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中國人生活的空間離真實有多遠?李長春的話離真實有多遠?這個大家對諾貝爾文學獎評獎委員會委員們不滿，和中國人日常想像的情況差距有多大? 然後大家對莫言的同事們的這些態度看出來它離文明有多遠?
欄目嘉賓:程曉農
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莫言獲得2012年的諾貝爾文學獎之後，各方反應大不相同。大陸官方高調熱捧，認為莫言獲獎是國際社會對中國政治文化的接納和認同，是中國國力提升的表現。而民間則對莫言獲獎持批評態度，認為諾貝爾文學獎評獎委員會將諾貝爾文學獎頒發給了不該接受的人。莫言本人則對獲獎表示憂心仲仲，壓力很大。今天的中國觀察節目我們就請本欄目嘉賓，著名經濟學家、中國問題專家程曉農先生來分析一下這不同反應背後的原因。
主持人：程老師您好!
程曉農：主持人好，聽眾朋友好!
主持人：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莫言獲得2012年的諾貝爾文學獎之後，大陸官方高調熱捧，官方的所有各大網站都開設了專欄，報導和評論此事，將莫言獲獎與中國文學得到世界認同、文藝復興等聯繫在一起。中共負責文宣的政治局常委李長春11日在致信中國作家協會時說，「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既是中國文學繁榮進步的體現，也是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不斷提升的體現。」 您怎麼看李長春的這番話?獲一個獎就能提升中國的國力嗎?就能表示是國際社會對中國政治文化的接納和認同嗎?
程曉農：我看到了李長春的這番表態感到很可笑。中央政治局的常委主管宣傳工作的，這位同志是如此的無知，他好像事先完全不知道諾貝爾文學獎的評獎情況。文化部還有中國作協似乎也沒有向他匯報有關情況，以至於這位政治局常委說出來的話令人覺得，如果不說噴飯的話，也讓人覺得忍俊不禁。
為什麼這麼說呢?首先他認為莫言的小說獲獎，是中國得到世界文學界承認，這個說法本身就極其荒謬。因為他這個話裡有一個潛在的前提，那就是諾貝爾文學獎評選委員會代表著世界文學界。我覺得這位李長春同志可能大概從來不讀書，他大概也沒看過什麼文學作品，他可能只看人民日報了。其實，頒發諾貝爾文學獎的只是瑞典這個小國的一個文學評論機構。誰能夠說瑞典的這個文學評論機構代表世界文學界呢?
我昨天在德國之聲網站上我就看到了德國一位漢學家叫顧彬，他就明確的批評諾貝爾文學獎委員會，說他們頒發的諾貝爾文學獎經常會頒發給不該接受的人。雖然他沒有點名說莫言不應該得獎，但是，他批評了諾貝爾文學獎委員會。這位顧彬先生也是德國的一位有名的漢學家，所以，我們不能說這位顧彬先生的看法不代表國際漢學界的看法，就是他也是看法中的一種。那麼這個時候我們就會發現，原來諾貝爾文學獎評選委員會其實只能代表他們自己。這世界上就不存在一個能夠代表全世界文學界的一個權威機構，來對世界各國的文學作品做出很高的評價或者給予貶損。實際上不存在這樣的機構。
也就是說瑞典這個諾貝爾文學獎評選委員會代表的是只是他們自己的看法，那麼，他們這個機構有多少人?這機構有多大的廣泛性?這一點其實也是值得討論一下的。這樣我們就可以知道諾貝爾文學獎本身是怎麼回事。
諾貝爾文學獎是由諾貝爾文學獎的評選委員會頒發的。而這個委員會是由瑞典的文學院組成的。瑞典文學院是瑞典的一個很小的文學評論家們組成的一個小小的機構。這個機構一共有多少人呢?十八個人。這十八位只是瑞典的文學界的人士。我們知道瑞典是一個不太大的國家。一個不太大的國家通常不會有很多，很大的一個文學評論圈。
