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總理溫家寶在兩會記者招待會上說：「7%的發展速度也不算低了。」看得出，這位領導人是在向中國眾多的GDP發燒友喊話，說服他們接受一個更為理智的增長速度。他接著補充道：「真正實現有質量和效益的7%的增長速度，並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溫的這個喊話暗含了某些特別對象的話，那麼肯定是那些對中國經濟舉足輕重的封疆大吏和各級地方官員。在這些在過去輕而易舉就能實現兩位數增長的地方官員看來，7%的速度無疑是一個十分保守的目標。不僅委屈了中國經濟的實際潛力，還需要這些對增長速度有強烈嗜好的地方大員們付出巨大的克制。不過此一時彼一時，從現在開始，7%可能不是一個需要拚命壓抑才能降下來的低目標，相反，正如溫家寶所言，它更有可能是一個難以企及的高目標。
誠如我們在上面部分已經判明的，全球體系已然進入零和博弈的時代。所以，在可以預見的未來，外部需求對於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如果不是負的話，也會進入一個持續下降的時期。事實上，在2011年2月份，中國又一次出現了罕見的貿易逆差。在這個月，中國的貿易逆差達到73億美元。這讓那些早已經將危機忘到九霄雲外的分析師們大吃一驚。雖然這個單月數據並不能證明什麼，但一個明白無誤的趨勢則是，中國已經快步邁進成本的長期上升週期。這意味著，在勞動力、環境、土地、社會保障、匯率等諸多成本都不斷提升，而外部需求卻停滯甚至萎縮的情況下，淨出口對中國經濟貢獻的不斷下降也將是一個長期趨勢。在某些特殊時期，它甚至可能出現猛烈的負面衝擊。如果情況真的是這樣，那麼作為一個給定條件，中國要想實現過去同樣的經濟增長速度，恐怕就只能托付給所謂內需了。
消費之所以被中外各方人士寄予厚望，是因為中國有低得離奇的消費率。即便在政府使出渾身解數大力刺激消費的2009年，中國的消費率也只有48.6%。無論與何種類型的國家比照，這個數據都低的離譜。雖然有研究指出，由於統計上的原因，中國的消費率被低估。尤其是諸如房地產、醫療等服務業消費存在嚴重低估。但無論如何，中國的消費率嚴重偏離正常水平，恐怕都是一個事實。這也是被政府、學界以及民間眾口一詞認定為中國經濟結構失衡的一個重要指標。
然而，蹊蹺的是，就整個消費本身的增長看，中國的消費多年來一直處於高速穩定的增長之中，在2009年中國社會消費品零售額更是實際增長了16.9%。這種增長不僅遠遠超越同期GDP，與其他任何國家比也都足以自傲。這其實說明，中國消費的絕對增長實際並不低。我想，在中國任何一個城市生活過的人，都會對此印象深刻。很多年以來，中國人在對房地產、汽車、電子產品的消費幾乎可以用狂熱形容。在那些國外銷售商在為發現了新大陸而欣喜若狂的同時，我們非常懷疑，在非常的高的基數上，中國的消費究竟會有多大的增長潛力。我身邊的一個例子是，我家的阿姨也已經在大眾消費潮流的裹挾之下，買房買車了。從我們的日常觀察出發，甚至有相當多的證據顯示，中國目前的消費熱潮透支了相當多的未來消費。經常出現將兒子孫子的房子一次性備齊這種荒謬景象的中國房地產業，即是其中典型。這個例子提醒我們，對中國消費在目前基礎上繼續超預期增長的潛力應該保持高度警惕。寄望愈深，失望愈大。我們似乎不應該指望以製造恐慌形成全國搶購食鹽的那種可笑方式來大幅度提高消費。
如果深入中國內部的政治經濟邏輯之中，我們就可能獲得更加清楚的洞察：在目前的中國，提升消費將是一樁讓人望而生畏的事業。所有的人都知道，消費是以收入作為基礎的。沒有收入的增加，又何來消費的增加？但在中國，居民收入在整個國民收入中的分配比例卻低的令人訝異。這個事實已經廣為人知，無須再列出數據加以支持。需要解釋的是，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例何以如此之低，而政府及企業收入又何以如此之高？
