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8月18日。近來「文革」再次成為網上熱議話題。說起「文革」常常會提到「紅衛兵」、「紅八月」。 46年前的 1966年8月18日曾經被稱為「‘紅衛兵’的節日」。「紅衛兵」製造的「紅八月」和「紅色恐怖」，對於親身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來說，難以忘記，也是「文革」研究者的重要課題。
*王友琴博士：把歷史的真相和教訓告訴年輕一代*
在美國芝加哥大學任教的「文革」研究專家王友琴博士這個暑假帶著她的美國學生一起到中國講課、座談，前幾天剛剛回到美國。
王友琴博士在接受我採訪的時候說：「46年以前1966年的8月是‘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之一，恐怖殘酷，歷史的這一頁不但罪惡也令人羞恥。最近我有機會和一群（中國國內）大學生、研究生談‘文革’歷史、作演講，題目是‘1966學生打老師的革命’，在配有圖片的一小時的演講之後，還有一小時互動，即提問和回答。
上百聽眾中有三名同學持有很不同的看法。他們問我‘為什麼要反對文化大革命？’‘為什麼要反對毛主席？’他們不想討論我講述的事實，他們帶著已經先接受的肯定和讚頌‘文革’的觀念來辯論。」
王友琴博士認為：「把歷史的真相和教訓告訴年輕一代，是歷史寫作者的責任之一」。
*8月18日，藉助錄音資料憶1966年「八.一八」天安門廣場*
當又一個8月18日到來的時候，讓我們隨著一段已經存入歷史檔案的實況錄音，一起回到1966年8月18日的北京天安門廣場，重新思索當年發生的一切。
（插播： 「八‧一八」大會現場報導實況錄音）
合唱 ：「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
現場播音員男：「大海航行靠舵手，萬物生長靠太陽，幹革命靠的是毛澤東思想。在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親自領導下，一個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正在我國興起，8月18日，我們敬愛的領袖同北京和來自全國各地的一百萬革命群眾一起，在雄偉的天安門廣場，舉行‘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會’」。
男播音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陳伯達同志致‘開會詞’」。
陳伯達：「同志們、同學們，現在開會了！我們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毛主席，今天在這裡同大家見面！」
眾呼：「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
播音員男：「林彪同志講話。」
林彪：「同志們，同學們！我首先代表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向大家問好！我代表黨中央向大家問好！我們堅決支持你們的敢想、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無產階級革命精神！」
眾呼：「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
播音員男：「周恩來同志講話。」
周恩來：「同志們，同學們！你們好！問你們好，向你們致無產階級革命敬禮！我們向來自全國各地的革命學生和教職員工表示熱烈的歡迎！你們辛苦了！
黨中央剛剛開過第十一次全體會議，這次會議是在毛主席親自主持下進行的。這次會議的成功，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的新勝利！
