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一處瓶子處理站的中國農民工們 （圖片來源：China Photos/Getty Images）
【看中國記者陳柏霖編譯報導】據英國《衛報》8月25日（週六）報導，在中國情人節這天（農曆7月初7，即8月23日），30個農民工驚訝的收到來自上海幾位大學生的邀請參加商務交流晚宴，這幾位大學生曾在暑期實習時，恰巧看到了這些農民們在城市建築工地的悲慘生活。這些穿著「邀請農民工吃飯」的T-恤的學生所做的舉動，在黃金娛樂時段中被播出。
這大大地說明瞭社會對通常來自廣闊內陸地區的農民工的態度。他們構成了中國城市勞動力的一半，也佔了國家GDP的一半。他們是不可或缺的，但也是中國社會最被邊緣化的族群。
然而，農村流動人口繼續遭受根深蒂固的偏見和歧視。他們不止因為戶口（戶籍）系統而被拒絕使用城市內的大眾服務，他們也受到日復一日的排斥和虐待。你看到在公共場合人們像對待小孩子一樣地對他們說話和大喊；你看到他們被限制在旅館大廳及豪華餐廳外。一位博主因觀察到對農民的公開歧視時憤怒地指出，他說在1920和1930年代西方殖民者設立的牌子「狗和華人勿入」，已經被城市購物中心的牌子「狗和農民勿入」所取代。這些怎麼變成可以接受的了呢?
自從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時代以來，媒體一直引領製造有關對農民工的印象以及加強對他們的偏見。「農民」這個詞一直有負面的含義，不是暗示無知和缺乏教育，就是帶有一個居高臨下的語氣，意指被動的群眾接受統治者的恩惠。自1980和1990年代，媒體開始廣泛地使用「盲流」來形容鄉村到城市的遷移、描述一種非理性的、毫無意義的和失去控制的勞動力進入城市。這個負面的語言長久以來已經塑造了大眾對農民工的觀點和情緒，並且更進一步加深對他們的偏見。
農民是一個不可改變的社會地位，注定了低劣的教育、文化背景以及經濟能力。作為被隔離的社會階層，無論他們遷移到哪裡，農民總是二等公民。
這引發了一個問題：媒體對其所塑造的「農村」 的社會形象缺乏知識和瞭解。有趣的是，歐文-瓊斯（Owen Jones）在他的著作「文化素養低的人 : 工人階級被妖魔化」中，談到一個相似的過程，媒體缺乏與他們貶低的階級的聯繫與認識。歐文-瓊斯說「媒體承擔了妖魔化工人階級的角色，以及為國家提供了道義上的正當理由拒絕該類人的應享權益。」
同樣地，中國媒體製造了農民「固有的」道德缺乏和特點是為了正當化他們缺少的權利和應享權益。因此產生了農民生性更不聰明以及無法使他們的現實有意義的觀念；因而產生了農民是「擠進城市的勞動力盲流」的觀念，因此也產生了農民工「為都市帶來社會和經濟問題」的觀念。
看看中國的博主是如何譴責在雲南舉行抗議活動的農民工的，他們的孩子舉著的標語牌寫著「還給我父母的血汗錢！」以此索要拖欠的工資。一位博主冷笑道：「什麼樣的家長會願意讓自己的孩子為他們討錢？」
當中國的農村移民有這樣永久地印在他們身上的二等公民身份，他們要求的社會正義和平等權利能實現的唯一辦法，是通過促進國家經濟利益和更大的好處。為更好地獲得在城市的公眾服務的方法之一，是爭論他們可以帶動中國消費支出的增長。正如「中國日報」 本週報導，「2.3億的農民勞動力推動著中國的經濟，但由於缺乏獲得教育、衛生和其它服務的途徑...迫使他們大量存款，這限制了北京將經濟增長模式從投資型向消費型轉變的努力。」沒有媒體能夠談論農民工的基本權利。
在中國，社會（對農民工）的態度會需要很長的時間來改變，而媒體對延緩這個改變負有責任。農村移民需要被視為普通公民，就像其它人一樣，而不是被動的偶爾接受的恩賜的農民。除了帶農民工去吃中國情人節的晚餐，還有很多需要做的。
（譯文略有刪節，點擊看原文）
来源:看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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