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崇拜令人髮指的暴君
毛對自己的形容至為貼切。一九七零年十二月十日，毛會見美國記者斯諾時引用了一句歇後語：「我是和尚打傘」，以說明他自己是「無發(法)無天」。那天的翻譯對此一歇後語不熟悉，因此將這句歇後語翻譯成「一個孤寂的和尚，打著破傘，在雨中踽踽行走。」因此，斯諾和許多繼他之後的無數學者以為毛有一種悲劇性的孤寂情結。這真是個天大的誤解。毛其實是在大言不慚的告訴斯諾，他就是神，他就是法律--「無發(法)無天」。
毛常告訴我，「我念的是綠林大學」。毛是個徹頭徹尾的叛逆分子，他反抗所有的權威，力求駕御一切--從最高政治決策到他日常生活中最微小的細枝末節，中南海內凡事都須經由他的首肯，甚至江青的衣著打扮。中國的重大決策必須通過他的批准。
毛沒有朋友，自外於一般的來往接觸。他和江青很少聚在一起，親生子女更少。有一晚在上海，由上海雜技團表演「人梯」，頂上的一名幼童失手，頭朝下跌到地板上。這是舞池，沒有任何保護設施。轟隆一聲巨響，大家都驚叫起來。孩子的母親也是雜技團演員，急得嚎啕大哭。我那時就坐在毛的隔壁。全場一片鬧烘烘時，毛與坐在他身旁的文工團員仍在說說笑笑，喝著茶，似乎什麼事也沒有發生一樣。事後毛未過問幼童的情況。
毛雖然行止孤獨，消息卻很靈通。他大部分的時間都在床上，一連好幾天只罩件睡袍度日，但他勤於閱讀，並總要他身邊的人，用口頭或書面向他報告中國境內和世界大事，因此他對上自中國偏遠地區到全球各地，下至他宮闈中的傾軋奪權，都瞭若指掌。
毛痛恨繁文縟節。一九四九年，當時政務院典禮局局長余心清建議，按照國際禮節，應該穿黑色衣服，穿黑色皮鞋接見外國大使。毛聽到後，大發脾氣說：「中國人有中國人的習慣，搞他們那套做什麼。」他穿灰色中山裝，膠底黃色皮鞋接見外國大使。從此中國共產黨的高級領導人，也一律穿灰色套服了，於是馳名於世的「毛服」也就隨之出現。余因此被調職，文化大革命時余心清自殺。
毛拒絕服從任何時間表。他神出鬼沒，行蹤飄忽不定。每回他出去散步，回程一定走另外一條路。毛對歷史有特癖，看得最多，常反覆翻閱的是歷史書籍。他看過很多遍二十四史，因此他慣於用過去來註釋現在。他對一些歷史人物的評論，與我過去的想像完全相反。毛的政治觀點中，沒有對道德的顧忌。我在知道毛崇拜令人髮指的暴君後，非常震驚。毛不惜用最殘忍暴虐的方法來達到目標。
毛認為在中國歷史上，商紂王開闢了東南大片土地，使中國的疆土東抵大海，毛認為商紂王對中國的民族統一有不可磨滅的功勞。比幹這些人反對紂王的開拓疆土政策，當然要殺掉。
毛對武則天推崇備至(後來文革中江青以武則天自居)。有一次他同我談到武則天。我說：「武則天疑心過大，告密過濫，殺人過多」。他說：「武則天代表中小地主階級利益，進行改革。唐室的宗室豪門大族想設法推翻她，是事實，不是她疑心大。不用告密的手段，怎能知道這些人的陰謀呢?將想殺死她的人殺掉，有什麼不應該?」
隋煬帝則是溝通中國南方和北方，使南北方密切結合起來的偉大人物。中國的大河都是由西向東入海。隋煬帝開了由北向南的大運河，像一條大腰帶，將中國攔腰捆住。毛說這段歷史是唐朝人給完全歪曲了。
西方領袖中，毛對拿破崙極為推崇。他認為拿破崙打破了古典戰爭的常規，使戰爭的戰略和戰術起了革命性的改變。譬如，他進攻時，用密集大炮轟擊取勝。推崇拿破崙的另一重大事件是，拿破崙進攻埃及時，曾帶領大批學者、科學家到埃及，並因此建立了埃及學，研究古埃及文化源流。在這個事件的啟發下，毛也決定組隊到黃河的發源地青海省，去探尋中國文明的源頭。