在1990年代之後，中國政府一直奉GDP的快速增長為其核心執政目標。這個目標的實現，不僅可以為各級政府提供大量稅收從而確保其對社會和經濟的控制能力，也能夠在國民中為其開闢寶貴的合法性來源。在過去的20餘年之中，這個戰略是如此成功，以至於被奉為執政圭臬。如此，一系列的制度及政策就圍繞這個目標而被逐漸建立和固化。在中國政治及經濟制度的現實約束條件之下，通過政府所能操縱的土地、資源、稅收以及各種宏觀工具，是推動這一目標迅速實現的捷徑。
於是，一整套以政府利益為核心的親商主義制度和政策被建構起來。這包括：土地補貼、稅收補貼、水電補貼、環境補貼（通過環境破壞所造成的反向補貼）等等，五花八門，不一而足。而在宏觀政策方面，則通過金融控制，最大限度的壓抑利率、匯率為各類企業尤其是政府企業提供巨額補貼。特別需要指出的是，通過極為嚴厲的控制，從而抑制勞動力價格的上升，也是這一過程中的一個主要手段。在新千年之後，許多地方政府甚至不惜採取直接掠奪土地的方式來降低經濟增長成本。所有這一切，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推動GDP的快速增長以及各級政府財政收入的暴漲。然而，隱匿於這一歷史進程背後的，卻是大量本來屬於居民的貨幣收入以及非貨幣福利被轉移到企業及政府。這種財富轉移，時間是如此之長，總量是如此之大，其造成的歷史後果可想而知。這實際上就是中國居民收入在整個國民收入佔比如此之低的制度和歷史原因。
暗含於這一歷史過程之中的政治經濟學邏輯則是，政府權力、企業權力的膨脹以及公民權利的抑制。不如此，則這一過程無法實現。到這裡，中國居民收入佔比反常的政治謎底就非常清晰地顯現出來了：它實際上是中國政治結構的一個投射。一個邏輯的結論是，要想改變這一局面，也必然意味著對公民權利的尊重，意味著對公民利益表達控制的放鬆，意味著這政治對社會控制的放鬆。顯然，這是一個漫長且充滿爭鬥的過程。其中風險不問可知。而從目前中國正在顯示的歷史趨勢看，這甚至是不可能的。也因為這個原因，提振居民收入佔比從而推動消費更高增長的可能性幾乎為零。
事實上，隨著消費刺激政策邊際效應的遞減，尤其是房地產泡沫的崩潰，中國消費增速很有可能出現下降。最新的統計數據正在證實這一令人不安的趨勢。在剛剛過去的2011年1、2月份，中國的實際的消費品零售增速為10.9%，創下2008年1月以來最低點。其中2月份更是降至4.2%，創下2004年10月以來的最低記錄。與此同時，貨幣擴張所導致的通貨膨脹非但沒有像某些人想像的那樣刺激中國的消費，反而更進一步加大了中國人的儲蓄傾向。中國央行2011年1季度所做的調查表明，中國居民的消費意願降至1999年進行問卷調查以來的最低值。這個結果可能會讓某些習慣性樂觀主義者吃驚，但也不是完全出乎意料。政府再狡猾，也鬥不過以十億計的消費者。
常識是，任何透支消費都會在中長期內被重新平衡，現在的下滑不過是對前幾年一系列提前消費的平衡罷了。另外一個並沒有引起關注的原因可能是，超級刺激政策所帶來的逆國民收入分配後果。無論是超常規模的政府投資，還是貨幣超發引發的通脹及資產泡沫，不僅進一步惡化了政府、企業以及居民三者之間的財富分配，也進一步惡化了居民之間的財富分配結構。高盛發布的統計數據表明，在2010年，中國的奢侈品消費已經連續三年雄霸全球增長率第一，達65億美元。就普遍的觀察而言，如果加上中國人在境外購買的奢侈品，這個數字還將大大增加。顯然，這並不能證明中國的消費潛力，而恰恰說明瞭中國居民之間財富分配的極端失衡。在相當程度上，奢侈品的消費量正是中國消費潛力的反向指標。
