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3年09月17日訊】我在一九六五年夏季被分配到一所廠辦技術學校任教。第二年便遭遇了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我的同事中有一位徐先生畢業於復旦大學。他在上大學期間曾與同班同學議論毛澤東權力集團為迅速加強軍事工業以鞏固中共新封建專政而不惜加倍徵收公糧造成幾千萬農民餓死的慘事。他們的言論被校方得知後，這幾位同學都受到記過處分，當時正值比毛澤東多些人性的劉少奇糾正毛澤東的「大躍進」，所以校方沒將這幾位「反動學生」送交公安局發配勞動教養，校長楊西光在他們畢業時召他們談話，告誡他們「今後別妄發議論。努力工作做個稱職的公民」。這番話算是很溫和的了。
「文革」開始前，該廠曾有四清工作隊入駐。按照那時已相沿成習的「有成分論」和「生活小節無害論」，一名有流氓習氣的教師因其父是某政府部門的科長和中共黨員被工作隊指令吸收為共青團員，儘管該廠大多數共青團幹部與團員都表示反對。這名教師感覺有機可投，便在「文革」開始後添枝加葉地拋材料陷害那位徐老師，並煽動不明真相的學生貼大字報扣帽子和大叫大嚷地造聲勢。我發覺徐老師有頂不住壓力而想要自殺的跡象，但我又不便明講「文革」是不得人心的倒行逆施遲早會結束。於是我就把赫魯曉夫清算斯大林暴政後蘇共修訂的<聯共黨史>拿給徐老師看。從書中得知了斯大林搞「肅反」陷害布哈林等人的情節後，他悟出了毛澤東的「文革」是模仿蘇俄「肅反」運動的，終究會被翻案。他把書還給我時已不再愁眉不展，他對我說「我明白你為何推薦我閱讀這本書，我不再擔心自己目前的處境了」。
該廠的共青團幹部中有一位姓魏的女技術員，指導技校的共青團工作並兼任機械製圖教師。雖然她與我談話不多，但每當她見到我時流露的帶著微笑的表情使我感到她是像大姐姐對小弟弟般愛護我。由於我曾譴責那名流氣教師的政治投機行為，他便煽動學生向我搗亂。他和學生抓不到整我的有力材料，便將我在講課時述及的肺葉截除手術時用電烙鐵促使蛋白質凝固以迅速止血的操作說成是「把人民政府管轄的醫院誣蔑為納粹用活人做實驗的解剖臺」。
魏技術員向醫務室查證，得知我的話沒錯，便替我向學生解釋，阻止他們向我發難。當魏技術員見我與徐老師走在一起時，她對我和徐老師都面帶笑容，不像膽小怕事的黨支部書記那樣心中對我們無惡感卻又怕犯立場錯誤而裝出嚴峻的神情來。「文革」後期這位黨支書曾對另一位幹部說「我曾到群眾中去收集方徐二人的材料，但聽到的都是稱讚他們的話」。為了找個台階下去，學生便採取了兒戲式的幼稚做法，例如把我放在文具盒裡的橡皮切成細丁，還附上一張字條，上面寫的是「方蛇神，你支持徐牛鬼，犯了政治路線的原則錯誤。特以此革命行動打擊你的氣焰，並促使你反省。別再執悟不醒!」(註：他們想表達的原意是「別再執迷不悟」)。對此我除了一笑置之外倒也反省了一下，因為我身為教師沒深入瞭解學生在語文上的欠缺和及時為他們補課。
上述事件使我感覺到魏技術員的正直，我也就敢於對她說些在當時是政治上犯大忌的話。我曾經得到幾冊北京景山學校等特權子弟學校附設的出版社編譯刊印的該校專用教材，例如從法國小學算術課本譯成中文的課本，與從日本中學代數課本譯成中文的課本。那時候國內的一般學校「停課鬧革命」已久，復課後用黨報社論代替語文課本，以至於中學生作文幾乎千篇一律地以如下句子開頭：「浦江兩岸（或其他地點）紅旗招展，鑼鼓喧天，一片大好形勢。我們在毛主席革命路線的指引下改天換地勇往直前……」。那時的中學數理化三科被合併為沒有科學體系也不循序漸進的《工業基礎知識》，植物學與動物學則被合併為《農業基礎知識》。當我向魏技術員出示了景山學校的專用教材後，她感嘆說「政府為什麼要這樣做？」以前她雖然不曾害人，但總是認真響應黨中央號召，給黨支部提意見，組織慶祝黨中央新指示的遊行等等。自從得知了中共壟斷文化教育和實行特權之後，她也像我一樣成了「逍遙派」（這是那時流行的政治術語），躲避黨所指令的政治活動，並且不再相信林彪吹捧毛澤東的話「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一九七八年我考上研究生，離開了工廠。直到我離廠的那年的十三年間我見到魏技術員對於遭受中共專制路線打擊壓制的人都很和藹，尤其是在她得知了北京的特權場所之後。除了徐老師與魏技術員（早已升了工程師）本身的正直與勤于思索不盲從中共宣傳外，我相信他們是瞭解真相後思想更開竅。
寫於2013年9月12日
来源:看中國來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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