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又到了一個緊要關頭。
本月13日發布的數據顯示，今年二季度中國GDP同比增長7.6%，創三年新低，儘管國家統計局數據的真實性一直不乏外界質疑，但這一「破八」的數據及其背後經濟放緩的趨勢卻無人質疑。
事實上，僅從有限的經濟現象中也可預知這一切，如為抑制房價上漲而採取的限購措施、為降低通脹而採取的緊縮政策、商品出口遭遇歐美經濟疲軟等等，但問題是，中國經濟到底已經惡化到何種程度？
從今年3月起，中國實施新的統計制度，即由被統計對象直接向國家統計中心上報數據的改革，但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隨後也指出，仍有個別基層政府機構干預企業獨立上報統計數據。美國《外交政策》雜誌認為，中國經濟數據造假的問題將誤導西方國家政府和金融界做出的決策。
在經濟運行宏觀數據缺位的背景下，再通過能源消耗和主要工業行業的運行指標，我們依然可以摸出中國經濟下行趨勢的脈動，同時也能通過能源消耗的結構來尋找到中國經濟的病痛。
煤礦市場的動向
從產業結構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已經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截至2011年，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例已經達到47%和43%。過去十年裡，中國的第三產業比例增長緩慢（從40%增加到43%），這意味著中國的產業結構層次相對落後，轉變過程較慢。同時，中國工業的電力消耗巨大。根據國家能源局的數據，按照產業分類核算，今年上半年，第二產業用電量佔總額的74%（去年同期達到75.3%）。
在中國經濟結構清晰的框架下，為了評測中國宏觀經濟的運行情況，早有一些更加專業的機構自行編製中國經濟增長指數，其數據來源包括髮電量、鐵路貨運量和房地產開工面積等。這些行業數據同國民經濟緊密相關，受政治因素影響的程度相對較小。
中國發電主要依靠煤炭。儘管煤炭擁有前期投資費用較小、不受季節因素影響等優點，但也存在燃燒效率較低、污染大等劣勢。由於中國煤炭儲量大、成本較低，其他化石燃料開採量相對較小，煤炭成為中國發電的主力。目前，我國煤電裝機佔發電總裝機容量的74%。燃煤電廠每年要消耗原煤約14億噸。
從煤礦市場的動向來觀察中國的發電量相對更加準確。首先煤炭在中國一次能源結構中的比例高達70%，煤炭對中國經濟的意義，比天然氣對俄羅斯、石油對美國（均為40%左右）的意義更為重要。其次，介於發電量和經濟運行之間的敏感關聯，官方公布的發電量數據的真實性也容易受到政治影響。相比電力市場的壟斷而言，處於上游的煤炭市場化程度更高，相關數據也更加透明和準確。
今年以來，國內煤炭價格下跌和秦皇島港煤炭積壓已經不是新聞。上半年以來，動力煤的價格已下跌了大約30%，秦皇島港的煤炭庫存已經接近900萬噸，超過了800萬噸的警戒水平，這是2008年秋天經濟危機最嚴重時也不曾出現過的。
煤價的下跌，一方面是由於國內外價格倒掛引起的進口大增（事實上，這部分比例在中國煤炭能源消耗的比例中依然很低），另一方面是因為價格高漲下產能急劇擴張的結果。歸結到一點，煤炭大客戶——發電廠的消費能力並沒有出現與煤炭開採相對應的增長，煤炭市場明顯供過於求。
由於煤炭開採地區和消費地區的差異，中國一直存在西煤東送的區域調運問題。煤炭運輸和鐵路有著相互依存的關係：在煤炭運輸方式上，鐵路佔到70%以上；而在鐵路貨運分類中，煤炭的比例達到一半以上，鐵路運煤緊張的情況曾出現過多次。
