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沫特萊到上海後，就與魯迅取得聯繫。魯迅與母親、原配本來住在北京，因與學生許廣平的姦情，於一九二七年起定居上海。 魯迅在上海與內山完造和馮雪峰等中外紅色臥底關係密切。
在共產黨奪取政權後，馮雪峰也像被魯迅罵過的「四條漢子」一樣遭到迫害。馮雪峰在一九六八年寫的「交代」材料中，為史沫特萊在上海的紅色劣跡，提供了如下佐證：「從三零年起她對當時左翼文學運動有過一些幫助，她對魯迅的感情特別深。我們當時都相信她，現在我也認為她是革命方面的人。我覺得她當時對我黨領導的中國革命和中國人民確實有高度熱情的，她寫的有關中國革命和工農紅軍的一些通訊報導和文章，在國際上起過相當影響的宣傳作用。
三零年時，我好像聽說過，她同共產國際有秘密聯繫。因此，對於她當時在上海的關係的複雜和來往的方面之多，我是知道和有所聞的。例如，她同當時在上海的外國人認識很多，在中國文藝界則同林語堂等人也接近和來往。我們都認為這是她為了工作和為了掩護她自己。我知道她的事情還是很少。但同魯迅及當時左聯有關的幾件事情我是知道的，如三零年魯迅五十年壽辰（當時左聯是作為一個運動舉行的）就是她設法借荷蘭菜館而開成的。當時魯迅的活動和左翼文學運動等情況，她曾竭力介紹和宣傳到外國去。
一九三六年初，魯迅和茅盾致電毛主席，祝賀紅軍長征勝利的電報是她設法送到陝北的。
三六年五月下旬魯迅病重，她非常著急，由她同宋慶齡請了當時認為在上海的最好的肺病專科醫生（美國人），去給魯迅診視。
史沫特萊大概在一九三六年下半年到陝北去，是從華北方面進去的，沒有經過上海方面的介紹。一九三七年一月我去延安向中央匯報工作時，曾在延安見到過她。
我聽張聞天說，魯迅和茅盾致電毛主席，祝賀紅軍長征勝利的賀電是一九三六年四月上旬，在瓦窯堡，在我動身到上海前個把星期收到的，即四月十日左右。」
馮雪峰也證實以史沫特萊為代表的紅色間諜積極宣傳魯迅，傳播以魯迅為首的「左聯」成員的作品。共黨利用魯迅從思想上顛覆中國傳統價值觀，為反道德反人性的共產主義開闢通道，打下根基。因此，「欺騙高手」史沫特萊會宣稱：「激勵著我精神力量的魯迅，已成為我人生的路標，我從這位偉大的作家那裡所感受到的一切，將永遠銘刻在我心中。」
一九三零年前後，魯迅參與翻譯共產國際在民國推出的「科學的藝術論叢書」，其中包括「俄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文藝政策」，對此梁實秋當時評論說，「俄國共產黨的文藝政策，我們看看，當然是不為無益，不過這樣的一本書也要掛上‘科學的藝術論’的招牌，這就不免帶有誇大的宣傳的意味。譯者並未述明他自己對於這個‘文藝政策’的態度，我們也無須加以推測，但是我們若對這書的內容稍加思索，便可發現目前中國所謂的‘普羅文學’‘左翼作家’等等的口吻頗多與俄國共產黨的文藝政策相合的地方。假如中國目前的‘普羅作家’‘左翼作家’是與俄國共產黨不謀而合的，那自然也是一件盛事，但事實並非如此，恐怕還是一般人把俄國共產黨的文藝政策當作文藝的聖旨，從而發揮讚揚罷？如果魯迅先生硬譯的這一部書，事實上的效果不是供給一般注意文學的人作參考，而是供給了一般青年的偏激的文人以不純正文藝理論，那麼，這一部硬譯的書於現在的中國，未必是有益罷？並且以魯迅先生文名之大，在加上譯筆之玄，其眩惑人的力量，恐怕未必是很小罷？」