這幾天，全北京在歡騰，全國城市和鄉村在歡騰，到處敲鑼打鼓，送喜報、開慶祝會，下決心書，億萬人民投入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洪流。
今天，我們又在天安門這個廣場上，同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在一起。我們開慶祝會迎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眾歡呼）」
*丁抒博士：驚天動地的「破四舊」從「八.一八」第二天清晨開始*
1966年8月18日在「文革史」中究竟是怎樣一個日子？現在在美國一所大學任教的中國當代史研究專家丁抒博士發表了他的看法。
丁抒：「 8月18日慶祝文化大革命大會毛澤東檢閱百萬‘紅衛兵’遊行，這是以中共幹部子弟為主體的‘紅衛兵’的盛大節日。毛澤東邀請他們登上天安門城樓，接見併合影。被毛澤東成為‘了不起的女娃娃’的北京大學附中‘紅衛兵’頭頭彭小蒙站在毛澤東身邊，代表‘紅衛兵’向百萬人講了話，集會到下午才散。
除了幹部子弟雲集的北京一零一中‘紅衛兵’將美術教師陳寶坤圍毆致死以外，當天‘紅衛兵’沒做什麼大事。
驚天動地的‘破四舊’是第二天清晨開始的。」
（插播：文革時期歌曲）
齊唱：「我們是毛主席的‘紅衛兵’，大風浪裡煉紅心。
毛澤東思想來武裝，橫掃一切害人蟲。
敢批判，敢鬥爭，革命造反永不停。
徹底砸爛舊世界，革命江山萬代紅。」
*朱青鳥女士：目睹「老革命」校長被斗被打、美術老師被打死*
現居住在美國洛杉磯的當年北京一零一中學學生朱青鳥回憶說：「我們當時的校長是張太雷的夫人，劉少奇是她的入黨介紹人。‘文革’以前都說是什麼‘敬愛的革命老媽媽’，後來就開始有人貼她‘大字報’。然後終於就‘衝破’什麼‘阻力’把她拉出去鬥，斗老師，給他們掛牌子，打他們。張太雷因為跟毛澤東他們歷史上是同一等級的人，把張太雷夫人抓去鬥，她當時說自己有糖尿病，給她‘坐飛機’（一種反剪雙臂低頭的姿勢），我記得她站也站不穩，腿彎著，要打滑。要‘出溜’下去，然後自己還喊‘我是老革命’，那些人就在後面推她，打她。了不起的‘革命老人’一下子好像狗屎不如的那種樣子。我印象滿深的。
後來他們把美術老師陳寶坤打死了。
我們學校有一個噴水池，中間是一個雕塑仙鶴噴水的。他們就把他扔到那個池子裡，他就在裡面爬。上面的人就往下扔石頭打他，吐吐沫，一直到最後他爬不動死了。」
*王友琴博士：卞仲耘校長被打死，歷史的一個血腥標記*
王友琴博士特別對「文革」中學生毆打校長、老師致死的案例進行過大量調查研究。
王友琴：「在這些年，我跟數百名‘文革’經歷者談話，也蒐集‘文革’時代非正式發表的各種文件和報紙。除了我們現在看見的這些已經被報告的‘文革’一面之外，還有另外一面。
1966年7月底，‘紅衛兵’組織在各學校開始建立，隨之而來的是大規模暴力迫害行為。首先是針對教員的，後來又擴大到校園之外。
我特別要提到1966年8月5日，那天，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現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實驗中學）卞仲耘老師在那兒被打死。她是副校長，當時這個中學沒有正校長。
這是歷史的一個血腥標記。從那天開始，好像是說，一個人可以被一群人這樣打死，沒有關係，在革命的名義下就可以做這樣的事情。
卞仲耘老師當時在這所中學已經工作了17年，她是4個孩子的母親。毛澤東的兩個女兒都曾經是這個中學的學生。從這個學校女教師死後，就標誌著一個深淵的開始，這在中國的歷史上也是一個非常特別的事件。
這件事在8月5日大概下午一、兩點鐘開始。打的過程，用棍子打，往身上澆墨汁，挂黑牌，然後被體罰，甚至有人踩在她的身上。兩個多小時後，她昏倒在宿舍樓台階門前，被放到一輛運垃圾的平板車上。醫院就在學校對面，可是沒有人把她送醫院。
