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4年05月03日訊】提要：韓國總理因為包含人為責任的災難事件而屢屢自辭其職，符合民主國家普遍的憲法精神，是由民主體制和傳統文化精髓長期孕育而成的制度文化基因所決定的，與紅朝領袖們在包含人為責任的種種災難事件後依舊穩若磐石，形成了強烈對比。這種制度文化基因，體現在上至國家元首下至校園小吏的身上，體現為全國上下強烈的人權意識、強烈的服務意識和強烈的責任意識，體現為一言九鼎的競選承諾。中共所制的法律中也有官員因重大責任事故而去職的相關規定，中共官員們因包含人為責任的災難事件的辭職基本全賴上級授意，罕聞主動引咎辭職者，且被辭職之後多半遷任別職，甚至繼續升遷。
韓國國務總理鄭烘原於2014年2月27日上午召開發布會，稱自己應對韓國「歲月號」沉船事件負責，宣布辭職。消息甫一發布，即在中國網民中引發了幾乎是一邊倒的「讚韓否共」的輿論聲浪。翌日，大陸各大網媒拋出《韓總理辭職被批「撂挑子走人」》一文，背後沒有中共意旨幾乎是不可能的，意在避免輿論衝擊和誤導民眾。然而中國網民們洞若觀火識見甚明，基本未受蠱惑，讚美韓國總理勇於擔當毫不戀棧的留言仍為主流。
導致韓國總理宣布辭職的「沉船事件」，事件主要過程是一韓國貨船被一艘貨船相撞，沉在中國山東海域。由於事發突然，加上出事海域風力過、浪高達到3米、能見度極差，以及韓船本身求生設備的缺欠、使用不力等問題，目前已造成183人遇難、119人下落不明的後果。
究此事之肇因，有不可抗的偶然因素，有自然環境因素，亦有人為性因素。韓國國務總理鄭烘原因此次事件宣布辭職的具體原因，系「初期的救援應對方面有很多問題發生」「韓國相應環節有太多問題」,這些皆可理解為「人為性因素」。
因為包含人為責任的災難事件而自辭其職，符合民主國家普遍的憲法精神，就連中共所制的法律中也有官員因重大責任事故而去職的相關規定，但遺憾的是中共官員們因包含人為責任的災難事件的辭職基本全賴上級授意，罕聞主動引咎辭職者，且「被辭職」之後多半遷任別職，甚至繼續升遷。
以主動辭職方式面對包含人為責任的災難事件，面對憤怒而傷痛的國民，不僅符合民主體制下的憲法精神，也是尊重民意的體現，是民選領袖應有的政治襟懷和責任擔當，是民主制度基因和優秀傳統文化基因綜合作用的結果。
韓國總理的自辭其職，可以理解為民意壓力下的被動負責，也可以理解為有愧民意所托的主動負責；可以理解為忍痛割位的理性抉擇，也可以理解為無所戀棧的坦蕩無私；可以理解為失政而去位的政治擔當，也可以理解為為總統分憂的職務使命……
但是，無論如何，絕非「撂挑子走人」之類詭辯所能解釋的。詭辯難敵悠悠眾口，歪理難障萬眾眼目！作為總負責人，做不好，出了大事，寒了國民之心，引來罵潮洶洶，哪有繼續做下去的道理？如果繼續做下去，絕非尊重民意，而是無視民意；絕非擔當負責，而是戀棧貪權！
鄭烘原表示，自己早有自辭之意，但搜救應優先，這才是負責任的態度。是的，權力交接需要時間，而在救人性命的關鍵時刻，需要形成應急性的運作程序，需要統一指揮，不容耽誤分秒。而在救人進程基本已形成按部就班的程序化運作之際辭職是合適的。鄭烘原此言之真誠，之坦蕩，實在令人感動，比之紅朝官員們在包含人為責任因素的國民重大災難面前普遍居高臨下的、頗有救世主意味的、擠眼掉淚惺惺作態的官姿、官腔，不知強過多少倍。
韓國總理因為包含人為責任的災難事件而自辭，已不是一次了。這與紅朝領袖們在包含人為責任的種種災難事件後依舊穩若磐石，形成了強烈對比，而對比紅朝官員們在處理類似事件之際的多數態度和普遍作為，更是令國民讚許。
紅朝官員們在處理類似事件之際的冷漠無情、敷衍塞責，甚至是血腥掩蓋人為性災難的事實真相，事後雖有官員被撤職，但多半是遷任別職，甚至官途得意繼續升遷。此類事件，網民們幾乎都能夠扳著指頭說出那麼七八十幾件。此類事件中，有紅朝官員中的佼佼者——頗善演戲者登場，雖然當時也騙得一些世人，但網路時代、信息時代下的民眾不是那麼好忽悠的，最後被眼明者揭出其人真相，落得影帝教父等稱呼，遂遺臭萬年。
