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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2013年06月16日訊】突如其來的憲政之爭，既不是新一屆中央全面左轉的信號，也不是左派在毛澤東冥誕120週年之際重奪話語權的標誌，而是高層繼「南周-炎黃春秋事件」之後對自由派妄解中國夢的繼續阻擊，以便在秋季開會之前進一步統一思想：中國夢，只能我解，你不能解；只能我替你做，你不能自己做。擁憲派期待三中全會會深度涉及政治改革，是不現實的。
憲政之爭的實質
之所以下中央不會全面左轉的結論，是因為其身份並未改變，仍然是利益集團的代表。不管左右兩派怎樣解讀聖意，怎樣賣力地把總書記或總書記的父親往自己這邊拉，都是一廂情願。利益集團就是利益集團，它的最高準則是利益，既不是黨章上所宣揚的左派賴以為命的毛澤東思想，也不是憲法上所載明的右派勉強可作依靠的民主自由法條。經濟上開放，政治上封閉，只能強國不能富民，只能專政不能憲政，這就是正路，其它都是邪路或老路。利益集團明白：左轉，龐大的家族利益可能被清算；右轉，不受限制的權力則可能會喪失。
普世派（「邪路」派）的最佳選擇是不參與，讓利益集團（「正路」派）和左派（老路派）自己鼓噪，他們能從理論上將82憲法都否定了才好。其實，對於反憲政這股逆流，即便是擁憲派不上陣反駁，當局也會叫停——利益集團才真正害怕無法無天。如同中美不能為敵不可開戰這樣一個大話題，不用普世派提醒，當局自己都會竭力維護——美國才是利益集團最放心的避風港。這一點，連王立軍都不會犯煳塗。
左右兩派的知識精英，都喜歡到利益集團刻意佈置的話題中去扮演角色，陷入意識形態之爭的泥淖之中。每當高層提及不否毛時，左派便以為聖意要左轉，迅速跟進，鼓噪一通，幻想再舉毛的旗幟。其實，利益集團根本就不敢重返毛時代，只是想利用左派階段性地壓制一下自由派而已。每當高層做出一點改革姿態時，自由派就會鵲起，不惜用溢美之詞把他們往改革神壇上推舉。其實，利益集團不過是想把他們重新拉回到對政改的期待與幻想之中而已。
借右抑左，縱左打右，是利益集團在左右兩派之間走鋼絲的基本策略，迄今是成功的、有效的。未來仍將採取這一策略，在趨勢性變革到來之前這一策略仍將有效。這不僅是由利益集團絕對掌控國家資源所決定的，也是由左右兩派的弱點所決定的——左派的主張脫離當代中國的實際，不知變通，固執地視右派為敵人；右派則從未擺脫對利益集團的幻想，同時又難以消除對左派的鄙視。「走鋼絲策略」自胡時代實行以來，已逾十年，除了實現了當局所追求的維穩目標以外，也帶來了極其嚴重的負面結果。其一，利益集團惡性膨脹，吞噬了整個國家。他們不僅認為自己「盜者有道」，甚至還認為「不盜者無道」，公然要求為全民建立道德檔案，在平民臉上刺字。其二，中產階層慘遭剝奪，構建公民社會更加艱難。其三，政改無法啟動，共識幾近破裂，中右人士集體左轉，動盪因子驟然增加。
深刻認識利益集團
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中國的政局將始終由利益集團所掌控，左右兩派對此都將束手無策。而在同樣長的一段時期內，左右兩派的交集仍然很少，仍然走不到一塊，仍將被利益集團分而治之。2009年12月20日，溫鐵軍在一次講座上說：「中央對付金融危機的辦法是印票子，通過通貨膨脹來轉嫁危機；中國接下來的趨勢會是東亞財閥模式。」聽眾之一的黃文治先生事後撰文分析道：「中共未來走向只能是東亞財閥模式，中國的幾代人，尤其是大學生和中產階層只能當默默無聞的犧牲者，成為轉嫁危機的對象。中國要想構建真正的公民社會很難。」近四年來的社會發展現實表明，溫的預言和黃的分析是切合的。中國的財閥集團已基本成型，顯性的是依附於官家的民營集團，隱性的也是主要的是那些由紅後們掌控的所謂國有集團。