一九三一年二月，共黨內訌，借刀殺了「左聯」的五位成員後，史沫特萊將魯迅所寫的《黑暗中國文藝界的現狀》一文翻譯成英文，在美國的共產黨刊物《新群眾》上發表，誤導和欺騙了不少讀者。被魯迅們吹捧的「左聯五烈士」實為鼓吹暴力的劣士。對此《黃花崗》季刊主編高爾品（辛灝年）有專文論述《所謂左聯五烈士》。辛先生為了抗議六四屠殺，辭去一切職務和頭銜；九十年代中期，為了不寫假話，論證《誰是新中國》，流亡美國。
一九三三年五月，史沫特萊到蘇聯十個月，這期間她將新舊宣傳品，加工彙編成《中國人民的命運》，像魯迅一樣「揭露了中國的黑暗現實」，目的就是誤導讀者投入共產恐怖主義運動。一九三四年十月，史沫特萊經美國重回中國，在魯迅家裡寄居一年。
魯迅在一九三零年九月十七日的日記中寫到：「友人為我在荷蘭西菜室作五十歲紀念，晚與廣平攜海嬰同往，席中二十二人，夜歸。」
史沫特萊則於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在上海的紅色刊物《文學》月刊上發表《追念魯迅》，描述了魯迅的五十歲壽辰，情況與魯迅的自述區別很大。鑒於《魯迅日記》也沒透露多少與許廣平的姦情就足以知道魯迅的日記並非真實生活的記錄，所以，史沫特萊的回憶可能誇張，但比較翔實。因為，馮雪峰佐證了「左聯」由史沫特萊出面借魯迅生日搞紅色聚會。魯迅不必從下午聚會開始就到場。史沫特萊稱生日活動人數不下兩百人，可能誇大，但她的描述證明這個活動如馮雪峰所說不僅僅只是給魯迅祝壽。史沫特萊還說那是她第一次會見魯迅，但從各方面的資料來看，可以確認是一九二九年。史沫特萊吹捧魯迅「是惟一天才的作家」，雖然魯迅是個讚頌蘇共「把宗教、家庭、財產、祖國、禮教……一切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像糞一般拋掉」的「小人之尤」（蘇雪林語）！。因為史沫特萊自己缺乏教養，所以，魯迅是她「所認識的人當中教養最深的一個」。畢竟人以群分，魯迅像史沫特萊一樣與正統社會格格不入，他們的人品和作品都缺乏誠信和善心。 魯迅於一九三六年九月發表在另一紅色刊物《中流》半月刊的文章《死》中也提到史沫特萊，「當印造凱綏•珂勒惠支（KaetheKollwitz）所作版畫的選集時，曾請史沫德黎（ASmedley）女士做一篇序。自以為這請得非常合適，因為她們倆原極熟識的。不久做來了，又逼著茅盾先生譯出，現已登在選集上」。而幫助魯迅刊印珂勒惠支版畫的則是上面提到的另一名共產國際女間諜維爾納。
無論是《追念魯迅》，還是《死》都透露，魯迅與史沫特萊互相唱和，一起為共產國際在中國開闢思想通道。《死》發表一個月後，魯迅病逝。
中共地下黨員胡愈之在《我的回憶》中承認，他與領導「救國會」的瀋鈞儒們共同商定:「魯迅先生的葬儀以上海救國會聯合會名義主辦，並應通過魯迅先生的葬禮，發動一次民眾的政治性示威，把抗日救國運動推向高潮」。那時共產國際的陰謀是借抗日救國的名義迫使國民政府停止剿共。因而魯迅的葬禮被共產勢力借用來向國民政府要求「抗日救國」，也即停止剿共。所以，自己承認是「排斥漢文和販賣日貨的專家」居然被共產國際成員哄抬成中國的「民族魂」。（未完待續）
（責任編輯：正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