那麼進一步去看，這個瑞典文學院他們關注的世界各國的文學作品多達四、五十種語言。也就是說，這十八個人的興趣是非常廣泛的。他們可以考慮閱讀評論的作品，可以來自於4、50種語言的。那麼是不是這十八位文學評論家都是一個人能讀二、三十種語言呢?實際上不是，因為他們實際上主要是以瑞典語為主的。其中大概有相當一部分可以讀德文，有一部分人能讀法文。當然英文很多人大概也可以讀。但我相信能懂中文的，在這個圈子裡，頂多一個倒兩個。而且也只能是初步的閱讀，不見得能用中文寫信。那麼這樣的話，這種中文程度通常他是不能夠充分理解中文作品本身豐富的文學意涵的。
這種情況下，瑞典文學院當他評價的時候，他很大程度上要藉助於翻譯作品。就是如果有一部外國文學作品譯成了英文，如果最好也能譯成瑞典文，那麼，這樣的話，就會方便評論委員會的人閱讀。如果你只是英文、法文、德文這幾個通行的語種之外的文學作品，而把文學作品的原著，以他的母語寫做的作品，拿給他們，他們基本上讀不了。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知道，其實很大程度上，哪一部作品能夠獲獎，取決於這部作品本身能不能夠翻譯出來，翻譯的譯者有多高的水平對中文著作或者是其它語種的文學作品的理解程度達到什麼狀態這是非常關鍵的。迄今為止，在瑞典大概一共翻譯過二十部左右的中國作家的作品。其中有一位叫虹影的作家，那是中國的一個女作家，專門以寫情色小說著名的。還有莫言有三部小說被翻譯成瑞典文了。此外，像余華的作品還有其它一些作家的作品也有被翻譯過，所以加在一起共有二十部。
我們知道，在西方國家如果一個譯者想翻譯一部外國的文學作品，她首先需要考慮讀者的興趣，不是中國的讀者，而是瑞典的讀者。那麼，現在國際社會讀者們的興趣是什麼?不光是瑞典的讀者，其它國家讀者興趣是什麼?其實，從瑞典文學院給出來的對莫言小說的評語已經看出來了，他們用了一個比較優雅的詞叫做：魔幻現實主義。意思是說，莫言的小說在相當程度上採用了以前的一些幻想，還有動物擬人化等等方法，來介紹中國的一些問題和情況。
這個說法說的比較委婉，用的是文學評論的術語，一般人不一定很懂什麼是‘魔幻現實主義’。其實，國內的人如果看過莫言的小說應該知道，比方講，他的好幾部小說，除了《檀香刑》那部是講劊子手殺人的，那是血淋淋的。還有一部是談《生死疲勞》，他講的是一個地主被斗死了以後怎麼投胎成了驢子，成了其它動物。然後從動物的眼裡來看人民公社、看土改，看大躍進等等。這個寫法可以把它說成是叫做荒誕不經。因為莫言他並不願意用人的眼光去評價和描述中國歷史上發生過的事。因為那樣的話就變成白描了，而且黨也不容忍。於是他就改用動物，所以這頭驢子就以擬人化的角色出來。比方講，當它被縣長騎過一回以後它覺得很光榮，因為領導騎過它了，為縣長服務了。像這樣的話，中國人一看就明白這是什麼意思。
當然我也很奇怪的中宣部沒看明白，包括如果李長春同志讀了他也沒讀明白，因為他們就有這麼一點水平。但是不管怎樣，這部小說不是所謂比較直接認真的嚴肅的描述現實過程的作品。它和余華那個《活著》那部小說相比，余華那個是屬於比較嚴肅的直接的描述，人在文革的時候是怎麼卑微的活著。後來改編成電影了，很多人也看了。但是，莫言的作品好像很難改編成影視作品。因為它不是荒誕不經就是血淋淋。那麼為什麼這樣的作品反而在國外能夠有機會翻譯成其它語種。比方莫言小說，美國有一位英文的譯者非常敢興趣，已經幫他翻譯多本了。