東亞財閥模式最成功的首推日本，其次是韓國、臺灣。犀利公對健康的財閥模式並不排斥。日本的六大財團（三菱、三井、住友、富士、三和、第一勸銀），韓國的五大財閥（三星、現代、SK、LG、樂天），都對戰後各自國家經濟的發展以及國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做出了極大貢獻。然而，中國大陸的情形卻不一樣，存在諸多問題：（1）幾百家紅色權貴的財富是在公有制幌子下竊取的。（2）日韓臺財閥在成長的同時幫助實現了民富，而中國財閥的崛起是以剝奪民眾為代價的，積有民怨。（3）日韓臺在財閥模式的構建過程中，注重公民社會的同步成長，以很小的代價結束了威權統治，最終形成了穩定的民主法治社會。而中國的執政者卻以迅速崛起的財閥勢力為依托，不斷強化威權體制，進一步加劇了官民對立和社會分裂。大陸財閥集團的不健康成長模式，也淫及香港。1997年以前，十大財閥治港，很和諧，而97之後每況愈下，原因就在於港閥也學會了官商一家，特首也學會了特權腐敗。港民稱之為「人民大會堂現象」。
對這個主宰中國命運的利益集團的特殊性，我們的認識還遠遠不夠。
利益集團的主體——各級官僚（新老紅後），有三個特性：（1）信仰上，只信利益，不信馬列毛鄧三科，也不信普世價值。（2）基因上，傳承自紅一代，崇拜實權，忽視人權。普世派常常拿蔣經國、朴槿惠、昂山素姬為例，以此來證明強人的後代也可能皈依普世價值。但他們忽略了一個基本事實，無論是前蘇聯、東歐，還是朝鮮、中國，紅色強人的後代，幡然醒悟者很少。有些紅後甚至在西方接受過較長時期的留學培訓，回國之後照舊走父輩祖輩的老路，極權的誘惑力之大可見一斑。（3）人格上，分裂型，一邊在西方法治國家將自己的子女和財產安排好後路，一邊向國民宣傳西方是罪惡的；一邊宣揚共產黨人沒有自己的利益，一邊拒絕財產公示。近年來還出現了一種很反常的現象，一些紅後，為了維持紅色身份以便於撈取特殊利益，不僅否認毛時代造成上百萬知識精英被殺和數千萬無辜平民的非正常死亡，甚至還否定毛對自己親身父母的極度侮辱和殘酷迫害，轉而站到為毛開脫乃至謳歌的陣營之中，大搞歷史虛無主義，反將帽子扣到歷史覺醒者的頭上。凡此種種，反映出他們在信仰上、基因上以及人格上存在的重大缺陷。依靠這樣的群體來引領中國走上真正的憲政之路，自然是不切實際的。
利益集團的最高代表——執政黨，也有很多特性，集中表現在對待政改這一重大問題上，就是「5+2」條件對它所形成的嚴重制約。前五個條件是榮劍先生提出的，簡述為：（1）改，有可能動搖國本；（2）改，有可能對現有的既得利益集團形成巨大衝擊；（3）改，意味著對重大歷史遺留問題的清算；（4）改，意味著傳統治理模式的重大調整；（5）改，考驗國家統一、民族團結。後兩個條件是筆者提出的：（6）政治的惰性——現體制只要還能維持就不要輕易改變；（7）歷史的慣性——再不堪的體制在中國都有可能存續較長的歲月（由傳統文化和國民性所決定）。
通過對利益集團的主體及其最高代表的分析，對於主動政改的可能性，基本上可以得出否定性結論。排除了政改，中國的轉型還剩下革命和外戰兩途。吳思先生近期發表了兩篇文章（《中國不會爆發革命》、《政改的預測框架》），通過對五級社會危機和八個社會群體的分析，得出未來十年中國不會爆發革命的結論。筆者以為是客觀的。從日韓臺經濟起飛的經驗來看，在過了快速成長期之後，只要還有3%的實際增長率，即可保障供給、穩定社會、抑制革命。對中國而言，還需加上2%的腐敗成本即利益集團準備金，再加上2%的統計水分，則GDP增長率達到5%（干）或7%（濕）即可。未來十年，習李應該做得到。當然，還有一種革命，即執政黨的內鬥，如同左派所定義的薄事件那樣，未來十年也不能排除。執政如同股市坐莊，莊家做局，怕的不是散戶搗亂，而是其他莊家拆臺。想把黨內各個莊家攏到一起，並不容易。基於立威的需要，習從毛那裡尋找一些手段資源也是有可能的，但這不代表向左轉。下連當兵、司令對調、洗澡治病，其實都是毛的發明。
中國特色專制體制的終結，不大可能緣於革命，更不可能依靠經國式自覺；有可能因於利益集團的內訌，也有可能肇啟於一場把控不了的外戰。外戰的可能性不能排除，是我在多篇文章中分析過的，此處不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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