中國的消費問題首先是結構問題，推動消費之要務當然也首先是提振消費傾向較高群體（在中國，他們主要是中下階層）的收入，但這顯然與目前中國的政治結構相悖。這也是為什麼這麼多年中國領導人在這個問題總是有心無力的原因所在。當制度本身在製造分化和抑制消費的時候，再良好的個人意願都將無功而返。這個制度導致了另外一個更為強大的抑制消費的趨勢，那就是：收入向政府、大型企業不斷集中的趨勢。作為這個趨勢的另外一面，自然是作為社會而存在的普通居民收入佔比的不斷縮減，是作為企業與政府支持基礎的中國社會的不斷凋敝與潰敗。
現成例子是，在2009年之後中國的貨幣與財政刺激政策，其本意是刺激消費和投資拉動經濟增長。雖然它的確刺激了經濟增長，但就我們所見，它可能帶來了另外一個更為顯著也更為長期的後果則是：掀起了一次更大規模的財富再分配運動，進一步擴大了政府、企業、與居民之間以及居民之間的收入分配扭曲趨勢——財富向極少數人集中。隨著通脹與資產泡沫這種逆國民收入分配因素的增長，這種扭曲顯然還在進一步擴大。這實際上告訴我們，在不改變這種政治分配結構的情況下，任何貨幣和短期財政政策的刺激都將進一步加大中國的財富分配失衡。
中國2009年以後龐大刺激政策的最終效果正是如此。雖然2009年之後的超強刺激政策迫不得已，值得同情，但無疑進一步惡化了中國的財富分配，並在長期之中降低了內需。這也反襯出中國管理者無法改變分配結構只能依賴一貫的總量刺激政策的窘迫處境。制度如此，夫復何言。在今天的中國，這個制度仍然在不斷地自我加強之中，除了它自己，任何個人意志都已經不再能阻止它的步伐。有鑒於此，任何在中短期內希望中國消費出現跳躍式增長的想法都只能是出自書齋世界的幻覺。而那些更進一步以為消費可以替代出口和投資以維持現有經濟增長速度的推論，則純屬無稽之談。
我們雖然對消費在目前速度上進一步的加速增長不抱希望，但對消費率的上升卻絕對樂觀。低消費率和高投資率不過是一枚硬幣的兩面。投資下降，消費率自然就會上升。在中國所謂的結構問題中，可能不是消費太低了，而是投資太高了。投資之浮濫，可能才是中國經濟結構高度扭曲的關鍵原因。而我們很快就會看到，中國的高投資已經難以為繼。
在中國，由於政府控制幾乎所有的要素、資源，所以對政府而言，驅動投資遠比驅動理性的消費者容易得多。也正因為此，投資也一直是政府驅動經濟增長最便利也最有效的手段。在經濟的意義上，這也是所謂中國模式的核心所在。在常識看來，任何投資都必須有哪怕再低的正收益作為保證。不如此，高投資就無以為繼。然而，在一片產能過剩的驚呼之中，中國的超高的投資率不僅維持下來了，而且獲利頗豐。這讓許多人大惑不解。不過，深入中國的投資邏輯，其中秘密相當簡單。那就是我們已經反覆論及的，政府壓製成本的能力以及由此而來的低成本優勢。
所謂低成本優勢，就是將本應該由政府及企業承擔的成本，比如環境成本、土地成本，勞動力成本、教育及醫療成本等等，通過政府有形之手（利率、匯率、稅收等等）的強制，轉移給社會大眾。這就是我稱之為的所謂企業及政府成本的社會化現象。透過這種對成本的操縱，中國那些受到政府恩惠的企業便在成本上具有了無與倫比的競爭優勢，看上去明顯無法獲利的投資就不僅可以獲利，而且經常是利潤豐厚了。應當指出的是，何種企業、何時、何地能夠得到這種恩寵，完全取決於各級政府的意願，以及他們與權力的遠近。這也是我為什麼要將這種所謂親商主義稱之為非普遍主義的親商主義的個中緣由。這種非普遍主義的親商主義操縱不僅導致了企業、政府與居民之間巨大的分配差距，也是導致居民之間貧富急劇分化的淵藪。
顯而易見，全球體系擴張所帶來的廣闊市場空間，也為這些投資找到一個外部傾銷之地。這就解釋了中國極其不合理的經濟結構為何可以持續如此之長。以一種教科書式的思維，許多人將中國的超級出口能力簡單歸結為勞動力的充裕。實際上，勞動力因素只是中國投資秘密的一部分，甚至是並不重要的那一部分。真正具有中國特色的，是中國各級政府壓低成本的能力。正是依賴於這種特殊的政府稟賦，中國的高投資不僅生存下來，並且得到了最大限度的鼓勵和強化。這才是中國高投資的真實故事。