一九六四年汪東興組織了一批學者，包括歷史學家、地理學家、地質學者、水文學家和工程學家。汪為此從內蒙古及寧夏調來馬匹，成立了一騎兵連，還另外調來大批行軍器材和裝備。毛和我每天一起練習騎馬。毛最後決定八月十日起程。八月五日夜晚傳來美國軍隊直接參加越南戰爭的急電，這樣毛才取消黃河行的決定。
毛的歷史觀與常人不同，它反映毛本身的性格。毛愛借古喻今，並自認對中國歷史有極大貢獻。毛認為中國文化已停滯不前，他要為其注入新的活力，因此有必要學習外國，改進外國思想，並使其適應中國國情。他常說：「中國的東西也可以摻雜一些外國的東西，不中不西的東西也可以搞一些，非驢非馬，成了騾子也不壞。」
從毛第一次召見我開始，他便將對美國和西方科技的讚賞表露無疑。他深知要重振華夏聲威，光學習蘇聯是不夠的。因此他對「一邊靠」蘇聯的口號很有保留。毛對自身的歷史定位十分肯定，他從未質疑過他的角色。他是最偉大的領袖，萬王之王。整個中國都是他指下的試驗場，毛就是中國。任何與毛思想相左或膽敢向他挑戰的人，都被毛視為異端。毛毫不留情的鏟除敵人，百姓的生命不值一提。
最初我很是困惑不解，我很難接受毛竟會如此輕賤人民的性命，以達到他的目標。一九五四年十月下旬，印度總理訪問中國。毛與尼赫魯會談時，毛明確表示，原子彈無非是「紙老虎」，為戰勝帝國主義，值得犧牲幾千萬中國人民的性命。毛這樣告訴尼赫魯：「我不相信原子彈有那麼不得了，中國這麼多人，炸不完。而且原子彈你能放，我也能放。炸死一千萬、兩千萬算不得什麼。」這些話當時使尼赫魯大為吃驚。
後來毛在一九五七年於莫斯科的演講中又說過，中國就算死了一半人口(三億人)也算不上什麼，我們可以再製造更多人。直到「大躍進」，上千萬中國人民死於飢荒，我才開始醒悟到毛和他所推崇備至的暴君之間的相似之處。毛知道有上千萬人餓死。他無動於衷。
我經過一再思索後，終於搞懂了毛的歷史觀點。此外，他這番話也是在明白告訴我，今後我對他只能絕對服從，不可稍加異議，忠貞不二是唯一的路。外面的人看毛的宮闈世界，總有如霧裡看花，覺得毛如此偉大，為他工作如此光榮，想離開一組簡直是不可思議，只有那些對毛不夠忠心的人才會被驅逐在朱牆之外。全中國也沒有地方敢收容不明不白離開一組的人。
一組裡的人有些是真的忠心耿耿。一來因為毛對他們有救命之恩，讓他們有安全感(就像我的政治歷史被毛一筆勾消一般);二來他們崇毛如泰山北斗，視他為中國的救星。但卻有另外一群人只是拍馬屁，向毛爭寵。毛的心裏也很清楚，只因為他有用得著這些人的地方，所以留著他們，一但利用價值沒了，毛便一腳把他們踢開。
毛一旦懷疑一組人員和其他領導人--不管是周恩來、林彪或是劉少奇--關係過於密切，便立即將他們撤換。毛警告我：「禍從口出。」此後二十年中，歷盡各次政治運動，不論是「大鳴大放」，還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大字報」、「小字報」，我都守口如瓶，只埋首於毛的醫療保健；甚至在我深深瞭解他的殘酷暴虐之後，我也一徑保持沉默。我清楚，在中國只有毛有獨立意志。
（本文略有刪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