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火車站事件，把中國的民族問題、宗教問題和人權問題，無可迴避地暴露到每個國民面前，必須作更深一層的反思。（圖：gettyImages /看中國配圖）
【看中國2014年03月08日訊】昆明火車站濫殺平民的恐怖事件，再次把中國的民族問題、宗教問題和人權問題，無可迴避地暴露到每個國民面前，而不管他是屬於漢族，還是維族或者其他民族，都必須作出更深一層的反思。
先說民族問題，這在任何國家都很敏感。國民權利平等的民主發達國家情況要好得多，但民族問題仍要審慎對待。專制國家就更麻煩了，且看蘇聯帝國的瓦解以及前南斯拉夫吧。本來漢族比例超過九成的中國，應該比它們幸運，但中共建政六十多年以來的民族政策卻是寬嚴皆誤。
昆明血案，改變不了維族人是弱勢群體這一基本事實。內地漢人為霧霾和水土污染等環境破壞而怨聲載道。但自六十年代以來，在新疆進行的核試驗多達四十次！近一個甲子，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建農場廣筑水壩，到處開發人工灌溉綠洲，導致塔里木河流域急劇沙漠化，兩岸胡楊林大片枯死，曾經是煙波浩瀚的羅布泊徹底乾涸，成了生靈絕跡的死亡地帶。
或者有人會說，上述這些傷害並不只是對維族人，而對新疆各族人民都是傷害。那麼，維族黨員及幹部，不得到清真寺禱告、不得蓄須、齋月不得齋戒。這涉及的已不單是民族問題，而是宗教問題了。再加上人權問題，即使在比較富庶和工農業比較發達的北疆地區，各大企業八成職工都是漢人。在比較貧瘠的南疆地區，維族人失業率多年居高不下，文盲多，生活困苦，使得南疆成了伊斯蘭極端教派的溫床。這次昆明恐怖襲擊的暴徒，就是來自南疆的阿克蘇地區。
在八十年代，胡耀邦曾提出過「新疆六條」，要求招工、招兵、招生，讓少數民族佔百分之六十，漢族幹部比例降到百分之十；還有「兩少一寬」的政策，即少數民族犯罪少捕少判，量刑從寬。胡耀邦用心良苦的寬鬆政策，為什麼收不到良性效果？因為只要一個非民選的威權政府，不是用憲政與法律來保障人民權利，當整個社會不是以人人生而平等的觀念去看待別的族群，那真是寬嚴皆誤。維族覺得自己備受歧視；漢族人覺得自己的公民權利本來已經那樣蒼白，遇事還要壓低漢人一頭，把稀缺的人權讓給少數民族，於是各個族群都覺得不公平，都滿腹怨氣，漢族維族的矛盾在各大城市隨處可見，並非僅僅在新疆地區而已。前幾年，韶關漢族民工群毆維族民工事件，迅速產生「蝴蝶效應」，放大到烏魯木齊，又釀成比今日昆明事件更嚴重的血案，這決不是偶然的。
現在的中國本身就是充滿怨恨、不平、歧視的等級社會，漢人自己就因地位、地域、城鄉、貧富等無數理由而互相歧視，更不必說對少數民族了。在專制加物慾拜金的後極權時代，全民精神都在退化沉淪，維族人在內地的小偷小摸與強賣強買，比起漢人的坑矇拐騙不過是小巫見大巫。維吾爾信仰文化的沉淪速度，至少與漢民族的信仰虛無和道德敗壞是同步的。
維族學者伊力哈木就痛心疾首地說過：「我們在變成什麼樣的民族？我們是一個有信仰的民族，但現在卻是盜竊、吸毒最多的民族。一個維吾爾人去偷去搶去犯罪，沒人管沒人抓。但如果他去談自己民族的歷史、文化和宗教問題，去反映真實的民族問題、社會問題，馬上就會有人去抓他去關他。」他自己就是例證，伊力哈木恰恰反對疆獨、反對暴力，他對維吾爾文化劣根性的批判最尖銳，然而這樣一位知識份子卻被當局拘捕了。
昆明血案是每個人心頭的痛，這不是某個族群的罪過，而是整個中國的問題。如果一個國家不能令少數民族有認同感和向心力，這是誰的錯？難道是所謂「境外勢力」造成的嗎？這值得漢族、維族和所有中國人深思。
来源:自由亞洲電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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