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常人們把中國道德準則在西方不適用，令西方人費解，被西方人嘲笑的現象歸結為文化差異。這種避重就輕的慣性思維，不但是對民主社會文明進步的無視和無知，而且傳播文化自大情緒，阻止他人探尋專制思維框架之外的道德實現，形成社會進步的阻力。
相信在中國度過的童年青年時光的人，多少都有這樣的心路歷程：曾苦苦思索該怎樣做人，但是那些父母老師言傳身教的，電視報紙宣揚傳播的倫理準則，在努力實踐時常屢試不爽，力不從心，而且越思考越糾結困苦。在年輕氣盛的年代時常會有衝動，去挑戰一些直覺告訴自己是蠻不講理的道德標準，但總是被現實打回，最終在困惑中，先是狐疑，然後漸漸深信不疑地，接受了那些起初嗤之以鼻的品德標準，並竟然感覺自己越發成熟越發智慧了。
四年前來到法國生活，漸漸發現那些中國人奉為智慧的人倫準則接連崩潰。有的品德，因其所追求的目標由社會制度實現，變得不值一提，如孝悌，仁義，慷慨，義氣；有的品德，因其對人性的壓抑，談之若瘋人妄語，被人譏笑，如勤儉節約，艱苦樸素，任勞任怨，又如長幼有序，門當戶對。體會過思想解放的輕鬆暢快，便深感專制社會對思想的禁錮之毒。經常人們把中國的道德準則在西方不適用，令西方人費解，被西方人嘲笑的現象歸結為文化差異。這種避重就輕的慣性思維，不但是對民主社會文明進步的無視和無知，而且傳播文化自大情緒，阻止他人探尋專制思維框架之外的道德實現，形成社會進步的阻力。
民主社會文明進步的精髓，就在於追求個體基本權利的充分保障，比如生存，住房，養老，信仰，言論，自由，平等，而遠不只是選舉，選票只是民主的結果。在這些基本權利由社會制度保證之後，留給個人的道德準則非常簡單：就是對所有他人給予一個人應有的尊重，而別無三綱五常式的虛妄的附加條款。人與人的交往變得輕鬆愉快，人們的注意力更集中於切實的工作，整個社會的氣氛積極向上。
由此反觀中國的道德標準，它是幾千年來保障人權的訴求在專制皇權面前妥協的結果，是人在專制社會求生的幾千年經驗的總結。專制者意願的隨性嬗變，使這些道德標準不乏自咬舌頭，不可理喻，甚至蠻橫狡辯之處。舉一個很有代表性的例子：在講到方孝孺的悲劇時，人們為他到底是有氣節的文人還是迂腐的儒生而爭個面紅耳赤，擠出一些玄奧微妙的理由論證他們的觀點，相持不下最終達成的共識是文人明哲保身為上。這個共識是在不突破專制框架前提下的最佳妥協方案，但這卻是一個社會一個民族的悲劇，標誌著我們民族向善的勇氣被專制強權扑滅。所以在中國社會我們普遍看到的是，在玄奧的道德理論的折磨下，在殘酷現實的打擊下，人們會無奈選擇停止思考放棄對善的追求，變得麻木沒有思想，有甚者最終淪落到拋棄一切道德原則，只以追名逐利為人生目標的地步。故只要專制延續，這類人倫道德悲劇也隨之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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