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心國家大事」，這幾乎是當年每個知青基本的政治素養。我也不例外，對國內外時政新聞非常關注。當時，我們雖然遠在邊陲，但並不封閉。很多大事要事，我們都能從廣播和報紙上知道。所以大家對郵遞員特別有好感，他不但帶來溫暖的家信和友人問候，還帶來「政治食糧」報紙。
我們一般都會從報紙的字裡行間，發現一些政治信息。尤其是林彪事件，就是我們在《參考消息》等報章和廣播中推測出來的，當時在連隊引起了很大的躁動，我自己也差點成了散佈謠言的反革命。
我最早的異樣感覺是來自半導體收音機。我們宿舍裡只有一個上海知青有個半導體收音機，是紅旗牌的，音質很好，還能收到莫斯科的華語廣播（當時收聽蘇聯臺，就是收聽敵臺，是要受到政治處分的，所以沒有知青去惹這個麻煩）。
9月29日晚上，我們在聽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新聞聯播關於國慶招待會的消息時，發現一直主持這種招待會的周恩來沒有出席。接著，從10月1日國慶節那天的廣播中，我們雖然聽到了周恩來的名字，但是歷年來在國慶節都出面的毛澤東和林彪沒有公開露面。本來每年這個時候，我們都要反覆收聽《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兩報一刊」）的社論，但是那天竟破天荒地沒有發表任何社論。
尤其是10月2日，我們收聽到《人民日報》一篇署名「黎帆」的政論文章，標題是《學習魯迅反對假馬克思主義的鬥爭精神》。文章提醒人們：「要分清營壘，拔去從背後射來的毒箭」。誰是假馬克主義者？誰在背後放毒箭？一連串的疑問，在知青中蔓延開來。疑惑歸疑惑，議論歸議論，實際上無論是上級領導，還是連隊群眾，誰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於是我就跑到連部翻看《參考消息》，想從國外的報導中，找出點答案。那個時候，《參考消息》沒有一定級別的黨員幹部是看不到的。但是那年年初，我已經在連隊黨支部會議上被批准入黨，並且還臨時被任命為副指導員，所以連黨支部那唯一一份的《參考消息》我得以能夠經常看到。而其他我們連的任何知青，當時都不可能看到這份由專人登記保管的報紙的。
記得是在國慶節上班後的某一天，我從10月1日出版的《參考消息》上，發現了一條《紐約時報》新聞社發自莫斯科的9月27日電訊，這則消息上說：「勃列日涅夫在訪問巴爾幹國家回來後，立即在機場同政治局的其他委員舉行了緊急會議，是為了……或者是估計關於中國發生異常事件的消息」。我感到非常奇怪，幾乎一整夜都在想：中國發生了什麼異乎尋常的事件，令勃列日涅夫深夜一下飛機就舉行會議來研究中國問題——但我百思不得其解。
這天的《參考消息》還刊登了塔斯社紐約28日的電訊，標題是《葛羅米柯談中國問題》，葛羅米柯當時是蘇聯的外交部長。消息說：「他在今天的聯大會議上說：‘……作為這些計謀的目擊者的那一代人還沒有退出生活的舞臺’」。這帶有威脅語氣的話是什麼意思？雖然艱澀而難懂，但我想可能是中國政壇高層出了某些事情，否則不會引得外國政要如此隱晦的表達，而且他是談「中國問題」時說這樣話的。
接著10月2日的《參考消息》又轉載了共同社東京30日電，雲9月29日下午，尼克松在白宮和葛羅米柯會談。「單獨討論了中國問題」，「單獨會談半小時，甚至不用譯員」。我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如此秘密，問題如此嚴重，中國肯定出什麼事了！」
這天的《參考消息》還刊登了英國《泰晤士報》的29日電訊，標題是《蘇聯刪去了對中國的警告，令人迷惑不解》。文中說，在29日莫斯科時間1點24分播發的葛羅米柯在聯大發言英文文本中，對中國的警告的被刪除了。「可能是勃列日涅夫在最後時刻下令修改了這篇講話。」我據此分析，中國確實發生了事情，而且一開始似乎對蘇聯非常有利，但後來的發展卻又似乎不太有利，故才會有刪改文稿的事情發生，否則便不好解釋了。
