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花都區大批民眾示威，抗議有關興建垃圾焚化爐的計畫
【看中國2014年08月25日訊】7月26日，天則經濟研究所20週年慶典上，企業家任志強大聲疾呼：許多人工的堤壩阻擋了魚類洄游，威脅到魚類的生存。必須拆除那些堤壩，讓江河自由，讓江河奔向海洋，不單自然界如此。這話剛落腳，馬上響起雷鳴般的掌聲。
早在十天前，即7月16日，企業家王石也有一段慷慨之辭。那天剛剛披露湖南企業家曾成傑的死訊。舉國震驚。王石第一時間在微博上發聲，承認在重慶企業家遭薄熙來黑打時自己"採取了不吭氣的態度"，承認這是"懦弱錯誤的行為"。並宣示：對違反法律，侵犯財產、侵犯生命的權力部門，要明確說不！
而更早之前，當柳傳志提醒"正和島"同仁在商言商勿涉時政時，企業家王瑛就忍無可忍，不僅退島以示抗議，而且發表了措辭強硬的聲明，批評柳傳志助長恐懼。她認為，恐懼沒有道理，事實上企業家跟權力勾兌的風險才最高，相比之下，關心時政的風險低很多。王瑛的聲明一經曝光，立即震動江湖，"在商言商"之爭成了一個重大公共事件，而為媒體頻頻聚焦。
另一位重量級企業家王功權，則站出來力挺王瑛。他以一句話來概括他的態度：個體有選擇自由，群體應承擔更多責任。希望企業界同仁在中國的轉型過程中發揮更大作用。
顯然，上述個案沒有一個是孤立的，它們是一連串事件。這一連串事件構成了一個趨勢，那就是素來以懦弱、隱忍乃至犬儒著稱的中國企業家，終於按捺不住了，終於要站出來說話了——站出來說話，以一個公民的姿態。
這是一個信號，中間社會覺醒的信號，處於體制內外結合部的中間地帶崛起的信號。
轉型需大戰略
必須承認，中國的確是一個過於複雜的國家。它不是一個通常意義上的國家，而是超國家體。而它之為超國家體，不是因為人口之眾，也不是因為地域之廣，主要就因為它之複雜。否則無法解釋，為什麼第三波第四波民主化摧枯拉朽，卻都到中國的門口戛然而止。
擔心爆發"茉莉花"革命，中國當局不斷加強對社會的控制
第三波第四波讓很多人有幻覺。他們眼裡，中國巨變指日可待，因為蘇東和北非提供了可複製的模式。但事實證明，這判斷太樂觀了。除了強化世界潮流浩浩湯湯的大敘事，在具體操作即戰術層面，第三波第四波於中國轉型而言，恰恰負面意義大於正面意義。因為蘇東之變，對黨內強化了反戈巴機制，以堵死內部變革之路。因為北非之變，對社會強化了反"顏色革命"尤其強化了網格化維穩，以堵死民間倒逼之路。而且不能不承認，這兩方面的努力並非徒勞，黨內反戈巴機制尤其大見成效，而令九零年代以來的每一屆領導人無不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這就是歷史的弔詭。別的轉型國家每闖出一片天，即等於在中國關上了一扇門。我們剛剛還為別的國家的人民歡呼，回頭卻悲哀地發現自己腳下又少一條路。環球不同涼熱，人家的節日，往往是我們自己的悲劇。竟有如斯結局，原因之一，是當局強大的反向學習能力。別的國家的每一次巨變，對當局都是一次難得的預警，讓當局可以亡羊補牢。所以，第三波第四波往往不是動搖、而往往是固化了中國的專政體制。
既有三十年高增長所強化的國家財政能力，鎮壓和收買能力特別強大；更有史上罕見的特殊利益，保衛專政體制的動力特別強大；還有強大的反向學習能力，賦予專政體制特殊的柔韌性。同時擁有這三個層面的優勢，是其他轉型國家都不具備的。中國的複雜性可以多角度解讀，但這三個層面的綜合優勢，則是所有複雜性中最重要的元素。
這就注定了中國的轉型之路特別複雜、特別艱鉅。突尼西亞的一個小販之死，馬上延燒為全國性抗議，可中國有過多少比小販之死嚴重百倍的人權慘案？臺灣的一個美麗島鎮壓，馬上激怒整個社會，社會用選票把美麗島受難者的太太、律師頂起來，形成新的抗爭集群。但中國有過多少次美麗島鎮壓？所有威權國家對轉型的抵抗，相比中國都太小兒科了。所以，所有其他國家的轉型經驗，固然可以而且必須借鑒，但的確不可複製，不可照搬。在別的國家管用的辦法，到中國的確往往失靈。
廣東江門市大批市民抗議政府興建核原料加工廠
最典型的失靈，是中產階級理論的失靈。通常認為，中產階級崛起之後，將成為轉型的主力。但在當下中國知識界，抨擊"中產階級"卻成為時尚，主要就因為對中產階級的失望，認為中國的中產階級沒有像其他國家的中產階級那樣，承擔其推動轉型的歷史責任。這抨擊不無道理，中國中產階級的侷限性確實太大。但問題是，中國的水土注定長不出符合國際標準的中產階級，因而用國際標準來套，來責之中國的中產階級，其方法論本來就是錯誤的。中國的中產階級注定負荷不了那樣沈重的期待。