作為政府推動經濟增長最便捷的工具，高投資最大程度地契合了中國核心利益集團的利益最大化。這不僅可以最快的實現GDP的高增長，也可以讓稅收最大化，還可以讓掌管這些投資的個人利益最大化。然而，一如我們所揭示的，這種投資的背後，是一種利益的輸送和轉移。這種投資越大，從全民福利中被偷走的就越大。投資率越高，那些承擔這種成本轉移的被剝奪者就越是相對貧困，其消費就越是低。在這裡，高投資率和低消費率變得如此難以分離，以至於它根本就是一回事。
在高投資率與低消費率這個問題上，高投資率無疑是一個更為主動的變數。政府不能抓著消費者的手去花錢，但卻可以直接製造投資的繁榮。也因為這個緣故，調整中國嚴重畸形的經濟結構，首先就是要降低投資率。提消費，不如降投資。然而，降低投資率顯然直接衝撞中國核心利益集團的利益。從邏輯上說，掌握遊戲規則制定權的人是很難自我改革了。然而，物極必反，一種東西最強大的時候，往往也是最脆弱的時候。泡沫如此，中國的高投資同樣如此。中國扭曲的經濟結構之中已然積累了巨大的自毀力量。
就我們看到的而言，如下幾個趨勢將決定，中國的高投資泡沫會在不遠的未來迅速破滅。首先，全球體系擴張的停滯甚至萎縮，將在需求端遏制中國的高投資循環。其次，也是最為重要的，政府對投資成本的操縱能力已經大大下降。這將在成本端切斷中國的高投資路徑。其背後原因在於：在經過三十年的高度壓抑，已經退無可退之後，中國社會已經迅疾甦醒。社會與政府、與市場之間的反向運動已經開始。這種被波蘭尼稱之為「社會反向運動」的歷史趨勢表現在經濟上，則意味著各種成本的上升，以及對以前各種被轉移成本的補償。
我們可以看到，以前那種轉移成本的老竅門已經不再靈驗了。無論是在環保、勞動力價格、土地掠奪，還是在公共福利上，政府與市場的單向擴張都已經遇到了激烈的抵制。中國社會已經不再是政府和企業予取予奪然後悄悄轉移成本的垃圾場。投資成本的長期上升趨勢已經異常明顯。（在這個意義上，通脹將是長期的，有時候甚至是猛烈的，通脹從來都不只是單純的貨幣現象，它從來也是一個社會現象）。於是，在需求與成本的兩相夾擊之下，以前那種在財務上看上去合算的投資，就可能變成纍纍虧損。
成本上升及需求下降所必然導致的投資回報率下降，最終會將中國的投資增長拉回到合理水平，不管是內資還是外資都是如此。需要提示的是，歷史欠賬如此之大，投資成本的上升不僅是長期的，有時候也可能跳躍式的。這意味著，中國企業的利潤率就可能在短期內出現非線性的下滑。如此，持續三十年的投資繁榮就極有可能會以某種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方式被終結。如果這是真的，那麼我們夢寐以求的所謂健康消費率很可能就會垂手而取，不費吹灰之力。
在外需萎靡，投資下滑（有時候可能是急劇下滑），消費又無法奇蹟般擴張（顯然，我們不能指望消費者像政府一樣揮霍自己的財富）的給定條件之下，中國經濟增長速度的大幅回落將是一個大概率事件。按照野村證券的估算，「如果投資不再增長，僅僅保持在目前的水平，中國的經濟增長率就會下降逾50%。」
這就是說，自現在開始，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將顯著低於前面三十年。而在某些極有可能發生的外部和內部特殊衝擊出現時，中國經濟甚至可能出現急劇失速。事實上，從2010年下半年開始到現在，中國已經出現了與2008年相當酷似的經濟症狀，一方面是通脹上升，另一方面則是房地產成交持續萎縮；只不過，這一次通脹可能更加頑強，資產泡沫也遠為壯觀。它不啻於告訴我們，中國經濟又一次觸碰了它的增速極限。特別應該警惕的是：接下來的是不是經濟增長速度的急速回落？但不管怎樣，現在就可以提前通知大家的是，經濟增長速度的持續回落將不是一個短期的趨勢，而是一個中長期的趨勢。如此，中國經濟中隱藏著的一系列並被高速增長勉強掩蓋著的風險就暴露出來了。
