５月２２日《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百位文學藝術家手抄珍藏紀念冊》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國發行。「百位文學藝術家」的名單裡，有些名字是意料之中的，如賀敬之、鐵凝——吃人嘴短的規距是顛簸不破的真理，官飯也是飯，概莫能外。而另一些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如葉兆言、蘇童，還有馮驥才，甚至周國平。
就事論事，無甚新鮮。引用一則評論，「能夠邀請百位著名作家親自動筆，去抄反文學、反藝術、反思想的領導講話，這本身就極不尋常。更不尋常的是，這些作家居然都欣然接受了，儘管他們比誰都清楚這個講話的政治歷史意義。到現在我才明白，為什麼我們的文藝如此墮落，所謂諾貝爾文學獎簡直是天方夜譚。這反過來說明，70年過去了，我們還在原地踏步，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這是集體的惡，沒有人是無辜的。」除了諾獎云云失實，其他基本靠譜。
為邪惡伴舞，是多年來所謂「文學藝術家」的本分。即使環境相對寬鬆有些年頭了，故態復萌的慣性發作，也是情理之中吧。跪趴的姿態久了，要習慣站立也不容易。如果僅此而已，此事只值微博上敲那麼三五行字的事情。
真正可觀的，是「文學藝術家」們的華麗圓場。葉兆言先生算一個路數，歸納起來就一句話「不當回事」。他不無輕鬆地表白「確實有些丟人，黃泥巴掉在褲襠裡，不是屎，也是屎。 吃蒼蠅的感覺很不好，對於「講話」，自小沒什麼好感。我為自己的不當回事深深懊悔，有些事不能不當回事。在抄寫時，寫到無產階級資產階級為人民大眾，既覺得好笑，又覺得慶幸，今天似乎已沒有這些詞彙了。我以為它已經不能再傷害我們，但是事實顯然不是，這個紙老虎仍然狠狠地刺痛了我。」
葉先生大概是生活在象牙塔裡的，不知道「紅歌潮」從西南燒遍全國的盛況空前，不知道滿屏的諜戰片群魔亂舞，遂可瀟灑地「不當回事」。即便如此，抄寫這樣一份「自小沒什麼好感」、又「覺得好笑」的東西，拿去面對大眾公開出版，他又是拿什麼「不當回事」呢？「深深懊悔」、「狠狠刺痛」，掩不住是拿自己「不當回事」，拿讀者大眾「不當回事」，自吃蒼蠅，且心安理得地給別人吃。
一個作家，也許當不了荷矛的戰士，也承受不起社會良心的重任，至少應該做到真誠表達。在爛泥地裡打滾之後，還要擠出一點肉麻的笑容，以示自我作踐得輕鬆坦然，真該改行去當戲子的。而且，是那樣一種戲子——賣藝、賣身、賣笑，並向恩客贈送一份不太新鮮的靈魂。葉先生可以考慮一下，那比當作家更有前途，而且收益更多些。
與葉先生的瀟灑應付不同，著名學者周國平彷彿很鄭重，專發了一篇博文，題為「紀念《講話》時我紀念什麼？」。照例，談自己的早年經歷，面對「講話」是如何沈重、如何矛盾。又把2004年的「立此存照」翻出來，以示早已反思: 「回頭想一想，多少人把一生中最好的時光耗費在與自己的精神本能作鬥爭上了，而他們本來是應該讓它結出創造的果實的。」繞場一週、時光穿越後華麗轉身，「 如此看來，在紀念《講話》時，我紀念的是自己的一段心路歷程。那麼，通過參與手抄活動能否表達我的紀念呢？顯然不能，反而是把它遮蔽和扭曲了。這就是我的糊塗之處。所以，我覺得我必須向人們說明，此紀念非彼紀念，現在我對《講話》的認識以我的反思為準。」
周先生的聰明之處就在於，他沒有採取葉兆言那種故作瀟灑的迴避態度。他試圖證明同樣是手抄講話的行為，他和賀敬之們適用不同的道義責任評判標準。他承擔「糊塗」的無心之過，卻不忘表白高尚純良的動機。乃至他完美的智性也在先知先覺的「當年就有」的反思中充分體現，這種智力與道德的雙重優越感賦予他解釋自身行為的全權——「以我為準」。
然而，無論是葉先生的故作瀟灑，還是周先生的以我為準，大概都是無效的。公共領域的
道德標準以行為後果為準。賀敬之的抄，與葉兆言的抄、周國平的抄，都是一樣的。而越是標榜動機無瑕、明白事理，越是顯出人格分裂的巨大落差。這一點上，葉、週二先生，甚至比賀敬之之流更不如。
賀這樣做了一輩子吹鼓手，「好官我自為之」一路走來，到了風燭殘年、行屍走肉的人生末路，大可「彪悍的人生不用解釋」——因為本無道理可講。他注定將與他的時代一起，走進了歷史的垃圾堆。而葉、周兩位先生標誌著中國的「文學藝術家」正在從賀敬之、郭沫若之類的馴服工具，進化為現代犬儒。
與老一輩馴服工具不同，現代犬儒並不依靠飼主的賞識為生，似乎也不以飼主的賞識為榮。他們不會以宏大理想主義敘事的意識形態話語自我麻痺，那是老一輩馴服工具的低級趣味——恰恰相反，他們秀自己的清醒、秀自己的反思，以此建立聲譽、樹立形象。可是，反思、清醒、智慧和行為無關。僅僅一千塊錢或者所謂「人情」，就輕易做出人格分裂的行為。而且，事後他們又會從清醒、智性、反思等等「好詞兒」中找到輕鬆解脫的理由，彷彿一切都是那麼順理成章。如果說馴服工具是出於服從的義務踐踏和歪曲價值觀，那麼現代犬儒則是堂而皇之地把價值觀與行為隔離，以正常的道德感坦然作惡。這是多麼可怕啊！
事關自由意志。馴服工具是以自願為奴否定自由意志，現代犬儒則是取消了自由意志的日常意義。自由意志就是每個人根據自己的價值觀選擇行為，並承擔後果。而現代犬儒有清醒的價值觀，也有明確的行為，卻是分離的兩截。「我什麼都明白，但是我不在乎」、「我什麼都明白，但是我得那樣做」，價值觀被內卷為純粹精神活動、智力遊戲，無關公共領域活動。這樣空洞化的自由意志還有什麼意義呢？不過是談資與消遣，名士作派的裝飾品。
對作家而言，自由意志的喪失意味著創作生命的結束。老一輩作家如老舍、曹禺被極權規訓、裹挾後，再也沒有優秀的作品問世。這是一個時代的悲劇，今天荒疏、萎縮的中國文壇難道沒有這樣的問題嗎？今天已然從無權沉默的高壓時代走出，現代犬儒照樣為邪惡伴舞——甚至多了一份智性的、瀟灑的坦然。只能感慨，自我閹割的刀子，比旁人的屠刀更鋒利些。
或者，真到了魯迅所言，少讀甚至不讀中國書的時候了……如果犬儒的毒素遍佈這個社會，將是什麼光景？在清醒中麻木、在反思中順服、在厭惡中配合——所有美好都被活埋於概念、辭藻的華麗墳塚，活死人的社會是沒有希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