這裡是中國的讀者和聽眾可能很少瞭解的，就是對西方而言，現在的書籍的出版已經在網際網路時代大大受到了遏制。所以現在書籍對很多人而言已經不是獲取知識的唯一管道。因為通過網際網路，可以很方便獲得各種知識。那麼，書籍成了什麼用處呢?多數人買書，是為了在廁所裡，在枕頭邊，還有比方講在公共汽車上或者地鐵裡打法無聊時間用的。那麼，這時候什麼樣的作品最受讀者歡迎，大概有幾類。一類是本國的所謂的偵探小說，特別是稀奇古怪的檔案小說，因為這些小說永遠吸引人。中國有個雜誌叫《譯林》，它就是經常把世界各國的偵探小說譯過來，然後介紹給中國讀者，中國讀者同樣也喜歡。
另外一類小說特別受到歐洲讀者的歡迎，就是對歐洲讀者來講，他們很喜歡一些介紹東方或者發展中國家的一些個帶有很強的民族特色，而又多少荒誕不經，還有稀奇古怪的一些事。這是他們比較歡迎的。當然如果小說裡面再帶上情色，帶上殺人或者諷刺、挖苦、調侃這些都是他們很喜歡的。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可以發現，西方讀者把它作為一種娛樂手段，在歡迎這些文學作品。那麼，相反的，很嚴肅的文學作品不見得很受歡迎。
比方講中國的傷痕文學，在中國人看來很嚴肅，裡麵包含著很深的話題。比方講，文革該不該?共產黨到底錯沒錯?應該對共產黨原諒它犯了文革的錯誤還是不應該呀?像這樣大的話題在傷痕文學裡反覆的探討，但是這種話題通常是西方的讀者並不太感興趣的。因為他們體會不了中國人經歷過文革以後那種非常悲痛的心情，那種生活對他們來講太陌生了，而且對他們來講也不具備多少刺激性。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就可以知道，什麼樣的作品能夠受到西方讀者的歡迎，它是有一些特定條件的。不是中國作家寫給中國人看的作品，西方讀者都一定喜歡看。那麼，西方讀者不喜歡看的作品，他就有可能找不到翻譯者，沒有人翻譯這本書也就沒辦法到諾貝爾文學獎評獎委員會裡得到評獎。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知道它有很多偶然性。
而且講到現在我們才回到一開始講到的一點，就是瑞典文學院是瑞典的一個十八個人組成的機構，都是瑞典人，沒有外國人。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它代表的是瑞典文學評論，外國文學評論圈的一些觀點，它甚至不代表隔壁另外國家挪威的，更代表不了德國的。我剛才也提到過，莫言獲獎以後，德國的漢學家馬上就提出批評，而且指責諾貝爾文學獎委員會經常把獎發給不該接受的人。那麼也同時說還有很多該接受的人沒拿到。
這個時候，我們就會發現，其實諾貝爾文學獎的頒發者瑞典文學院，它只代表它自己，代表他十八個人。如果用李長春這位官員的話來看的話，把十八個瑞典人的觀點說成是世界文學界對中國文學的評價，這個好像有點過於牽強和無知了。十八個瑞典人的觀點，就是他們自己的觀點，連隔壁國家都代表不了，更不要說代表整個歐洲，也更談不上代表其它國家。這也就是為什麼諾貝爾文學獎頒發以後，它在西方國家的媒體上根本就沒構成一條新聞。因為對很多國家而言，諾貝爾文學獎的頒發只是瑞典發生的一件事情，它並不是世界性新聞，也不具有世界性新聞價值。就是我剛才談到的是瑞典文學院的一批人的看法。他們喜歡某些文學作品，所以把獎頒發給他們喜歡的作者。
這樣的話，我們就可以知道，這十八位瑞典的文學評論者，他們喜歡一些作品，這是作為文學評論者而言這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它和中國的綜合國力有關係嗎?
