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第一次是在1966年冬天的一個晚上，維世帶頭巾，穿大衣，急匆匆來到。她跟我說她成了反動藝術權威了，每天都在刷碗刷盤子洗廁所。主要的，她跟我說：「六姨呀，江青怎麼能出來參政了呢？她出來對大家非常不利，我知道她在上海的事兒太多了，而且她知道我討厭她。她非整我不行，我知道她的事兒太多了。」
1966年孫維世坦言知道江青太多事肯定會整她
她讓我燒掉了江青送的照片
一晃十幾年忙碌過去，家人團聚，親友往來，一如既往。可是突然之間，「文革」驟至。誰都不會想到，維世的生命旅程，即將終結。
我清楚地記得我和維世的最後三次見面。地點都是在北京我的家裡，時間都是在「文革」開始不久，都是晚上。
第一次是在1966年冬天的一個晚上，維世帶頭巾，穿大衣，急匆匆來到。她跟我說她成了反動藝術權威了，每天都在刷碗刷盤子洗廁所。主要的，她跟我說：「六姨呀，江青怎麼能出來參政了呢？她出來對大家非常不利，我知道她在上海的事兒太多了，而且她知道我討厭她。她非整我不行，我知道她的事兒太多了。」我們聊了很多當時「文革」的形勢，還有江青過去的事情。
那段時間，我的兩個小兒子學校沒事兒，愛在家裡玩剪紙，自己把一些畫兒和毛主席的照片設計成剪紙圖案，再剪出來，弄得挺好的。維世在我那兒聊天，偶爾看到了那些剪紙，可喜歡了。她很高興她的小弟弟們有這樣小小的創造性，樂呵呵地欣賞了半天。
第二次，一天黃昏時分，維世偷偷來找我，進門說她噎被軟禁了，天天有人監視她，她是秘密地溜出來的。一坐下，她就告訴我，哥哥死了。
孫泱死了？我大驚。她說：「他們說哥哥是自殺，我不信，得搞清楚這件事。」她很難過。我們談孫泱，談他的家人孩子，都覺得他那樣樂觀的人，不可能自殺。我們想起來小時候寧世帶著我們一起淘氣，難過極了。然後我們一起還是說江青。她問我：「六姨你還保存著江青在上海的照片嗎？」我說：「就是在東方話劇社，她一塊兒送給咱們一人一張的那個？簽著‘藍萍’的？還在呀。」維世說：「就是那個。六姨，你趕快燒了吧。要不萬一查出來，恐怕就是反革命了，鬧不好有殺身之禍呢。現在她們一手遮天，說什麼是什麼，咱們不能讓她們抓著把柄。」我理解她的話，也相信她的話——儘管我還以為毛主席會管著江青，不讓江青胡來的。維世走後，我就把江青那張照片燒掉了。我知道維世需要有人聊天，需要有信得過的人傾訴。聊一聊，心情會好些。
第三次，也就是最後一次，是在一個寒冷的冬夜，維世敲開了我的家門。她帶著帽子，帽檐壓得很低，大圍巾在脖子上圍得很高。我的孩子們平時都叫她「蘭姐」，這次，她只是對問候她的表弟妹點頭笑笑而已，就進到我屋裡。掩上門，她把帽子掀開一點兒讓我看。我大吃一驚：她的頭髮噎被剃光了。給女人剃光頭，是「文革」初期一種革命暴力方式。看到她的樣子，我心疼極了。維世是個多漂亮的人呀！怎麼能被弄成這個樣子？維世告訴我：「六姨，金山噎被抓起來了。」我說：「啊？那你可千萬當心。你就一個人怎麼辦呀？他們會不會抓你？」她說：「六姨放心，我沒事兒！」我說：「江青可別不放過你。還有那個葉群。」她說：「她們不會把我怎麼樣。她江青能抓我什麼呀？我沒有任何把柄讓她抓！」維世憤憤地說：「他們讓我說總理的情況，想從我這兒搞總理。總理（的事兒）我有什麼可說的？我能說什麼？我又不會胡編亂咬！我看不出總理有問題！」她非常自信，相信自己沒有能被人家整的問題。維世說：「搞總理，就是想把主席身邊的人都打倒，她們好為所欲為！」我說：「她們是想‘清君側’。」那時候，我們都以為是「清君側」，不知道是「殺功臣」。我和維世還議論說，江青在毛主席身邊這麼多年了，毛主席應該把她教育改造好了吧？不至於太壞了吧？
維世告訴我的那些事情，使我想到戲劇故事中的亂臣賊子，對一哄而起的「文革」，憂心忡忡；對維世的處境，提心吊膽——那時候好多人在非正常死亡。但她的自信又讓我心緒稍安，而且我覺得，有周總理、鄧大姐在，維世起碼能有生命安全。臨告別時，維世說：「六姨你也小心，咱們家的人都得小心。現在斗的斗抓的抓，能說話的人不多了，我總會有機會再溜到六姨這兒來的。」
可是，那以後，她再也沒來過我家。因為周總理、鄧大姐也保不了她了。她為孫泱之死和金山被捕鳴不平，發出了五封申訴信，分別發給毛澤東、林彪、周恩來、康生、江青。沒想到，孫泱、金山的事兒沒人理，維世自己也被抓起來了。最後見面那次，我看著她美麗而又自強的面容，聽著她憤憤而又自信的話語，對她的前程也有些許樂觀。我沒有去設想殘酷的明天，更沒有去想像悲慘的結局。我想，維世聰明，她一定能溜出來，能悄悄地再來找我。我們倆從小就一塊兒溜出過學堂。她一定能平安，一定能來的。
誰料，今生今世，我們再沒見面！
来源:《我這九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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