971 年，加拿大總理Trudeau正式宣布實行多元文化主義政策，並把它列入加拿大的法律裡。根據倡導者的宣傳口號，多元文化主義的目的是保護人權，確定加拿大人的身份認同，加強加拿大的團結和鼓勵文化的多樣性。隨後，澳大利亞政府也開始轉變保守的移民政策，更積極推動文化多元主義政策。多元文化主義的實質，與中高級工業化背道而馳，將加澳推向更明確的殖民地經濟模式。因為，不論是以色列、日本、還是德國，這些在戰後迅速發展的中高級工業國，都是單一化的文化模式。而美國大熔爐也是文化單一化的方式，促使不同種族和民族的人群相互理解和適應，以適合中高級工業的運轉和發展。而在以英語為主導的白人社會中，多元文化主義的倡導似乎非常時髦。但是，隨著有色人種的少數族裔規模日益擴大，白人佔社會比例日益萎縮，多元文化的結果是加澳的殖民地色彩日益明顯。在表面不同種族和民族和平共處的底下，是不同民族和種族相互割裂、自我隔離，呈現出一塊塊小殖民地的特點。而在近年，隨著多元文化主義在美國社會中的興起，也推動美國的加速衰落，可以說，在加澳早期，兩國表現出整體作為英國殖民地、但是內部獨立的特點，經濟具有一定的發展潛力和空間；在多元文化的推動下，兩國在21世紀，逐漸演化為外部整體是獨立國家，但是內部變成相互割裂的殖民地，自身經濟發展潛力已經基本耗盡。
在多元文化主義的旗號下，社會割裂程度日益加深。意味著社會。對於少數族裔，多元文化如同精神鴉片，只能給人虛幻的安全感。因為，從落後國家移民到加澳的群族，必然因為文化上的落後，在感覺上難以融入加澳社會，覺得生活極為艱難。如果社會一方面強調這樣的艱難，讓新移民做好艱苦的準備，並且持續學習和進步，以適應更先進的文化；另一方面，由教會的發揮力量，幫助落後國家移民持續進步，落後國家的移民會逐漸跟隨整個社會文化而升級。但是，多元文化主義告訴落後國家移民，你的文化很好，不用做太多改變，國家和社會接納你。結果導致大多數落後國家移民以為自己很好，不用努力就可以被社會接納。在社會中，個人的能力不提升、問題不改變，結果是不論工作和生活處處碰壁，感覺到自己受歧視，並且將個人受到的歧視當作種族歧視。實際上，這種歧視並不是種族歧視，而是文化歧視。文化落後的個人或者群族，就要被歧視。例如，大多數日本人的特點是，個人的外表體面乾淨、注意遵守社會紀律、說話謙和禮貌；同時日本整體的工業產品和食品精緻，所以日本人在世界範圍內不被歧視。而從政府的角度，當倡導文化多元主義之後，就可以大量吸收落後文化群族的移民，以支持自身的稅收基礎。吸引落後文化移民的過程，就是沖淡先進文化的比重，導致加澳社會發展水平持續下降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落後文化的移民反而更不尊重先進的文化，不同群族之間的實際割裂與隔閡更深。
在多元文化的指導下，加澳政府和民眾可以更加唯利是圖，為未來的危機打下伏筆。進入21世紀後，尤其是在次貸危機後，中國政府實施大規模經濟刺激後，加澳政府對於中國空前重視。加澳政府都知道中國由工廠政權所控制，而且加拿大總理哈伯也強調要堅持西方價值觀。但在實際行動中，面對資金雄厚的共產中國時，多元文化更成為加澳政府與邪惡合流的遮羞布。加澳政府積極推動與共產中國的貿易關係，並且大量吸引貪腐權貴進入加澳。這些貪腐權貴給加澳政府帶來巨額的資金，但是給社會帶來的，只是更高的房價和空置房屋、加劇社會奢侈腐敗的風氣、開著奔馳寶馬（給德國做工業貢獻）吃社會福利等等。另外，中共的文化推廣資金長驅直入加澳，建立孔子學院，尤其是全面控制加澳的華文媒體。在加澳的大多數華人，也在共產文化的熏陶下成長，支持共產文化，認同和積極宣揚所謂的中國崛起。在中國崛起論的支持下，相當一部分企業與共產中國積極貿易往來，對中國持續追加投資。隨著中國經濟全面崩潰，在加澳的空置房都意味著嚴重的資源財富浪費，而加澳企業和基金對中國的大量投資，也將血本無歸。
瞎子領瞎子，兩個人都掉到坑裡。在過去數十年，加澳的大政府本身作為極其短視、不創造財富、只消耗財富的機構，從政治、經濟和文化等領域，全面控制加澳社會的運轉。其結果是，進一步推動加澳的殖民經濟特徵，實施反中高級工業化，推動社會走向深刻的割裂。反工業化的結果是，民眾的個人創造能力和組織協同能力持續下降，更依賴土地、大政府和外來資金生存。隨著中國經濟崩潰，礦產價格暴跌、來自中國的資金枯竭，工業難以恢復，房地產和建築業停轉、政府和私人債務堆積如山，社會割裂的結果是內部不同群族的矛盾激化。這些問題交織起來，都將意味著加澳經濟的全面崩潰。加澳經濟就像沙土上的房子，將迅速垮塌。不論是垮塌後重建，還是掉到坑裡後，都意味著經濟全面崩潰，以及長期經濟蕭條。
崩潰和蕭條主要包括兩個部分：1、加澳經濟整體崩潰，短期內甚至四分五裂，因為垮塌的問題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等綜合因素，在綜合的錯誤模式下，加澳社會和民眾整體掉到坑裡。對於大多數的加澳民眾，垮塌如同面對地震，似乎在頃刻之間失去自己的財富和工作，將面臨極大的震撼、絕望、痛苦等狀態；2、漫長嚴重蕭條期，在經濟崩潰後，加澳需要重新審視各方面的問題，而不是被時髦漂亮的虛假概念所誤導，將經濟建立在虛假錯誤的概念和運轉基礎上。這個重建過程將是艱苦漫長，也就是蕭條期很長。人們被迫面對艱難困苦，逐漸適應艱苦環境，並且形成相應的體力、智力、心理承受力和技能，讓自己逐漸脫離艱苦環境。（全文完）
(供稿單位：中國經濟文化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