我們知道，從事文學行業，特別是文學評論行業的人通常不太關心國際政治，或者說他們也不是政治經濟社會這些問題的專家，很多問題他們也不懂。既然他們不懂，又怎麼指望他們去瞭解中國的綜合國力到底是什麼樣呢?是上升了?還是下降了?我相信如果現在舉行一次訪談，請這十八位先生談談他們對中國綜合國力的瞭解，我相信回答一定會讓人啼笑皆非。因為，他們只不過是文學評論家。你讓他評小說、詩歌也許他還能說出點兒一、二、三、四，而且他也不熟悉世界各國的詩歌小說，他可能最熟悉的還是瑞典本身。這就好比說，我們把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的一個研究員拉出來，或者是中國任何一個大學中文系的老師拉來，說你給我談談看，中國綜合國力多少年來它的演變標準，然後它和其它世界各國綜合國力怎麼比較，我相信這位老師只好敗下陣來，因為他一竅不通，那不是他的行當。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不應該把瑞典文學院對中國的一個文學作品的評獎看作是有什麼深刻、偉大、深遠意義的東西，它就是一個文學界的事件。
主持人：儘管莫言獲獎得到了官方的熱炒，但在民間卻頗有爭議。在莫言獲獎之後，各路媒體挖出了他以前很多鮮為人知的事情：比如，他曾寫詩贊同薄熙來重慶的唱紅打黑;還有他不僅參與抄寫毛澤東的《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而且獲獎後被問起還表示不後悔;獲獎後呼籲釋放希望中共改良的劉曉波，而不提由於完全拋棄中共體制而被中共完全封閉的、諾貝爾文學獎2000年的得主高行健。中國許多人權活動家認為，莫言不配獲獎。外界則質疑他這次獲獎背後一定有共產黨的支持，因為莫言獲獎，對中共十八大有沖喜之效。您對此有何看法?
程曉農：如果說中共十八大召開之際，有諾貝爾文學獎的這塊獎牌，共產黨是毫不猶豫的就把他接到手裡了。所以這塊獎牌現在首先是屬於黨的，而不是屬於莫言先生。這也是為什麼中國各大媒體爭先報導，共產黨現在確實需要一些外界的掌聲，那麼這塊獎牌儘管我剛才提到了它不過是文學界的一次活動。但是，對共產黨來講仍然很稀缺。因為它現在在國際社會相當孤立，它對中國老百姓人權的侵害在國際社會是經常遭到嚴厲的指責。這種情況下，難得有一點好消息，這一點黨是捨不得扔在一邊的，一定會拿來大做文章。而且它一定會誇大其辭的，把這個獎的價值大大的抬高，因為如果把這個獎的實際情況說明白了，它也不過是十八位瑞典人給他們喜歡的作品發了點獎而已。那麼，我覺得共產黨的歡喜就多少有點要打折扣。聽起來很可惜啊。他們正笑容滿面的為自己，等於是莫言在幫黨往臉上貼金呢。儘管這不是莫言自己願意的事，也不是他想這麼做的，但是，黨是毫不猶豫的做了。
其實，還有一件事，瑞典為什麼會有這個諾貝爾獎，很多人可能在看它的時候不太關注諾貝爾獎的來歷。如果知道它的來歷，也就會知道其實也確實不應該把它看得太高。原因在哪呢?之所以會有諾貝爾獎，就是諾貝爾這個人本身是瑞典的一個可以說是科學家，他早年生活在俄羅斯的聖彼得堡，因為那個時候的瑞典比俄羅斯落後，所以他去了聖彼得堡，然後從聖彼得堡回到了瑞典。他的一生當中最大的成就就是他研究出了製造炸藥的化學成分，因此獲得了大量的專利，有很高的專利收入，因為一百幾十個國家都需要他的研究成果。為什麼呢?因為那是造炸藥的。換句話講，哪個國家想殺人就得找他。那麼，同樣的對諾貝爾先生來說，他雖然是通過這方面的專利獲得了很高的收益，但是他內心其實也有很多內疚。因為他很清楚的知道，他的財產，他的收入也不太經得起道德方面的責問，因為我剛才提到了，這可都是拿別人的命換來的錢。那炸藥如果殺不死人，那誰也不願意買這個專利了。只有他殺死人了專利才會很受歡迎，但與此同時也就是說有人送了命。所以，諾貝爾先生在他去世之前做了一些安排，希望能夠把他的財產捐來用作科學研究，也包括和平獎，這個就是諾貝爾獎的由來。實際上，我們坦率的講，它是諾貝爾先生為自己的科學發明成果被用做屠殺目的的一種個人的救贖行動。所以說，它不是什麼人類高尚的，為了普世價值，為了人權，為了世界偉大的目標而設立的，那是諾貝爾先生為他自己設立的。但是，它客觀上有一些效果，但並不等於說，設了諾貝爾獎之後，這個諾貝爾獎的頒發每一年就必定是具有什麼樣的偉大意義或者是什麼崇高的價值。是中國官方喜歡在一些事情上賦予大量的宣傳，所以，很自然它們把諾貝爾獎也給宣傳了。按照共產黨的思維，加進了很多偉大的意義。剛才提到的李長春的說法就是這麼一個很典型的模式，其實，它是個很平常的文學獎項。背景就是我剛才談到的情況，它既和中國的綜合國力沒有任何關係，它也不是什麼世界各國一致公認的一項成就標準。
