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員自殺，這陣子又密集起來。1月8日，廣州市公安局副局長祁曉林自縊身亡；1月11日，甘肅武威市涼州區法院副院長張萬雄墜樓身亡；1月14日，湖北隨州市科技局局長王甫友墜落身亡。
其實，我們只是知道這些屬於「非他殺」，但非他人原因造成死亡，並不見得就是自殺。「非他殺」，只是排除死亡由他人造成而已，繩子是自己系的，樓是自己墜的。而自殺，不只需要死亡非他人原因，還需要死亡是個人所作的決定。這幾年不時有官員死在車裡，而且多是一男一女，雙雙裸體，也非他人原因，人們大多認為那是車裡空氣不足，一不小心，死了。「一不小心」，不算自殺。
如果說自縊與上吊意思上還算接近，墜樓與跳樓卻很不相同。墜樓只是說人墜下去了，跳樓卻是人主動墜下去。但說一個人墜樓而亡，並且排除有他人原因，就不僅任何人都無需負責，而且比起跳樓聽起來和緩得多，——畢竟「一不小心」的可能性也是有的。
有的官員「墜樓」前，會留下遺書，但也不說跳樓自殺，而要說成「墜樓身亡」。雖然留了遺書，卻又經常是「不便公開」，好像官員為何而死，不是一件與公眾相幹的事情，他為什麼要自殺身亡，不必有下文，反正大家知道他是死了，這就夠了。
也不是一點原因也不說。近幾年，官員自殺，往往說是抑鬱。廣州公安局副局長祁曉林抑鬱，陝西榆林市司法局局長張引勝抑鬱，遼寧省農村信用社主任袁衛亮抑鬱。
去年12月11日，海口市人大副主任陳瓊玻墜樓身亡，3天後官方解釋是：經公安部門勘查確認，排除他殺；紀檢和檢察部門沒有發現和收到有關陳瓊玻不良行為的反映。報導則稱「據知情人士介紹，陳瓊玻身體狀況不太好，一直飽受膝蓋病痛的折磨，近期剛剛做完兩次手術，對其身心都造成了一定的影響，可能有些抑鬱」。這個解釋，可謂環環相扣。排除他殺，死責在己；沒有發現和收到過不良行為反映，組織上也沒有施加什麼壓力，再次強調自殺屬於個人原因。原因是什麼呢，「可能有些抑鬱」。
抑鬱、抑鬱症狀、抑鬱傾向，乃至只是「可能有些抑鬱」，都可以作為官員自殺的最後原因。抑鬱是怎樣造成的，抑鬱要達到怎樣程度才會自殺，抑鬱自殺的官員死前有過醫學診斷還是事後臨時被定性為抑鬱，事後的定性又是否由醫生做出？從來不會有交待，模模糊糊地「抑鬱」二字，就可以把他給打發了。
一個官員抑鬱到了要跳樓的程度，為何沒有辭職，沒有病休，甚至沒有去看過醫生？他的抑鬱症狀是否被發現，是否有人過問？抑鬱是否影響其履行職務，是否影響了他處理公務的效果？暫且相信自殺官員確屬抑鬱，但抑鬱到已經崩潰的官員，還在繼續上班，可以說既不合乎人道，也不利於公共事務辦理，又豈能不追問官員管理的問題。
抑鬱嚴重影響人的情緒、自我評價和行動效率，因而一定會造成人際關係的變化，影響工作。官員抑鬱了，周圍的人與他相處是照顧病人還是正常工作，他自己的行為是病理行為還是正常辦公？
如果說官員抑鬱並不影響其人際關係和工作效率，那豈不是說中國的官員產生了心理和精神症狀，相關公務系統也完全不受影響，這是中國的公務系統有特殊的「抗病能力」，還是中國的公務系統有特殊的服侍官員的能力？如果說官員抑鬱了可以正常上班，是因為要關懷官員，即使大家都去照顧病人、公務辦得低效一些也在所不惜，那豈不是說中國的公務系統原本無須負責於公眾，無須在意向公眾提供了怎樣的服務，而只要把官員愛護好？而事實上，官員抑鬱了，「有抑鬱症狀」，最後在職位上自殺，「愛護」的效果又怎樣呢？
有人曾經說，官員抑鬱自殺，說明做官壓力大，必須重視官員的心理輔導。從「官員也是人」的角度來說，這大概也是有道理的。然而，出任官員，擔當職務，本應有足以承擔工作的身心條件。如果官員本身不具備工作抗壓能力，他何以被選任？如果人們時常要顧及官員是否抑鬱，是否接近崩潰，那又怎麼好對他進行督責，誰督責過嚴，豈不是有傷善待病人的基本道德？
當然，這些問題都是建立在自殺官員真抑鬱了的前提之上。而官員自殺真是抑鬱所致，還是抑鬱拿來作瞭解釋自殺的方便原因，我們還不瞭解。需要破解的是，即使抑鬱，官員自殺仍須徹查，選任過程仍須負責，抑鬱有抑鬱要追究的問題，這才可能使自殺官員的「抑鬱」變得真實起來。寧可抑鬱死，也不病休或辭職，官位怎麼如此變態？抑鬱而死的官員是真抑鬱還是假抑鬱，主動死還是被迫死，自殺死還是他殺死；抑鬱是否成了筐？一稱抑鬱，死了就百事消滅，無須再向公眾說什麼，這種做法如果暢通無阻，「抑鬱自殺」的官員一定會越來越多。
2013-1-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