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地目前正在掀起造城熱，據悉，湖北十堰正計畫「削山要地」建86平方公里的新城。據規劃，在「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間，十堰「向山要地」15萬畝(相當於100平方公里)。官員稱建造新城成本將超過千億元規模。當地居民則擔憂生態惡化，「野蠻的開山必會付出慘痛的生態代價」。
向山要地造城只是反映了中國當前城鎮化推進過程中一個縮影。基於中國建設用地少的約束條件，這些年來各地出現了填湖造城、圍水造樓和削山造城的瘋狂舉動。這樣的瘋狂帶了兩種顯而易見的惡果：
其一是每到暴雨季節，城市由於路面硬化和大量湖水被填平，導致多個大城市內澇。連江南湖泊眾多的城市，也因此內澇不斷。
其二是自然災害頻發，導致很多城市人財兩空，比如很多城市建立在山坡或者山腳下，極易發生泥石流災害，一旦發生了這種災難性自然事件，就會造成巨大的損失。
然而，這種教訓並沒有被吸取，在追逐政績與追逐利潤雙重邏輯的支配下，各地依然掀起了如此悖逆自然之道的熱潮。
筆者多次強調，中國城鎮化推進，不能只看其收益，而不看其損失。當前很多地方推進的城鎮化，還是粗放式的城鎮化。有的農村為了製造城鎮化的需求，竟然將許多村莊合併起來，趕農民上樓，這種非自發性的城鎮化風險很大，弊端很多。
其中一個最大的弊端是，這種城鎮化不僅會帶來經濟風險，還會帶來生態災難和社會危機。因為這樣的城鎮化，只是表面上的城鎮化，是依靠權力強行推進的城鎮化，大量的農民市民化之後，其工作和生活方式將發生重大的改變，由於不是內生性的發展，很多農民市民化之後就變成了無業者，一方面增加了國家的福利支出，一方面又增加了社會風險。
然而，中國城鎮化制約又在制度層面，如果制度層面沒能及時釋放出正能量，一旦這些正能量得不到釋放，很容易出現問題。
談及城鎮化的制度約束，主要有兩個：第一個就是農民工的合法性與合理性身份的問題。資料顯示，中國現有城市化率的統計口徑，包括了1.45億左右在城市生活6個月以上，但沒享受到和城市居民等同的公共福利和政治權利待遇的農民工，也包括約1.4億在鎮區生活但從事務農的農業戶籍人口，這些並沒有真正轉變身份的人口約佔城鎮總人口的一半。
這實質上談及的是農民工的市民化制度障礙問題，這個問題在我們看來，如果能夠正確引導農民工市民化，會製造更多的需求，從而牽引中國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
現代農民工有一個本質性的特徵,就是工作與身份的分離。農村人不把他們當作農民，他們大部分人職業已經不再從事農業，而城裡人不把他們當作市民，因為他們沒有合法性的市民身份。農民工這個詞本來就是一個過渡狀態，他們自稱「兩棲人」或者「候鳥」，每到春節，中國式最大遷徙就會湧現。
事實上，大量的農民工集聚地是在發達城市，這一點造成了推進城鎮化的難度，不可能所有的農民工都能在發達城市安家落戶，西部和中部地區很多城市由於缺乏必要的工作機會，農民工無法安居於此，大量城鎮出現了房屋空置現象，這也是中小城鎮房地產市場將會出現很大風險的內在依據。
要想解決這樣的狀態，從全國經濟發展平衡角度和經濟安全形度來解決這個問題是一項基本的策略。在這樣的基本策略下，中國城鎮化才會釋放出正能量。
第二個問題就是城鎮化最重要的制約條件在於城鎮化的土地稀缺問題。實際上，中國土地並不稀缺，這裡面主要制度層面的因素制約了土地供應。這也傳遞到房地產領域，甚至出現了麵粉貴過麵包的現象。
地方政府在土地市場佔據一個中介性位置，一方面給原有土地使用者補償較少，採取非市場化手段運作，另一方面則是通過市場化拍賣形式高價拍賣土地，因為地方土地指標是被嚴格約束的，地價越來越高。
這其實是非常不利於發展城鎮化的，因為地價抬高也會抬高當地的生產成本和生活成本，使得人們無法安居於此，企業無法生產，最終導致城鎮化進程歇火，缺乏動力機制。
大規模的填湖造城、圍水造樓和削山造城運動，將會給中國新型城鎮化的推進位造巨大的風險，也會將中國拖入高風險社會，這一點可能是我們必須面對的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