不幾天10月6日的《參考消息》在第3版刊登了蘇丹共產黨人凱爾文一個月前（9月9日）在《尼羅河鏡報》上發表的文章《對付反動政變的解毒劑》，此文很長，但《參考消息》在其文前發了一個摘要。摘要文字驚人之短，只有一句話：「莫斯科的傀儡在阿聯和蘇丹搞政變，是蘇聯要使這些國家完全屈服於他」。
這是近1個月前的文章，現在在《參考消息》上全文發表，肯定有政治背景和政治含義。我當時想：「這是不是在暗示：中國也有人要搞政變，而此人是蘇聯的傀儡呢？」隨後，我在日記中寫了一篇短文，標題是《發生了什麼？》。並且把我的猜測與排裡的北京知青講了，希望他們或者寫信，或者打電報，問一下家裡是否確實有事情發生？
尤其讓我們驚訝的是10月8日收聽到的廣播，毛澤東會見了衣索比亞皇帝海爾•塞拉西。但是過去這種場合都有林彪陪同，而這次沒有！這太不尋常了，於是我想起了10月2日《人民日報》那篇學習魯迅文章的作者——「黎帆」。從文革開始，幾乎所有重要文章的署名，都有深奧的含義。比如「江河」，是指「黑龍江省革命委員會核心小組」；「龍峻渠」指的是「黑龍江省軍區」等等。難道這個「黎帆」是「林反」的諧音？是「林彪反」了？
推測到這裡，我感到渾身都冒汗了，想都不敢往下想了。第二天一大早我便坐著嘣嘣車（即拖斗車，因為他發出的聲音是嘭嘭的，所以我們都叫之為嘣嘣車）到營部打聽。營教導員說我神經過敏，訓了我一頓。但是政治保衛幹事（營黨委委員，矮矮的個子，姓魏）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裡說：「你吃豹子膽了，你這是反黨，你知道不知道！林彪是毛澤東的接班人，已經寫在黨章裡了。幸虧營黨委還沒有批准你入黨，否則不是混進個反革命分子來了嗎！」
我讓他這麼一說，真是嚇怕了，後悔不該如此莽撞和幼稚——我這不是在拿自己的政治生命開玩笑嘛！。好在就是在這天中午，郵遞員帶來了好幾封北京來信，幾乎都說道：「那個副統帥出事了！」魏幹事在食堂也聽說了，連飯都沒吃，一溜小跑找到我說：「你趕快回連隊吧！好像是有事了。」
我當時真是驚呆了，馬上向連隊奔去。連隊離營部25華里，我只走了不到2個小時。路過一連時，我還特意把十八中的同學郭新渝叫了出來，告訴了可能發生事的消息，郭新渝當時真的驚呆了。我來不及多說，以習慣的動作與之告別，快步趕往八連。快到連部的時候，一個北京女知青（她父母都是軍隊領導幹部，是高幹子弟）走了過來，在我耳邊悄悄地說了聲：「常排長，我爸來信了，說林彪垮臺了！」
那幾天，無論是在田間，還是在食堂，無論是在知青宿舍，還是在老鄉家裡，大家都悄悄地議論開了。但是稍後一封北京來信，引起了我們一場後續性的、也是錯誤性的推斷。那封信說：林彪9月13日叛逃。我和一班長朱小明（北京知青）、連隊通信員華繼蔭（上海知青）等查看了所有的近期報紙，發現9月14日至25日的《人民日報》等大報上，都有「林彪」的詞句出現。26日越南勞動黨代表團團長黎清毅在宴會上致辭時，還和往常一樣說：祝林彪身體健康。但我注意到，作為東道主的李先念在致辭時，一個字也沒提到林彪。於是我們判斷，9月13日叛逃可能有誤，如果是13日已經叛逃了，那麼以上的報導證明新聞單位和兄弟黨領袖們或者不知道，或者就是在25號前後才叛逃的。然而，後來的事實證明我們完全判斷錯了。林彪確實是13日叛逃，並摔死在蒙古的溫都爾汗荒原之中。
我們正式知道這件事，已經是在1971年的11月1日了。那天連裡召開了幹部會議，由呂金龍指導員傳達了中共中央關於林彪、陳伯達反黨集團的七個文件。其中一份是由毛澤東9月18日批示「照發」的文件，這個文件的第一句話就是：「中共中央正式通知：林彪於1971年9月13日倉皇出逃，狼狽投敵，叛黨叛國，自取滅亡。」
(原標題：1971年9月，我們也猜測「出大事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