而像鄭烘原這種民選官員，其發自骨子裡的真誠，坦蕩，絕非靈感一閃一蹴而就的，其背後有著日積月累而成的制度文化基因。這種制度文化基因，源於民主制度約束熏陶而成的強烈真誠的責任意識和服務意識，源於制度性生活環境和傳統文化環境的共同孕育。這種制度文化基因，國民上下皆廣泛擁有，當然在稍有權力者身上體現得較為鮮明。
與鄭烘原的真摯言論相對應的，是韓國檀園高中教導主任姜某因深感愧對此次事件中的未獲救學生而自縊身亡，並在遺書中無比自責。此舉對中國國民震動極大。雖然中國國民普遍覺得此舉不足取，自責過度，但皆無比欽佩這位高中教導主任的責任意識和服務意識，並對比紅朝各級官員們和教育部門官員們的類似作為進行揶揄嘲諷。
就我個人直接感受而言，在我看到這位韓國高中主任自縊身亡的信息之際，眼前驟然映現出北向自剄的侯贏，「士為知己者死」的荊軻，以及其他不可勝數的在傳統東方文化環境下成長起來的以責任為全部、視榮譽為生命、為他人甘舍己的往聖先賢們……
然而，這種「士為知己者死」的東方成仁精神的背後，總有專制體制下培養而成的權威膜拜色彩。而這位韓國高中主任願為孺子死，其精神價值勝過「甘為孺子牛」，毫無權威膜拜色彩，既有著以責任榮譽為生命的東方文化特色，更有民主體制下熏陶而成的強烈服務精神。
制度對於人性、對於文化，有著強大的塑造作用。一個好的制度，可以最大限度地誘發人性之善；可以最大限度地提煉出傳統文化中的優秀一面，抑制其中有悖人性、有悖普世價值理念的一面，可以激活東方文化環境中的溫良恭謙讓，而不是暴惡倨爭鬥；可以使聖賢屢屢再現，而不是使小人數量大顯……
這，就是民主體制和傳統文化精髓長期孕育而成的制度文化基因。這種制度文化基因，體現在上至國家元首下至校園小吏的身上，體現為全國上下強烈的人權意識、強烈的服務意識和強烈的責任意識，體現為一言九鼎的競選承諾。因包含人為責任的災難事件而主動辭職之後，下次參與競選，光華依舊。
此次沉船事件中，韓國媒體出於過於強烈的人權維護意識而將問責矛頭指向中共政權，譴責中共政權援救不力，雖然有失理性，但我相信，幾乎絕大多數的盼人權關懷如盼甘霖的中國國民都願處身於這樣的強烈維護國民人權的大環境中，而非中共政權營造的面對包含人為責任因素的災難事件多見推諉少見關懷、多見遷任罕見免職、多見姿態難見真誠的人權關注頗為淡漠的大環境中。
沉船事件在中國網民眾中再次掀起對制度性環境差異的強烈對比，並再次引發制度優劣之問，進而將主要探討鎖定在是走專制之路好還是走民主之路好的問題上。
目前，中國正處在轉型時期，處於歷史巨變的前夜，中共與民眾形成了對立的雙方。在這樣一個敏感歷史時期，在這樣的膠著狀態下，任何一方對於中國之外的事件均會格外關注，並以為自我粉飾，或用作對比問責等方面。
有的網友評論說，中共總理倘因「沉船」等事件宣布辭職，就說明中共確有改革意識，否則就是扯淡。我贊同這種說法。只要中共堅持專制，中共總理就絕不會因「沉船」等包含有人為責任因素的災難性事件而宣布辭職，這是由中共專制體制所營造的制度文化基因決定的，這種制度文化基因源於錯漏百出的馬列文化，經由黨派之私至上的惡性專制統治變異加持，並由漠視國民人權、少有服務精神、無視責任榮譽的專制文化環境長期孕育而成，與普世價值觀和東方傳統文化精髓格格不入。
然而，此次韓國沉船事件仍令國民看到希望，因為這次事件再令很多中國民眾看到專制之弊端和民主之優勢，並且，同屬於東方文化圈的韓國在此次事件中的表現，使人依稀看到民主中國的美好藍圖和中國傳統文化精髓的復興狀態，推動中國民主轉型的基因，悄然在很多中國民眾心中萌生，必將成為未來民主中國的制度文化基因的胚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