中產階級不行，哪個階級行？工人階級麼？早在90年代國企改革時就整個解體了，成建制的工人階級早就子虛烏有。農民階級麼？當代中國從來不存在完整的農民階級，因為城市化尤其因為2.5億農民工進城，農民階級更無從談起。農民工階級麼？原子化的農民工只有數量沒有質量，根本就不構成一個階級。資本家階級麼？大資本家早被權貴同化，中小資本家也在權力的宰制下支離破碎。
不獨中產階級無力，其實被統治者中的任何一個階級，都是無力的，依靠任何一個單一的階級，都是不靠譜的。如果沒有社會各階級的支撐，單單政治社會的兩極對抗，則更不靠譜，因為政治社會的兩極對比更不對等。
中國轉型因此需要大戰略，超越所有轉型國家既有經驗之上的大戰略。尤其是超越單一階級推動論，超越政治社會兩極對抗，超越政治社會兩極對抗基礎上的推倒重來你死我活。它最重要的元素應該是開放和兼容。即最大限度地向體制內外開放，最大限度地爭取體制內外一切可以推動轉型的資源，尤其向處於體制內外結合部的、兼具了體制內外雙重優勢的中間社會開放。
這就是中間道路，即在政治社會之外，更凝聚整個中間社會的共識，集結整個中間社會的力量，形成最大限度的合力，倒逼中國轉型。如前所述，中國轉型的阻力是空前的，推動轉型的力量也必須是空前的。惟有集結空前的力量、形成空前大格局的轉型戰略，才談得上大戰略。如果中間社會缺位，所謂空前的力量、所謂空前大格局就都徒托空言。如何調動中間社會，因而是轉型大戰略應當致力的關鍵突破。
中間社會崛起
這正是許志永們的意義，也正是新公民運動的意義。
許志永
許志永發起的新公民運動，概括地說，無非是以自由、公義、愛為共同價值，實現中間社會各階級的互動互助，在此基礎上推進跨階級、跨行業的公民合作，尤其是同城公民合作，最終以公民合作的集體力量，走向公民社會，推動和平轉型。
這也正是"新公民運動"尤其是許志永獲咎之由。因為，中間社會的聚集、公民合作的擴大，給了不受制約的權力以巨大壓力。反彈是必然的，"新公民運動"注定要遭遇劫難。
但我們不可因此沮喪。許志永們固然求仁得仁，以身伺虎。但他們的自我犧牲並不是沒有價值。中間社會的堅決抗議就印證了他們的價值，也印證了新公民運動的力量。在相繼抓捕15名新公民運動的參與者之後，有關當局最後朝許志永下手，顯然是有備而來，要將新公民運動一網打盡，殺一儆百。有關當局的這個如意算盤，並非沒有根據，通常情況下，鎮壓是起作用的。但這次不能不讓他們意外和失望。當鎮壓的鋼鞭高高舉起，民間並沒有如通常那樣望風而逃，噤若寒蟬，反而一批一批公民迎著鋼鞭勇敢地挺身而出，大聲說不。新公民運動並沒有被鎮壓下去，她的核心理念自由、公義、愛，反而因為鎮壓像閃電一樣傳遍全國，鎮壓反而成了新公民運動的活廣告，成了新公民運動的反向推手。
最生動的例子，莫過於茅於軾等五人第一時間發起的聯署抗議。儘管聯署遭有關當局徹底封殺，所有網路通道都被掐斷，只能依靠最原始的方式即口口相傳的方式來傳播，但僅僅一週時間，即已徵集到兩千多個公民的簽名。這中間固然少不了王功權、王瑛等企業家，以及何方、鄭淵潔等知識界名流，但佔最大比例的還是普通人，他們抗風險能力低，卻能在危難時站出來，這才是最感人的。他們中有廚師、釀酒師、理髮師、設計師、工程師、會計師，有醫生、程序員、銷售員，有農民工、農民、個體戶、的士司機、建築工人、家庭主婦，有軍人、警察、公務員，甚至有道人、僧人。幾乎遍及所有的階級、所有的行業，尤其遍及中產和底層，活生生一個中間社會的投影。
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中間社會對新公民運動、對公民社會建設的廣泛認同。這種廣泛認同，和本文開篇記錄的任志強、王石等工商鉅子的公民宣示，恰成呼應，折射了當下中國最重要的趨勢，即中間社會崛起的趨勢，即普通人勇氣下限提升的趨勢。
為自己的理念受難，是幸運的。當此中間社會崛起之際、普通人勇氣下限提升之際受難，則更幸運，因為這時受難，能把受難者的光和熱發揮到最大限度，輻射整個社會。於此不難理解，為什麼許志永們的一幀幀鐵窗小影，都面帶微笑。他們的心底是陽光的，他們的未來也是陽光的。可笑的只是有關當局：民不畏死，乃何以死懼之？呼嘯而起的鋼鞭再嚇不住人了，一撥又一撥公民成長起來了，他們不怕了。許志永們將前仆後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