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後，德國被分裂為兩個獨立的國家。如今提到東德，人們就會首先想到「柏林牆」。作為冷戰的著名標誌，這座鋼筋水泥牆修建於1961年，目的是為了阻止東德人大量外逃。但是，許多東德人仍然冒著危險，採用跳樓、乘熱氣球、挖地道、游泳、開車硬闖等方式偷越此牆。二十八年間，共有5043人成功逃入西柏林，3221人被捕，239人死亡，260人受傷。1989年9月，東德各城市爆發示威遊行，人群高喊著「我們就是人民」，這口號很快又轉變成「我們是一個民族」的呼聲。
1989年11月9日，「柏林牆」終於被推翻，全世界人都從電視上目睹了東西德人衝到一起緊緊擁抱、熱淚盈眶的場面。然而，「人民」與「民族」並非像「柏林牆」那樣道德分明。兩德統一後，人們從大量秘密檔案中發現，東德當局為了監視一千七百萬國民，曾僱用了九萬名斯塔西成員（秘密警察）和十七萬五千名線民。在過去幾十年，許多東德人每天都在向斯塔西報告自己親人的一言一行。對於全體東德人，這不啻是一個巨大的道德災難。原來，在有形的「柏林牆」之外，還有一座無形的「柏林牆」，將人心分離開來。
自1953年發生大規模的工人罷工並遭到蘇軍鎮壓後，東德一直保持社會穩定，其經濟在社會主義國家中居於首位。表面上，多數東德人很滿意他們的安全。他們有收入，儘管商店裡東西很少；他們有選舉，儘管投票時警察就守在旁邊。當局總是試圖控制人們的生活，人人必須參加官方組織的各種政治活動。與納粹時期不同的是，從前人們無錢買東西，現在他們無東西可買；從前人們生活在可怕的不安全中，現在他們生活在可怕的安全中。
普通東德人想方設法逃避集體活動，過自己的日子，表面的順從和內心的逃避構成他們的雙重生活。即使是孩子，也能自動從一個角色轉換成另一個角色。東柏林的夜晚是和平、寧靜的，古老的陽台上晾著衣服，小夥子們在街道上衝姑娘吹口哨。但一到天亮，家家戶戶的灰泥屋頂上就顯露出縱橫交叉的電視天線，那是在收看西方的流行音樂。多數知識份子同樣活在這種內心的逃避中，用巴赫的音樂去忘記政治口號。
昂奈克上臺後，曾宣稱「在藝術和文學領域沒有任何禁忌」，作家們可以寫內心生活、犯罪與不幸，人們可以欣賞西方音樂。但好景不長。1976年，歌曲作者沃爾夫·比爾曼在西方旅行時被剝奪公民權，12位知名作家寫了抗議信，100多名知識份子加入簽名，其中就有最具國際影響的作家克里斯塔·沃爾夫。她是德國女性文學的代表，善於描寫「病女人」形象與現實的衝突，展示個人精神生活的災難性結局。因為簽名，她被撤消作協主席團成員職務。從此，東德知識份子更加退入個人的精神生活。
兩德統一後，人們驚愕地發現，沃爾夫也曾充當線人。最初她堅決否認，但當她本人查閱斯塔西有關她的42卷監視報告時，她發現自己多年前曾被兩次約談，並簽下充當線人的協議，代號是「瑪格麗特」，而她自己已經完全忘掉了此事。在自傳體小說《天使之城》中，她對德國歷史中這種個人命運進行了糾結的反思。她不得不問自己：「我怎麼會忘記？」她的遺忘表明，她過去從不認為充當線人是喪失良知的事。事實上，當年東德作協的19位主席團成員中，就有12人是斯塔西的線人。
德國人是一個重視精神生活、熱愛藝術的民族，托馬斯·曼早在1945年就指出，從路德到歌德，德國知識份子從未將政治與社會的責任融入到一個文明人的中心觀念中。在他們看來，個人精神自由與社會政治自由是可以分開的。不關心政治的傳統使他們能夠接受納粹的野蠻，也可以接受斯大林的極權。因此，當捷克、波蘭知識份子採用薩米亞特（地下文學）來抵抗極權時，東德知識份子卻轉向純粹的精神生活，並為了藝術而甘願與當局合作。就像沃爾夫一樣，最終為自己建立了一座「柏林牆」，將自己包圍起來。
東德時期，藝術家們曾將歌德的《浮士德》改編成革命詩劇，浮士德最後成為資本家僱主的化身，梅菲斯特則是資產階級「邪惡生活方式」的代表。曾經有一位西方記者受邀訪問演浮士德的演員，這位演員一邊譴責這種篡改，一邊不斷試探記者的東德朋友是否想去西方。後來朋友告訴記者，這位演員是一個線人。就這樣，歌德原作中的人道場景被極權場景所取代，梅菲斯特仍在做魔鬼的工作，而浮士德則在做斯塔西的工作。
昂奈克曾是修建「柏林牆」的負責人，後來擔任東德最高領導達二十多年。1989年1月他還堅稱，「柏林牆」將會屹立100年。但不到一年，「柏林牆」就坍塌了，昂奈克也下臺了，但那座將人心分裂的無形的「柏林牆」卻會屹立很長時間，推倒它需要德國知識界的深刻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