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主劉文彩的弟弟，也就是抗戰前曾任川康省軍政首腦的劉文輝，說過一句狠話：「政府的房子比學校好，縣長就地正法。」
這話有個來歷。1939年1月1日，國民政府正式任命劉文輝為西康省主席。同年，影視教育大師孫明經到西康拍攝記錄片《西康》，他發現西康學校校舍大多堅固寬敞，政府機構則破爛不堪。孫明經就好奇地問一個縣長：「為什麼縣政府的房子總是不如學校？」縣長答：「劉主席有令，政府的房子比學校好，縣長就地正法。」
劉文輝這句話以及他的所作所為，凸現的是他對教育的重視，做到了「再窮不能窮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政府樓堂館所哪怕岌岌可危，也要保證孩子們在安全明亮的教室裡上課，劉文輝的政績觀那是相當的「先進」。
孤立地看，這只是劉文輝的「個人之舉」，其實不然。1935年，蔣介石主持的國民黨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通過決議，要在10年期限內普及義務教育。重視教育不能光靠嘴說，需要實實在在的行動，尤其是看得見的、真金白銀的財政支持。自抗戰爆發後，由於軍事開支的不斷增加和沿海發達地區陷落，關稅收入喪失，國民政府財政赤字極其嚴重，在這樣的情況下，國民政府仍然不放棄對教育的投入。
隨著日本侵略不斷擴大，大批高校不得不被迫西遷，如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等都於1938年4月遷至昆明，改稱西南聯合大學。這些大學生逃到大後方後，失去了經濟來源，為了確保他們繼續學業，國民政府教育部頒發《公立專科以上學校戰區學生貸金暫行辦法》，用貸款的辦法支持學生上學。經盛鴻先生說，僅自1938年3月起至1939年止，教育部就津貼各高校貸金達10萬至14萬人左右。「由於通貨膨脹等因素，這些貸金以後並未償還，這等於政府向學生無償提供了學費和生活費，因此貸金製隨後改成了公費制。」對於中等教育也是如此，教育部於1938年2月建立貸金制度，貸款給家庭陷入戰區的中學生，1940年底教育部又頒發《國立中學戰區學生貸金暫行辦法》，到後來國民政府實行公費制，為教育完全兜底。
抗戰期間，由中學到大學畢業，完全依賴國家貸金或公費的學生，共達128000餘人，這其中就包括了「兩彈一星」元勛錢驥、姚桐斌、鄧稼先、程開甲、屠守鍔、陳芳允、任新民、朱光亞、王希季等9人，還有李政道、楊振寧這兩位未來的諾貝爾獎獲得者。抗戰期間教育經費在國民政府的財政支出中僅次於軍費，居政府財政支出的第二位。
由於政府對教育真金白銀的投入，在戰火紛飛的情況下，硬是為學生放下了一張安靜的書桌，學生不減反增。學齡前的兒童入學率從抗戰前的43.4%上升到了勝利前的76%，初等學校學生數量幾乎是戰爭爆發後的2倍。在職業教育方面進步更加明顯，在校學生人數由戰前的7000人增長到了25000餘人。
現在有一種說法，民國出產大師，回頭看，在即將亡國滅種之際，在長期抗戰,國家財政瀕臨沽竭的時期，仍然「對教育的投入，戰時要當平時看」（蔣）「再窮不能窮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我想，是沒有理由不產生幾個大師的。相反，在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行政手段和「整人運動」對教育的嚴重干擾，破壞，亂扣帽子，動則以「資本主義」帽子扣人；選拔「人材」，以「政治表現」和「家庭出身」來定選拔標準，對教育造成巨大的破壞和開倒車。到了今天，雖然物質財富比以前豐富，但是如果紅朝的思維方式和社會環境不變，也同樣難以產生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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