到了晚上她才被送到醫院，醫生說她已經死了大概幾小時。她死在現場，
當時的副校長胡志濤、劉致平、教導主任梅樹民，還有姓汪的副教導主任，他們都被打成重傷，胡志濤老師被打成多處骨折。
在北京，卞仲耘是第一個教師裡的受難者。當然，在她之前有一些老師自殺了。但是，被活活打死，這是最早發生的。」
*秦風女士：一幫非常斯文優秀的女校學生怎麼會一天之內，天使變成惡魔？*
現在在北京的秦風女士，「文革」時是王友琴博士以上所提到的北京師大女附中的學生。秦風說，1966年8月5日，卞仲耘校長被自己的一群女學生打死，三十多年來無論如何無法忘記當時所感到的驚駭。
秦風：「當時經常有斗老師啊、斗校領導啊，而且在斗當中就有打呀、什麼戴紙簍和潑墨水這種比較過激的行動，這種行動也是個逐步升級過程。
一幫非常斯文、優秀的女校學生怎麼會突然一天之內，天使就變成了惡魔，能用那麼激烈的行動把一個校長給打死。就覺得好像是不可解釋、不可思議。包括後來出去‘串聯’，我見過很多的斗和打。我校學生宋彬彬在天安門接受毛主席接見後。我們學校也改名叫‘紅色要武中學’嘛」。
*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與宋彬彬在天安門城樓上的著名對話*
無論是當年的中學生，還是文革研究者，就是當時普通的北京巿民，也忘不了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檢閱「紅衛兵」的時候，天安門城樓上有位叫宋彬彬的女學生給毛澤東戴上了「紅衛兵」袖章。當時的報紙、廣播廣泛地報導了毛澤東和宋彬彬的對話。
（插播：‘八‧一八’大會現場報導實況錄音）
歌聲：「我們是毛主席的‘紅衛兵’……」
現場播音員女：「北京師大女附中的‘紅衛兵’宋彬彬給毛主席戴上了‘紅衛兵’袖章。毛主席問她‘叫什麼名字？’她說‘叫宋彬彬’。毛主席問‘是不是文質彬彬的彬’？她說‘是’。毛主席說‘要武嘛！’」
眾歡呼：「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
播音員女：「敬愛的毛主席，您的話我們記住了。我們決心接過革命前輩的槍桿子，保衛我們的社會主義江山。我們敢闖、敢干、敢革命、敢造反。有您作我們的統帥，我們什麼也不怕！……」
*丁抒博士：「‘紅八月’紅色恐怖」中被打死和被逼自殺總人數在二十萬人以上*
丁抒博士根據一些已公開和尚未公開的資料，進行分析研究。
丁抒：「由於《人民日報》以社論《好得很》大肆煽風點火，轉眼間，‘破四舊’運動就馬上燃遍全國城鄉，並演變成一場史無前例的‘紅色恐怖’。十幾歲的中學生將老師、校長，鄰居、街坊拷打致死，是需要有精神支柱的，他們靠的就是一冊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其邏輯簡單易懂——只要殺的是壞人、牛鬼蛇神，那就是‘革命行動’，就是‘好得很’。
北京129中學的學生抄原中央工商管理局副局長千家駒的家時，一邊抽打他，一邊說‘有毛主席撐腰，打死你白打’。
8月3日，江蘇省‘紅衛兵大造反’，將省教育局局長吳天石，及其夫人拖出去鬥爭，並將夫婦二人活活拖死。是年，南京師範學院甚至建了一座毛澤東塑像，紀念這‘八．三造反行動’。
毛澤東知道學生打死人的事情後，寫了個《關於發生打人事件的指示》，發給黨的幹部。
北京新巿委第一書記李雪峰傳達的是‘打就打嘛，好人打好人誤會，不打不相識；好人打壞人活該；壞人打好人，好人光榮’。江青傳達的稍有一點不同，‘好人打壞人，活該；壞人打好人，好人光榮；好人打好人是誤會，不打不相識，今後不要再打人了’。
既然‘紅衛兵’是好人，牛鬼蛇神是壞人，‘紅衛兵’打起人來便更加有恃無恐。例如，蘭州大學學生在鞭打牛鬼蛇神時，常常念毛主席的著作《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或者乾脆念毛主席指示‘好人打壞人，活該’。