增長速度的下降固然有利於建構一個更加健康的經濟環境，但同樣也包裹著重大的不測。一種非常流行的理解是，增速回落可能帶來的最大風險是失業，但事情可能遠比這個複雜得多。而那種認為速度下降就自動導致效率上升的看法，則更是十足的天真。有研究者曾經將中國的經濟正確的概括為速度效益型。意思是說，速度越快，效益越好，稅收越多。反之亦然。對應於微觀主體，其實就是所謂規模擴張型，資本消耗型。簡而言之，這種經濟必須在更快的速度和更大的規模擴張中，才能獲得平衡。在過去相當長的時間中，無論是政府、銀行還是企業的速度及規模嗜好，都一再被證明是正確的。這促使他們走得如此之遠，以至於成為不可逆的過程。這就像一隻陀螺，必須在高速運轉下才能夠穩定，一旦減速，就會倒地。雖然繼續擴張貨幣將會讓我們立即死掉，但速度降下來同樣是一條佈滿荊棘之路——雖然它是一條必然之路。無疑，我們正處於一個進退維谷的艱難時期。
由於在過去相當長的時間中，中國都一直運行在高速增長的經濟環境之中，無論是政府，企業還是個人都被培養出了一種普遍的幻覺，他們誤以為這種高速增長是可以永遠持續下去的。在他們那裡，經濟危機從來就是教科書中的事情，與中國人無關。他們似乎相信，中國的樹的確與眾不同，真的可以長到天上去。中國在全球金融危機之後的表現，更讓這種信念變得極為誇張。以這樣一種經驗作為依據，政府、企業和個人就非常容易將最為樂觀的情境作為假設來安排他們的投資及支出，看一看那些瘋狂的地王以及同樣瘋狂的「鐵公基」，看看中國購房者極高的按揭收入比，就當知道此言不虛。
不難想像，一旦真實的經濟增長不如預料甚至大大低於他們的假設，政府、銀行、企業以及個人之間的大規模違約就不再是一種推測。實際上，1990年代初期中國經濟躍進所造成的普遍三角債，以及堆積如山的銀行壞賬，就是這個劇本的雛形。區別可能只在於，要是今天出現這種情況，規模要宏大得多。有趣的是，1990年代初期的歷史，並沒有為我們提供什麼正面的經驗，反而從另外一面鼓勵了這種非理性行為。因為歷史的經驗是，企業之間的三角債不僅很快理順，銀行的債務也在高速經濟增長中被成功化解。這助漲了一種堅強的信念：只要有持續高速的經濟增長以及伴隨著這種增長的規模擴張，一切風險都不是問題，都可以被覆蓋，一切代價都可以在越來越巨大的經濟規模中被稀釋為無形。
過去被看作包袱的央企不是變成全球的巨無霸了嗎？過去那些瀕臨破產的國有銀行不是成了最安全的金融機構了嗎？在事實面前，我想很多人對自己當初滔滔雄辯的「危言聳聽」都羞於提及。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歷史的反諷。顯然，這種歷史經驗的正確性，是建立在這樣一個條件之上的，那就是，中國經濟可以持續高速增長。換言之，中國在過去相當長一段時間中所積累的各種風險，都是被高速增長所掩蓋著的。也正是因為這個關鍵的前置性條件，即將展開的歷史可能大有不同。
原因在於，中國面臨的增長環境已經丕變。誠如我們上面已經論證的，不惟整個經濟增長速度會下降，而且這種下降將會是長期的。它不是幾年，更不是金融危機時候的幾個季度。這樣，過去的經驗就可能變得不再靠譜了。在經濟收縮的時候，政府、企業，銀行甚至個人之間，很容易出現一種下降的正反饋。在一個從未經歷過經濟危機，因而經濟行為也高度同質化的經濟體中，這個下降的正反饋一旦發生，就會變得尤其劇烈。正如上升週期時候的正反饋一樣。所謂軟著陸，經常只是一種理想和熟悉的情境而已。由於複雜系統所具有的不可預測性，對於已經持續高速增長了三十年已經危兆畢露的中國經濟，我們可能更應該記住這樣一種概率的常識，硬幣正面出現的次數越多，時間越長，硬幣反面出現的機會就會陡然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