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中國近年來官場腐敗出現制度化、糜爛化的現象，中外學者已經從制度、法治、媒體和經濟等方面，提出了「前腐後繼」的各種原因，但很少從信仰的角度作出分析。筆者以為，在一個缺乏法治傳統、習慣人治的中國，利用嚴刑酷法，打擊腐敗的效果畢竟有限，而重建和強化「心治」，培植新的信仰體系與文化，才是長遠、有效之道。
目前，中國面臨著雙重信仰貧困（Poverty of Faith）的困境，包括政治信仰貧困和宗教信仰貧困，由此構成了腐敗越演越烈的重要因素。一般而言，政治信仰與物質利益是維繫官員對一個政權忠誠的兩大支柱。毛澤東時代的中共之所以能夠號召共產黨人走完超出生理極限的萬里長征、防止民眾在三年大飢荒時發動陳勝、吳廣起義、推動常人無法想像和實施的文化大革命，主要不是因為毛澤東利用巨大的物質利益，換取共產黨人對他本人的忠誠，而是通過看不見的政治信仰，產生了強大的向心力，促使官員自覺自願效忠毛澤東、真心誠意相信共產黨，而且與這種強大的精神信仰相適應，貪慾、物慾和情慾遭到了壓抑，貪官污吏因此難以大量出現。這也是目前大陸民眾懷念毛澤東時代官員們「兩袖清風」的原因之一。
但是，進入鄧小平時代，多數共產黨人對共產主義信仰產生幻滅，共產主義理想成了可說不可信的擺設。這樣，為了繼續維護共產黨統治的合法性和向心力，鄧小平時代的中共只能而且必須藉助另外一個維繫忠誠的法寶－物質利益，來換取中共官員的效忠。這種輸送物質利益的表現形式，就是對官員們的貪污腐敗提供製度層面的機會與條件，並提供人為的保護。一旦官員成為貪官，接受了中共體制提供的不法利益，這些貪官就與中共政權結成了命運共同體，因為他們必須以忠誠作為獲得特權的回報和代價，緊跟黨中央、聽命領導人，如果一旦出現異心，忠誠出現問題，那麼黨中央隨時可以將貪官們的腐敗劣行予以公布，並繩之以法，反貪成了打擊異己、鞏固核心的有效工具。
由此，現行的制度化腐敗就向中共官員發出了兩個信號：一是你必須與眾人同流合污，成為貪官，因為水清則無魚，混水才能摸魚，個別清官的存在將使多數貪官缺乏安全與安寧，因此清官就失去了存在的制度環境；二是你必須對領導保持忠誠，不然的話，你隨時可能成為反腐的犧牲品。所以，對中共而言，不反腐敗不行，因為這樣黨就失去了保證下屬忠誠、控制官員言行的工具和力量；但反腐敗又不能反得太徹底，因為這樣共產黨人就既沒有主義可以信仰、又沒有利益可以分享，中共政權就會失去官員的效忠，並因而削弱執政的合法性基礎。
除了政治信仰貧困導致利益輸送盛行和腐敗成為制度之外，宗教信仰的貧困也是腐敗蔓延的重要動力。世界上的幾大宗教都相信來生，相信輪迴報應，相信好人好報、壞人壞報，所以當宗教信徒面對物質誘惑、從事惡行之前，首先存在內心的恐懼，顧忌上帝的懲罰，唯恐來生因此而進入地獄，與魔鬼同行。這種內生的心理恐懼和道德約束，比外在的法律懲罰和媒體監督更能有效地揚善止惡，從根本上抑制腐敗行為。
但是，共產黨信奉的是無神論，中共的貪官們只管生前盡情享受，死後管它洪水滔天，由此導致一批貪官內心毫無畏懼，行為不知節制，變本加厲地吞噬民脂民膏。面對這批有私無畏的貪官，法律和媒體就變得蒼白無力。
同時，儘管許多中共貪官也開始燒香拜佛，但他們大多是假信徒，因為他們祭拜佛祖的動機有二，一是保佑自己平安無事，繼續貪污；二是詛咒政敵和對手不得好死，祈求佛祖懲罰。而佛教的真義是普渡眾生，無私無慾。這樣，那些以共產主義信仰者身份祭拜佛祖的中共貪官，不僅滑稽可笑，而且只會強化腐敗的程度，因為他們是將佛祖綁架，保佑他們為非作歹，其後果是更加有侍無恐、肆無忌憚。所以，不管是無神論，還是假神論，都是宗教信仰貧困的表現，更是中共腐敗的激素和動力。
總之，中共官員的腐敗越演越烈既與鄧小平時代以來的政治信仰貧困密切相關，更與中共文化中的無神論存在關聯，因為無神論的最大效應導致心中沒有恐懼，而政治信仰真空則導致行為沒有制約。缺乏了內生的恐懼與制約，任何外在的法律懲罰與媒體監督只能是事倍功半。
（看中國編輯註：本文是舊刊新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