8月4日，江青和康生等人到北京大學召開萬人大會，批判‘工作組’。江青在台上指著工作組組長張承先大罵‘你是別人養的一條狗，你狗仗人勢’。當學生用皮帶抽打張承先的時候，江青、陳伯達等人就坐在主席台上，無動於衷，等於縱容學生。
中共中央裡沒有人出頭制止‘紅衛兵’胡亂打死人的行為。
後來，葉劍英元帥接見學生代表，一方面說‘隨便打死人也不對’；另一方面又說‘有些極反動的傢伙十多年來天天罵我們黨和毛主席，左鄰右舍都知道，恨死他們了，但誰都不敢動他們，這回小將們就把他們揍死了，可能違反一點政策，可是更大的利益是掃除了壞人，掃除了我們社會上的垃圾’。
8月22日，毛澤東親自批轉了一個名為《嚴禁出動警察鎮壓革命學生運動》的文件，規定‘不准以任何藉口出動警察干涉、鎮壓革命學生運動，警察一律不得進入學校，除了現行反革命分子，運動中一律不逮捕人’。於是，全國的警察都對‘紅衛兵’行凶、打人、殺人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在所謂‘紅八月’的‘紅色恐怖’中，被打死和被逼自殺的總人數應在二十萬人以上。
*王友琴博士：「文革」中全國各地大中小學都發生了打老師情況，很多人被打死*
在「文革」研究專家王友琴博士的案頭，有一份長長的「紅色恐怖」受難者名單。
王友琴：「8月18日在天安門廣場，毛澤東接見了一百萬紅衛兵。第二天8月19日，在北京中山公園音樂堂舞台上，北京第四、第六、第八中學學生鬥爭他們的老師和北京教育局的一些幹部。
那天教育局長孫國梁被打斷三根肋骨；當時八中的校長叫溫寒江，昏倒在血泊中，就在這個舞台上。
8月22日，北京女三中校長沙坪被打死。北京第八中學黨總支書記華錦被打死（有說是被毆打後自殺而死），化學老師韓玖芳背上被打出兩個大洞，得了敗血症，幾乎死掉，以後終身殘廢。
8月25日，北京師範大學第二附屬中學有三個老師被打死。
8月27日，北京寬街小學，校長郭文玉和教導主任呂真先被打死。
這裡所說的只是我現在瞭解的一部分名字。除了老師，這種殘酷的暴力迫害，也施加於學生。因為當時流行一個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所謂‘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也被打和被污辱。
北京第六中學學生王光華，就被打死；北京第十三中學學生武素鵬，也是被打死的。
我們知道這個‘紅衛兵’運動發源於北京的清華大學附中和北京大學附中。在清華大學附中，1966年8月26日晚上一個鬥爭會上，打了一批老師。會後，物理教員劉樹華跳煙囪自殺了，當時他只有26歲。
第二天，在北京大學附中附近住的中國科學院的工人陳彥榮下班後，和他妻子一起被北大附中的‘紅旗戰鬥小組’的‘紅衛兵’拉到學校，打到半夜，他被打死了。
那天被打死的還有另外一個人，名字是什麼現在也不知道。因為在‘文革’後，也沒有家屬來告訴這個死者的名字。
根據當時內部一個報告，從8月20日到9月底，北京被打死的人數是1，772名。有人認為實際數字可能比這大，不管怎麼樣，1，772人是一個相當大的數字，而且他們是被棍棒、拳頭殺死的，過程可能長達幾小時，甚至幾天。
最高峰時期就是在毛澤東第一次和第二次在天安門廣場接見‘紅衛兵’之間，也就是在8月18日和8月31日之間。
這樣一些行為不僅在北京，也在外省發生。
廈門第八中學兩個老師，黃祖彬和薩其琛被打死；南京第二中學老師朱慶頤，也是被打死的；在上海、在廣州都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這些死者都是一些普通老師，正因為他們是普通人，所以他們的名字和故事應該被我們記載下來，因為他們的命運和我們這些普通的人更相關聯。
作為歷史研究，首先我們應該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正視事實，這最重要的。記住這些死者的名字，表示我們對每一個人生命價值的尊重，也是為了讓我們每一個活著的生命能夠得到平等的保護。」