在中國大家對諾貝爾獎的價值看得非常之重，在其它國家大家是有不同看法的。當然，對發展中國家來講，因為不存在一個世界範圍的統一的文學評獎活動，所以，這項獎項就成為了一個不可替代的對發展中國家文學作品的一個評獎。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它在發展中國家確實意義很大，但是，它在歐美國家文學獎的作用，其實各人有各人的理解，也各說各話。它也代表不了別人。而且，我相信諾貝爾文學獎委員會的成員從來不會聲稱他們代表全世界，如果那樣講的話，可能會被嘲笑。
主持人：如您所說，中國人普遍對諾貝爾獎存在著一種神聖和神秘的感覺。認為諾貝爾獎就是以追求普世價值，弘揚人權民主理念為首要目的來考量的。但是，自從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和如今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後，人們開始感到失望。比如說這次莫言獲獎，有人就指出，把諾貝爾文學頒發給一個受極權政府吹捧的作家，評委會的委員們頭腦一定是發昏了，毀滅諾貝爾文學獎大概就在此一舉。您對這個有何看法?
程曉農：剛才我談到諾貝爾獎評獎委員會成員的情況，其實裡面暗含了一個意思。就是這些評獎委員們他們是瑞典文學界的文學評論圈的成員，他們個人對於其它國家文學作品的理解決定了他們喜歡哪些作品，願意頒發給誰。他們不代表任何人，他既不代表瑞典政府，也不代表瑞典人民，瑞典人民也沒投票選他們。他們的評獎過程，評獎的理由也用不著對瑞典人民公開，也不用對全世界公開，所以我們也不用去問，為什麼你評張三不評李四，憑什麼你給他不給另外一個人。就是這裡沒有什麼為什麼。原因是就他們自己開會討論，他們覺得我們喜歡這個人，完了。這就好比說中國也有很多文學獎項，但如果不是官辦的，而是民辦的。那麼很自然的，他找來幾個評委，這幾個評委愛評給誰就評給誰了。這裡面沒有什麼評委必須要對國際社會負責，要對全體人民負責，沒有那麼高的背景。
至於中國的很多人，特別是對中國政府持批評態度的人感到失望。我覺得這裡面可能也同樣是對瑞典文學院的歷史和他們歷年頒發諾貝爾和平獎的歷史缺乏瞭解。我查了一下，從一九六五年開始到現在，瑞典文學院從來是不排斥對共產黨國家和民主國家共產黨員的作品獲獎的。可以這樣講，從一九六五年到現在，四十年來當中，平均每七年一次，諾貝爾文學獎委員會會給一位共產黨員作家頒獎。第一位獲獎的是蘇聯的肖洛霍夫，時間是一九六五年，獲獎的作品是他那部《靜靜的頓河》。為此，肖洛霍夫同志多年連續擔任蘇共中央委員，蘇聯的作家協會書記。他在政府內的職務和莫言同志相近，一個是作協主席，一個是作協書記，都差不多的。也就是說，一九六五年的時候，諾貝爾文學獎委員會就已經給一個專制的共產黨極權國家的文化官僚發獎了。那麼此後，還給波蘭的，一九九零年代給原來共產黨時代，在波蘭管理一個文學刊物的一個波蘭女作家也發過獎，她也是一位波蘭共產黨員。而且她並不批評共產黨，相反她幫助共產黨，在波蘭統治管理文化工作，是黨的文化幹部。
所以，一共從六五年到現在，諾貝爾文學獎獲獎者當中有七位是共產黨員。我們都知道，在民主國家或者是其它發展中國家，共產黨員在社會上人口中的比例是小的又小了。比方我知道，美國還存在一個共產黨，總人數可能不超過一百人，也就是說在美國將近三億人口當中，共產黨員只有百把人。在歐洲，雖然共產黨可能還有一點影響力，比如像法國共產黨，黨員人數也比美國多一點，但是絕對按人口比例達不到七分之一。也就是說，按作家的比例來講，共產黨員作家在世界各國作家的總人數當中也絕不可能達到七分之一，可能七十分之一都不到。那麼這時候，拿這個比例我們就會看到，諾貝爾文學獎委員會的歷屆評選委員當中，看起來他們還是蠻喜歡共產黨員作家，因為他們受獎的比例顯然高出了共產黨員作家在全體世界各國作家總人數當中的比例。就是我們如果把中國、蘇聯，還有東歐這些共產黨國家的作家放在一邊，因為這些國家的作家如果他要想混下去，他多半得和黨合作，所以，莫言在中國的處境也沒有什麼意外的。