但今年以來，鐵路運輸同樣蕭條。鐵道部稱，受宏觀經濟形勢影響，上半年全路貨源減少，加上受施工、天氣和設備故障等因素影響，全路貨運形勢嚴峻，全國鐵路貨運量增幅僅2.5%。鐵道部7月初公布的數據顯示，6月全國鐵路貨運總髮送量完成3.13億噸，較5月環比下降8.48%。鐵道部稱，由於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煤炭、冶煉等鐵路主要貨源明顯減少。6月全國鐵路煤炭運量完成1.76億噸，環比降幅超過一成。
儘管，今年上半年南方雨水豐沛使得中國電力結構中第二大的水電部分有所增加，但依然難以掩飾中國發電量的總體下降。從中國五大發電的財報來看，也能看到這些跡象，例如最大的華能集團在中國境內各運行電廠的發電量減少了1.46%，售電量減少了1.45%。大唐集團的發電量有所增長，也僅為1.5%，國投電力的發電量則減少了4.77%。儘管如此，國家統計局公布的發電量數據依然顯示，上半年全國發電量同比增長3.7%。
「煤炭經濟」的硬傷
我們需要思考一下「煤炭經濟」背後的脆弱。事實上，「煤炭經濟」有兩大弱點，第一，效率奇低；第二，經濟結構簡單，容易導致國家成為投資拉動型的經濟體。
首先看效率，在熱能轉換方面，同石油和天然氣相比，煤炭是效率較低的化石燃料。而在中國，由於技術設備和管理的落後，效率低下和浪費嚴重的問題更加突出。同時，以燃煤為基礎的能源結構引發了嚴重的環境污染問題。中國是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國，而煤炭對中國碳排放的貢獻高達70%以上。
無論是國際能源署發布的世界能源展望報告，還是英國石油公司的世界能源統計年鑑均認為，從2009年開始，中國的一次能源消費已經超過美國，居全球第一。儘管中國官方統計部門和能源主管部門曾對這一情況加以否認，但毫無爭議的是，過度依賴煤炭已經造成了我國畸形的能源消費結構，而且難以在短期內改變。煤炭這一能源產品本身的低效，也從一個側面說明瞭中國經濟體整體性的低效。
其次，以煤炭為主的經濟往往是簡單粗放型的，主要依靠投資拉動。從西方國家的發展史上看，都經歷了以「煤炭-鋼鐵」為核心的工業發展初級階段，但在工業社會的發達階段，這種模式會逐漸被淘汰，轉向使用效率更高的燃料，生產更加高端的核心產品，依靠消費拉動經濟增長。
對於這種擴張性的，以煤炭和鋼鐵消耗帶動經濟增長的模式，在歷史上已經被證明是不可持續的。蘇聯就是前車之鑒。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全球經濟步入了迅速增長的階段。西方和蘇聯官方統計都證明，從那時起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蘇聯經濟一直在突飛猛進。但在這之後，蘇聯經濟戲劇性地陷入了停滯。按照美國的看法，這一方面是由於蘇聯計畫經濟的體制性缺陷，另一方面是由於蘇聯在技術創新方面的速度放緩，未能從電子和計算機所帶來的通信信息浪潮中獲益，而恰恰是後者迅速的改變了西方經濟。
但俄羅斯人提出了另一種觀點，他們認為，蘇聯未能在其工業化的過程中將煤炭經濟及時轉變成石油經濟。首先，石油作為燃料的燃燒效率高於煤炭。其次，作為一種多用途的原料，石油產品的加工和使用能夠更加廣泛的促進國民經濟各個行業的發展，比如交通、汽車、化工、冶金乃至農業。最終，美國的技術進步和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使經濟出現了良性的循環增長。
在煤炭經濟下，蘇聯政府將大量資金和人力投入到了軍事工業之中，而決定武器生產規模的並非是軍事需求，而是其生產能力。按照蓋達爾的數據，70年代蘇聯生產的坦克比美國多19倍。蘇軍裝備的坦克數量多達6萬輛，超過美國及其盟國所擁有數量的許多倍。在這種情況下，蘇聯延誤了加工業和民用工業部門的發展。