王友琴博士說：「基於我所作的對幾百所學校的調查，‘文革’中全國的學校，包括大中小學，包括在北京和各省都發生了打老師的情況，沒有一個例外。1966年8月5日北京師大女附中負責人、副校長卞仲耘在學校中被‘紅衛兵’學生打死，她是‘紅衛兵’暴力在北京的第一個受難者。」
*王晶垚致信實驗中學校長，抗議該校「九十年校慶」評宋彬彬為「榮譽校友」*
就在卞仲耘校長遇難後41年， 2007年9月9日 ，當年的北京師大女附中，現在的北京師大附屬實驗中學舉行‘九十年校慶’。12月22日，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發表致該校校長袁愛俊的公開信，信中就該校‘九十年校慶’，將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門城樓上給毛澤東戴上「紅衛兵」袖章的當時該校「紅衛兵」負責人宋彬彬評為九十名「榮譽校友」之一表示抗議。
王晶垚先生在他的公開信中，回顧了卞仲耘校長遇難，以及毛澤東「八.一八」接見「紅衛兵」後，北京（官方統計）1，772人被「紅衛兵」活活打死。公開信要求實驗中學撤銷宋彬彬「榮譽校友」稱號，讓青年學生認清「文革」給國家和人民帶來的巨大災難。王晶垚先生在信中表示，等候袁愛俊校長的回音。
*王晶垚：等候五年，仍未見實驗中學校長回信*
五年過去了，在「文革‘紅八月’」46週年之際，我再次採訪了王晶垚先生。
主持人：「請問您今年高壽？」
王晶垚：「九十一」。
主持人：「46年過去了，目前實驗中學校方的態度……您願意談一談嗎？」
王晶垚：「46年了，（實驗中學）就把卞校長的親屬，我這個主要親屬，關在門外，沒跟我打過招呼。我給袁愛俊的公開信，她也一直不理會。」
*《北京之春》今年8月號發表朗鈞長文《佇視王晶垚-宋彬彬對簿歷史的公堂》*
網刊《北京之春》今年8月號發表朗鈞的長篇文章《佇視王晶垚-宋彬彬對簿歷史的公堂》。
該文在「結束語」中說：「德國首都柏林市中心地段，有一片紀念碑群。碑群的東南角有一道石階通往地下。地下是信息廳。一個聲音在宣讀二戰中被納粹殺害的猶太人的姓名和簡歷，相應的文字在牆壁上淌過。從頭到尾聽一遍全部死難者的名單，需要六年七個月零二十七天。
歷史記住了卞仲耘。但是，被師大女附中紅衛兵打死的玉華臺飯莊19歲的女服務員叫什麼名字？被男四中紅衛兵打死的社會青年叫什麼名字？被北大附中紅衛兵騎摩托車多次碾過身體的老婦人叫什麼名字？ 在紅八月中被紅衛兵活活打死的1，772名死難者的名單在哪裡？他（她）們正在被遺忘。或者說已經被遺忘。」
談到朗鈞先生今年8月發表的這篇文章，王晶垚先生說：「朗鈞的文章寫得很好，他對於卞校長的案件研究得很多。個別情況因為記憶的問題有點出入，問題不大。」
*王晶垚：宋彬彬《四十多年來我一直想說的話》撒謊推卸責任，實驗中學文革沒結束」
主持人：「從您致袁愛俊公開信到現在，您有沒有再去催促他們給一個回音？」
王晶垚：「袁愛俊已經退休，不在實驗中學當校長了。一直到現在沒有給我一個字回音。共產黨政府對這個案件完全置之不理。我告訴你，實際上，現在實驗中學‘文革’還沒有結束。我要去他們宿舍（區）裡面，原來老的教師、職工……我這個家屬去了以後，他們仍然害怕，怕我，不敢沾。你說這奇怪吧？」
主持人：「就在不久以前，宋彬彬發表了一篇文章《四十多年來我一直想說的話》……」
王晶垚：「對，對，對。她總的……翻案，說她沒責任。」
主持人：「她的話都擺在那兒了，就她所說的這些，您有什麼想說的嗎？」
王晶垚：「她完全是撒謊，如說搶救過卞仲耘……這個事情不但我反駁，而且像劉自立、朗鈞呀，研究過文革的，研究過卞仲耘案件的都在反駁。」
主持人：「在46週年這樣的情況下，您已是91歲高齡，還有什麼特別想說的話？」