現在問題是，為什麼會有那麼多共產黨員諾貝爾文學獎獲獎者，真的說非共產黨員的作家都不如這幾位共產黨員嗎?我不是文學評論家，我也沒讀過世界五花八門的文學作品，也讀不了那麼多。但是，我對這個現象是有點懷疑的。就是說，我不認為真的有那麼多共產黨員作家就值得獲獎，那麼只能說評委們對這一類的作家有一些他們自己的偏好。或者說他們經常會對這樣的作家表示唸唸不忘。當然，因為瑞典是一個民主國家，評委們有他自己的偏好，包括政治立場的偏好，比方講，他願意投票，投某個黨。這是他們自己的事情，誰也無法過問，也不能干預。那麼，在評文學獎的過程中，這種偏好也不可避免的會帶進他們的評審傾向當中去。
所以，考慮到這一層，我覺得其實應該反思的不是瑞典人，不是諾貝爾文學院的人，而是中國人。就是為什麼中國人要對瑞典的幾個文學評論家有那麼高的期待呢?現在看來，很多人是對瑞典文學院的批評，對莫言獲獎的批評，反映了一種他們對瑞典諾貝爾文學獎評獎委員會的失望。其實，我在想的是，如果說大家多瞭解點情況，那麼從一開始也許就沒有這個希望，不抱有不切實際的希望自然也不會有太大的失望。
主持人：莫言獲獎後在接受媒體採訪時他表示，憂心仲仲，壓力很大。一個在受政府這麼吹捧，剛剛獲得大獎的一個作家，為何會表現出這樣的一個心態呢?
程曉農：這是很有趣的事情，確實莫言接受採訪時說了這番話。首先我覺得，只有他自己獲獎這件事本身而言，如果就文學談文學，談不上該不該獲獎的問題。就是他得獎了，有人喜歡他作品，正好這些人能夠擁有頒發諾貝爾文學獎的權力，那麼他們最後決定頒發給莫言了，這沒有什麼可指責的。至於莫言的作品好不好，個人有個人看法。我們都知道，文學評論和科學研究不是一回事，它沒有客觀標準，它本身就是一個主觀的，帶有個人情境想像的一種活動。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從文學評論的角度講，自然就會有人喜歡他的作品，認為他該得獎，也有人認為他不該得獎。這個都很正常。那麼，至於他該不該得獎，與瑞典文學院的政治立場我覺得恐怕也是扯不到一塊去。因為我剛才提到，瑞典文學院政治立場從它多年來評獎的過程可以看出來，它多少有點偏左。所以，從它既定這個立場出發，它評什麼樣的結果我覺得都不太意外。
但是，我覺得有趣的事情是剛才主持人問的，為什麼莫言壓力很大，憂心忡忡?這憂從何來?我分析了一下想到一個問題，那就是說，我們大家仔細看一看網際網路和媒體報導，對祝賀莫言獲獎有來自各方祝賀，但是獨獨少了一部分人，那就是他的作家圈的同事們。至少全國作家協會的主席、副主席有十幾位，就這個圈子也和瑞典文學院那十八人的圈子差不多大小。他們中有一位獲得了黨高度認可的諾貝爾文學獎，怎麼我沒有發現任何一位全國作協副主席或者主席個人而不是公事公辦的，給莫言發一個公開的賀電或者賀信，或者寫一篇祝賀的文章登在某個報上或者刊物上，或者網際網路上。發自真心的，誠懇的，熱烈的歡呼，有嗎?一篇沒有。接下來就要問了，你們的同伴當中，你們的同事當中，有人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了，你們如果認為是對中國文學界的肯定，你們應該祝賀才對呀，為什麼閉嘴不說話呀。還有從黨的工作角度考慮，黨在高度評價諾貝爾文學獎，你們不應該站出來支持黨嗎?如果這個時候保持沉默，實際上是一種抹殺，是一種默默的抵抗，換句話講，他們全都不高興。沒人高興。可能這個才是莫言感到壓力的來源，就是說這下子莫言慘了。他樹敵太多了，不是他要樹敵，而是別人把他樹為敵了。所以，他感到憂心忡忡，感到壓力很大。
黨是高度讚揚的，所以不會給莫言壓力，網上老百姓有各種批評，但這些也不會對莫言構成直接的影響。他唯一可能感到壓力的，其實就在他手底下的那個圈子裡。就是過去的朋友，過去的同事、同僚，一起開會，一起在全國作協工作的人。現在全都用沉默的對抗的態度表示了他們的不滿。這個莫言以後還怎麼混?