這不能不讓我們想起中國的基礎建設對鋼材、水泥和勞動力的巨大消耗，以及所形成的產能和實際需求之間的落差。過去十年裡（特別是2008年經濟刺激措施實施後）中國對基礎建設投資巨大，雖然這改善了部分貧困地區交通條件，但大部分投資並不是經濟發展所需要的。
值得注意的是，和蘇聯相比，儘管中國同樣是「煤炭經濟」，但時下中國所處的外部環境更加凶險。
加入世貿組織以來，中國經濟已經被全球化，成為全球資源、產品和勞動力市場中的一環。很可惜，在這幾個市場之中，我們都處於低端的位置——中國是能源原料進口國、低級產品出口國和廉價勞動力市場，因此很少有話語權和影響力，時髦一點講，就是沒有核心競爭力。
過去十年裡，在寬鬆的貨幣政策下，全球流動性氾濫，資產價格上漲，投機活動非常活躍，而中國等發展中市場依靠廉價的勞動力為全球市場提供的廉價商品從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全球通脹水平。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使這一經濟增長週期走向終結。為了刺激經濟增長，美國採取了更加寬鬆的政策，而中國的四萬億刺激措施在本質上也是如此。
與美國不同的是，中國無法將四萬億引發的通脹輸出到世界其他國家。金融危機本應該成為中國經濟結構調整的重要機遇，但調控的結果反而使結構問題更加突出，產能過剩的狀況更加嚴重。「煤炭經濟」帶來的惡果也只能獨自吞嚥。
相比之下，蘇聯當時的外部環境要好一些，因為當時蘇聯是資源出口國，在割裂的外部經濟環境下，即經互會的大圈子和蘇聯的小圈子裡，蘇聯（及俄羅斯）還是高級產品的出口國和高價勞動力市場。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蘇聯的經濟改革還是失敗了。這也導致在新的全球一體化條件下，俄羅斯只能成為原料供應國——俄羅斯的軍工和航天產品的出口並非完全依靠核心競爭力，而是地緣政治因素。
實際上，在產品低端和勞動力廉價的條件下，中國和俄羅斯一樣，都只能從國際分工中獲得小份額收入。而彌補財政收入短缺的方式，俄羅斯是徵收高額的石油出口稅，中國則是對內的土地財政。無論是石油還是土地，都屬於不可再生的資源，也難以從中獲得持續發展的動力。
溫家寶總理2012年1月16日在第五屆世界未來能源峰會上強調，中國將逐步改變目前以煤為主的能源結構，增加優質化石能源的比重，顯著提高天然氣、核能、可再生能源的供給能力。
但對於中國而言，要繼續實現真正的經濟增長，不僅僅是將能源燃料轉換成為高效率能源，更重要的是讓「煤炭經濟」轉型成為以石油、天然氣為基礎的消費型經濟。而這一轉型，必須在中國實現真正公正、平等、自由的市場經濟，用市場去淘汰對落後能源產品以及其產業鏈條上的企業。而這一點，必須推動一系列的政治體制改革才能真正實現。
反思中國的「蘇聯病」
中國經濟增長是以建立市場經濟為目標，從早期的放鬆經濟管制、解放勞動力、刺激私營經濟發展完成原始積累，到政府驅動下的大規模建設投資、初步實現工業化的過程。
有意思的是，中國經濟的發展是在拋棄了「蘇聯模式」的情況下進行的（儘管中國從未真正建成過蘇聯式的社會主義經濟體系），但是，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在某些方面同蘇聯經濟在50至70年代非常類似。在「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政府主導思維的驅動下，創立和完善了工業體系。同時，還以激發民族和制度自豪感為目標，建設了無數以高大全為象徵的公共設施。由於這種經濟制度沒有自身的動力和造血能力，蘇聯經濟在70年代後期陷入了停滯。在中國，類似的跡象已經顯現，必須對此有高度的警覺。
時至今日，中國依然沒有建立起真正的市場經濟，充其量只能被稱為是「模擬市場經濟」。因為上游生產資料始終通過國有壟斷企業掌控在國家手中，例如「三桶油」把持著中國的石油、天然氣，而「兩網」把控著電力供需。
