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第一次，中國終於有了一個可以公開和公開談論的諾貝爾獎獲得者。長久以來懸置於中國人民族自豪感的一個天問，終於得以解頤。可是當莫言獲獎的消息傳來的時候，中國知識界的氣氛卻顯得極其詭異。
莫言的諾貝爾文學獎把中國人推到了一個難以名狀的尷尬之中。所有討論都無法聚焦於文學成就這樣一個基本的事實上來，人們喋喋不休地重複著這個共產黨員、中國作協副主席、《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的抄寫者之一的沉默，對公共事務近乎冷漠的沉默。甚至，有時候是合作。
我們不是曾經為2000年高行健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而歡呼嗎？不是曾經為2010年劉曉波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而歡呼嗎？因為有過這些歡呼與鼓舞，我們就不能像公開嘲笑與抨擊茅盾文學獎那樣，我們有什麼資格或者能力去批評諾貝爾評獎委員會暗箱操作？甚至連譏諷瑞典是為了修好與中國政府關係而頒發這個獎的說辭，都顯得脆弱而可笑。尷尬的地方更在於同時人們無法把這種不滿與腹誹痛快淋漓地轉換成批評。
我們不是一直提倡文學與政治分開嗎？不是批評把一切都意識形態化的過度政治闡釋嗎？文學獎不是和平獎。如果我們因為莫言的身份與行止而貶斥了他的獲獎，那麼我們真正的潛在心理才是雙重標準的，政治化的，意識形態化的，不是嗎？
我們是過於苛刻的吧？肖斯塔科維奇不也是黨員，不也擔任過蘇聯時期的俄羅斯聯邦作曲家協會第一書記？可是我們不都沉醉於他的音樂的悲憫與宏偉？1965年肖洛霍夫因為《靜靜的頓河》也獲得了諾貝爾獎，可他也是蘇共黨員，甚至是4屆蘇共中央委員，蘇聯作協書記處書記。在蘇聯的文學史上，我們把他和異端帕斯捷爾奈克相提並論。
就這樣，我們無法彈也無法讚。就像莫言的沉默一樣，我們沉淪在沉默中。在素來熱鬧喧囂的微博上，無奈似乎是最後的詞語。
多數人，作為缺乏文學專業知識的門外漢，都不能詬病諾貝爾評選委員會認同莫言作為一個小說家的文學技巧、想像力和創造力。可是，多數人，作為文學的閱讀者和享受者，卻對於文學都有著天賦與天然的想像與冀望。
對於任何一個國家、民族和人群而言，文學都是作為人類的一種希望與寄託而存在。他們在日常生活的困難、平凡與折磨之中，尋求文學意象與故事的慰籍，並因此而暫離現實，找到希望與生存的勇氣。
文學是人們最後與最終的寓所。無論現實多麼骯髒，世界多麼腐敗，生活多麼殘酷，人們總是能在文學的聖殿中重新獲得希望和勇氣。也無論文學與人類歷史中的任何一種行當一樣，最後都演變成了名利場，人們依然執著地在文學的溫暖懷抱中無法稍離。
文學乃是一種靈魂拯救的事業，尤其是高尚的文學。而對於生存在一個具體的國家、具體的民族和具體的人群中的人來說，文學尤其承載著這個民族獨特語言和歷史記憶所賦予的希望和勇氣。它不僅需要提供虛妄與空靈的未來的空中樓閣，而且必須是對現實中的不公義與壓迫的反叛和不服從。幾乎所有的中國人都從古典的《水滸傳》或者《紅樓夢》中汲取這樣思想的養分。
於是，對於文學的近乎常識的判斷是：它必須具有這個社會基本的道德勇氣：不妥協於現實的壓迫，不服從於現實的統御，不協同於現實的收買。它雖然未必認同普遍的價值觀與流俗的烏托邦，但它更不屑與當局沆瀣一氣。
至於諾貝爾文學獎這樣殿堂級的獎項，我們本來有理由期待嘉獎給中華民族的，乃是對於這個民族良知的體認，精神的尊崇，其後，才是技藝的高超。畢竟，即便為文學而文學的寫作，也是人類精神與靈魂的流淌。
我們之所以失望與無奈，恰恰在於莫言這個具體的文學從業者，這個小說家，他所缺乏的，恰恰是這個民族得以珍視與榮寵的精神與靈魂象徵。儘管他的作品常常寓言式地掩藏著他與現實政治的齟齬和若有若無的反叛，但他也習慣性地沉默於國脈與民瘼，游離於災難和壓迫，失語於公義和良知。他並不是一個施害者，但是他是一個袖手者，甚或有時候是一個共謀者。
我們無從抗議諾貝爾評選委員會對於莫言的選擇。也許就像他們當年選擇了肖洛霍夫，這個壓迫蘇聯文學的同謀者一樣，在文學專業上他們漠視了道德勇氣的基本需求。但是我們有權固執地認定，莫言和他的文學，並不代表中華這個民族的文學精神和靈魂。這只是一些並不體認中國特有的苦痛與拯救道路的人們的一次他者的名利遊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