同時它也反映了另外一個問題，就是中國作家們都怎麼回事?我們知道中國很多作家都盼著得諾貝爾文學獎，有人努力了半輩子了，但是莫言得到了。很多人落空了，而且還有可能有人想像說，這次莫言得了獎，大概若干年內，像自從高行健一九八九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後，有十來年華人就沒有得到過機會。所以這次莫言有了機會了，大概今後十來年華人又沒戲了。那別人就得不著了。所以對很多人來講，莫言得獎對他們來說是壞事，把他們的路給斷了。這也許也是因素之一，我不太清楚最後是不是這樣。因為現在已經有點晚了。祝賀信應該是在2、3天就公開發表才算數的。如果從現在開始，今後半年、一年，幾個月以後哪位在中國著名的作家再出來寫一篇祝賀信，恐怕大家都會覺得有點假了吧唧的。所以，從這一點我們可以看出來，在莫言的個人生存空間裡頭，他的日子確實不好過。他比單位裡頭一個工人或者一個小幹部領一份年終獎那壓力好像還大點。所以，這裡面其實反映的是中國社會的另外一個大問題，就是中國人怎麼去對待他人。中國人會善意對待他人嗎?這裡面其實我覺得它反映出了一個所謂的文明的問題。就是中國人很多人到國外旅行會發現，外國人的文明程度，包括臺灣、香港人的文明程度遠遠高於大陸人。最近我看到有人寫了一篇小小的博文，說他到美國溜躂了一圈，然後總算明白了一條，說美國的犯罪都在電影裡頭。中國的好幹部都在電影裡頭。
同樣的我在想，這件事情給中國人留下的深思其實不僅僅是莫言的本身的作品問題，而且它折射出太多其它的事情。從中國各種人對莫言獲獎本身的態度我們看出來太多的事。黨中央是一個熱烈吹捧，為了是給自己臉上塗金，把莫言的獎擱自己臉上了。批評共產黨的人認為，諾獎的評獎委員會這些評獎委員們站的高度不夠高，儘管他們根本不瞭解這些委員平常的高度是什麼。那麼，同樣的我們也看到莫言周邊的人給莫言帶來什麼樣的壓力。我想這些事其實留給中國人的思考空間很大。真正的值得大家反覆思考的問題就是，我們中國人生活的空間離真實有多遠?李長春的話離真實有多遠?這個大家對諾貝爾文學獎評獎委員會委員們不滿，和中國人日常想像的情況差距有多大? 然後大家對莫言的同事們的這些態度看出來它離文明有多遠?
高行健獲獎的時候，中國人不敢說話，因為黨中央正在全力以赴的罵高行健獲獎的諾貝爾文學獎評獎委員會。把它說成是和平演變的勢力。我也不知道這股和平演變的勢力怎麼突然不和平演變了。如果現在把《人民日報》十三年前的那篇罵諾貝爾文學獎委員會的文章頒出來，恐怕李長春也不能自圓其說。其實，人還是那撥人，很多人從那個時候到現在並沒有換過。就是同樣這撥瑞典人，當年他們評獎給了高行健，現在評獎給了莫言。同樣他們也給了七位共產黨員了，這就是他們的標準。我覺得這件事情其實給中國人上了一堂課。
主持人：時間過的真快，我看今天時間已經差不多了，非常感謝程老師,我們下次節目再談。
程曉農：好,再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