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往哪個方向看，金融和經濟都是陰雲密佈：歐元區、美國、中國概莫能外。事實上，到2013年，全球經濟可能出現極其困難的情況，沒人能獨善其身。
首先，歐元區危機正在惡化，由於歐元維持強勢，前瞻性財政緊縮將會深化多個成員國的衰退，而外圍國信貸動盪和高油價又阻撓了復甦前景。隨著跨國及銀行間信用的收縮，加上希臘可能在未來幾個月無序退出歐元區，將導致資本外逃演變為外圍國銀行的大規模擠兌，歐元區銀行系統正在分崩離析。
此外，隨著西班牙和義大利利差回到不可持續的峰值水平，財政和主權債務緊張狀況正在惡化。事實上，歐元區所需要的可能不僅僅是針對銀行（目前是西班牙銀行）的國際援助，而是在歐元區和國際防火牆不足以抵禦西班牙和義大利事件的情況下，進行完全的主權援助。
在更遠的西方，美國經濟表現也頗萎靡，一季度增長率只有區區1.9%，遠低於潛在增長率。此外，4月和5月就業增長不振，因此美國經濟可能會在年底陷入停滯。更糟糕的是，明年發生二次探底的風險正在增加：即使看起來令人悚然的美國財政懸崖最終只是次要的拖累因素，稅收的增加和轉移支付的減少，也將削弱可支配收入和消費的增長。
此外，不管是歐巴馬還是羅姆尼贏得11月總統大選，關於財政調整的政治僵局都可能會持續下去。因此，關於債務上限的新鬥爭、政府破產的風險以及信用評級降級，將可能進一步抑制消費和商業信心，拖累開支並加快資金湧向安全資產（從而加速股市下跌）。
在東方，中國過去的增長模式不可持續，如果提振消費的改革來得太晚、力度太輕，則中國可能在2013年陷入衰退。中國新一屆領導人必須加快結構性改革，降低國民儲蓄，增加消費佔GDP的比重。
美國、歐元區和中國的經濟減速已經對其他新興市場造成了重大影響，這是由它們與美國和歐盟的貿易和金融聯繫決定的（也就是說，「脫鉤」並沒有發生）。與此同時，新興市場結構性改革的缺位以及向國家資本主義的演進，正在妨礙它們的增長、削弱它們的韌性。
最後，在中東，以色列、美國與伊朗關於核濃縮問題的緊張對峙可能在2013年爆發。當前的談判可能會失敗，即使收緊制裁，可能也阻止不了伊朗製造核武器。因此2013年可能爆發軍事衝突，這將導致油價的暴漲和全球衰退。
這些風險已然對經濟減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各國股市都在下跌，導致了消費和資本支出的負財富效應。重債國的借貸成本在上升，信貸配額正在擠壓中小企業，而商品價格的下跌正在拖累出口國的收入。風險厭惡度的上升正在導致投資者採取靜觀其變的立場，而這給經濟減速帶來了某些自我實現的效果。
與2008~2009年相比——當時決策者擁有充足的行動空間——貨幣和財政當局的手段快要用盡了。貨幣政策已經撞上了零利率和一輪又一輪量化寬鬆的南牆。事實上，經濟和市場所面臨的問題早已不再是流動性，而是信用和償債能力危機。與此同時，大部分發達國家的不可持續的預算赤字和公共債務水平嚴重掣肘了進一步財政刺激的空間。
在私人和公共去槓桿化侵蝕著經常項目赤字國的內需，而結構性問題給盈餘國帶來相同影響的當口，用匯率來提振淨出口是一個零和博弈。畢竟，一國貨幣貶值和貿易平衡的改善，必然意味著其他國家貨幣升值和貿易平衡的惡化。
與此同時，阻擋、隔離和援助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的能力，也因政治和瀕於破產國無力吸收銀行系統更多的債務，而被束縛住了。結果，主權風險正在演變為銀行風險。事實上，不少國家（特別是歐元區）正在把越來越多的公共債務轉移到銀行的資產負債表上。
為避免歐元區出現無序結果，當下的財政緊縮應該大大放緩，新的歐盟財政契約應該輔之以增長契約，財政聯盟應該輔之以債務共同化（歐元債券）。此外，即使希臘脫離歐元區，也應該成立完整的銀行聯盟（以泛歐元區存款保險為第一步），並考慮進一步的政治一體化。
不幸的是，德國阻撓著所有這些關鍵性政策措施，因為進一步的經濟、財政和銀行一體化會讓其納稅人暴露於信用風險中。結果，歐元區災難的發生可能性變大了。
儘管歐元區頂上的陰雲最為恐怖，但這並不是唯一威脅全球經濟的因素。我們還是未雨綢繆為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