在「模擬市場經濟」中，看似也是通過市場來調配資源（事實上還有相當一部分是通過權力），但事實上，只是對下游資源的調配。國家沒有像計畫經濟時代那樣，赤裸裸地調配生產行為，但是更加隱蔽地通過壟斷國有企業來實現對生產行為的干涉。
一方面，壟斷型的能源集團有願望也有能力挾持國家的產業政策，另一方面，國家需要壟斷集團來實現經濟控制的資產增值（實際是國家對國民的剝削）。通過這種國家控制下的市場模式，中國過去三十年的高速發展過程中，每個特定的階段都會有部分群體的利益被犧牲。在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同時，總會有另外一部分人的生存狀況變得更差。
更可怕的是，在這種「模擬市場」條件下，無法形成「正激勵」，市場信號被完全扭曲。
一方面，政府投資的效率極度低下。在投資能力較低，項目意義非常重大的情況下，還可能指望有較為嚴謹的投資分析和回收核算。但在短時期內進行巨額政府投資時，拍腦袋就上馬的情況屢見不鮮。有學者估算，過去10年裡，政府投資的效率正在大幅下降——從2002年每增加1元GDP需要固定投資1.78元到2010年需要5.99元。
另一方面，人的創造力被制度扼殺。儘管私營經濟在中國的GDP中佔有了相當大的比例，但沒有人能否認，大大小小的私營企業正是在與政府的千絲萬縷的聯繫下生存的。企業家們不是在努力提高效率或進行創新，而是緊緊貼著政府的鼻息，搞好與官員的關係，爭當「紅頂商人」。
面對如今的經濟困境，中國經濟的增長模式正面臨著挑戰，如果解決不好，所謂的中國模式就可能反而被稱作「中國病」，就像高速增長之後陷入衰退的「日本病」，甚至更遭。
時至今日，當現有的經濟發展模式難以持續下去的時候，就應該下決心進行系統性的變革，而不是簡單的投資刺激。這種變革不只是宏觀上的某些調整就能夠奏效的，而是要在微觀經濟層面實現解體和重生。中國經濟要從過分依賴投資和出口帶動增長的模式轉為消費、投資和出口均衡帶動增長的模式；從主要依靠第二產業轉變到依靠一、二、三產業協調帶動的增長；從主要依靠資源消耗轉變為主要依靠提高勞動力素質、企業創新能力來發展。
2008至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機本是中國經濟進行技術改造，實現產業升級和轉型的絕佳契機。但在經濟刺激政策下，依靠增加信貸規模、提高企業產能和全面鋪開基礎設施建設，市場的矛盾被表面的繁榮所掩蓋。在一片歡呼聲後，人們才發現通貨膨脹居高不下，建設工程貸款難以收回，經濟結構仍處於惡化之中。
從理性和現實教訓而言，出現另一個四萬億的可能性並不大，但是，從政府思維慣性、政策本質、投資方式而言，我們卻絕難杜絕再次出現又一個四萬億救市的可能。因為，這種以政府主導增加信貸規模，巨額投資「鐵公基」項目的方式是直接和簡單的，是能夠短期見效的，對地方政府和國企是皆大歡喜的，雖然這樣無異於「飲鴆止渴」。溫家寶總理近期已經明確指出：「穩增長的政策措施包括促進消費、出口多元化等，但當前重要的是促進投資的合理增長」，這無疑是對過去「四萬億」模式某種程度上的否定。
「人染沉痾，當先用糜粥以飲之，和藥以服之；待其腑臟調和，形體漸安，然後用肉食以補之，猛藥以治之，則病根盡去，人得全生也。若不待氣脈和緩，便投以猛藥厚味，欲求安保，誠為難矣。」《三國演義》中諸葛亮在舌戰群儒時曾這樣說道，事實上醫治經濟體的病疾同樣如此。
「中國病」是一種慢性病，必須通過體制改革慢慢調理，此外通過減稅、利率市場化、反壟斷、財政民主化、放權讓利等多種政策來緩解病情，倘若企圖以政府大手筆救市這副「猛藥」來治療慢性病是愚蠢的更是危險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