王晶垚：「想說的話就是希望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有關部門（把這事）當一個問題來考慮。今年年初有一位（原來師大女附中的）工友給我打電話，說要來看望我。後來不敢來了。我們現在的待遇、際遇就是這樣。現在袁愛俊退休以後，倒是在教育部門有名的大紅人。」
主持人：「這46年裡，這樣對待，您覺得根源在什麼地方？」
王晶垚：「現在還是‘紅衛兵’吃得開，而且還繼續歪曲事實。被害者沒人過問。」
主持人：「您現在身體怎麼樣？」
王晶垚：「身體還可以。」
主持人：「您一直為這件事堅持講述當年事實、為卞校長呼籲，您這樣做是為什麼樣的目的，以什麼樣的心情堅持這麼多年？」
王晶垚：「‘文革’當中頭一個殺人的學校，第一個慘案，46年來，被害者到現在還是被害者。」
* 王友琴博士：8月18日大會是關鍵的一天*
王友琴博士說：「最近我有機會和（中國的）大學生、研究生談‘文革’歷史、作演講，演講後有一小時提問和回答。我相信這種互動非常有意義。
在校學生當然都沒有經驗過‘文化大革命’，對個人來說，‘文革’絕對是他們的‘史前史’。他們出生時，‘文革’早已結束。但很多同學來聽，他們提問，有關於史實的，有關於‘文革’起因的、還有怎麼認識‘文革’的……這說明他們不但追求真相，而且追求真理。有認識歷史的能力，也有探究歷史的熱情。他們的認真和仔細，也讓我再思考我自己工作的意義。我再次相信，歷史寫作不僅僅是為了過去，也是為了現在和將來。
介紹一下我的演講內容——
基於我所作的幾百所學校的調查，‘文革’中全國的學校，包括大中小學，包括北京和各省都發生了打老師的情況。
8月18日在天安門廣場毛澤東接見了一百萬‘紅衛兵’。從第二天8月19日開始，暴力迫害全面升級，被打的人從學校教師擴大到所謂‘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學，以及城市居民，特別是當時住在自己擁有的住房裡的居民。
20天裡有1，772人被活活打死，同時暴力迫害也向全國各地蔓延。
8月18日大會是關鍵的一天。會前北京有兩名教育工作者被活活打死，會後每日打死人的數字迅速從個位數變成兩位數，又變成三位數，最多時達到一天打死三百人。」
*王友琴博士：回顧「文革」，特別注意大批受難者和「社會改造」方向與實質*
王友琴：「學校體制被全面衝垮，私人房產被全部沒收，個人手裡的黃金、白銀都被搜查沒收，或者被迫上繳。無數書籍和文物被焚燒破壞。在這個過程中，私有制被相當徹底地摧垮。除了個人日常用品，像衣服和鞋子等，個人不再擁有其它財產。
在‘文革’歷史回顧中，我希望特別注意這兩個方面：一個是大批的受難者，一個是‘文革’追求的‘社會改造’工程的方向和實質。
我也指出，用‘中國傳統文化’來解釋1966年8月的學生打老師是解釋不通的，因為孔子就是老師，尊師重道是中國的傳統。我還指出，用‘教育水平低’也解釋不了，因為最嚴重的暴力迫害發生在北京當時最有名的中學和大學裡。
——以上是演講主要內容。
聽眾中有三名同學持有很不同的看法。一名同學說‘百分之八十的學生都受過老師的欺侮，意思是打老師有原因。另一個問‘為什麼你不談資本主義造成經濟危機和剝削工人的問題？’還有一位說‘老師從來不給學生發言的機會’，接著就開始長篇闡發‘文革’的正面作用。
我不在乎原定的時間延長了半小時，但是，我憂慮他們可能沒有考慮到三個基本的方面。
第一，描述歷史應該符合事實，而事實需要下功夫尋找；第二，解釋歷史要有邏輯；第三，評判歷史要守基本的道德原則，就是所謂普世價值，像‘不能殺人’，‘不能傷人’這些兩千多年前就已經確立的基本原則。當然，這些都只能通過讀書和討論來進步，這也就是學校的功用之一。
我希望對‘文革’歷史的回顧和討論會幫助理清思考方式和價值觀念，也在相當程度上對現在要做的事情做出理性的和道德的抉擇。」
以上自由亞洲電臺「心靈之旅」訪談節目由張敏在美國首都華盛頓採訪編輯、主持製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