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拉瑪依，一座石油豐富的城市，一座工業生產處於國家前列的城市，一座動植物資源豐富的城市。1958年，一部記錄片《克拉瑪依》記述了克拉瑪依石油生產的一幕一幕。2010年3月28日，第34屆香港國際電影節首映了另一部同名影片《克拉瑪依》，這部影片卻講述了和石油無關，卻讓人心痛的許多不為人知的故事。克拉瑪依的一切美好，都在1994年的一場大火中徹底泯滅。
在克拉瑪依市西處五公里的成吉思汗山腳下，有一座叫做「小西湖」的墓地，戈壁山頭，寸草不生，在這裡300多個整齊的墳墓躺在西部明媚的陽光之下，每一座墓碑上，都有一張照片，每張照片上都是一張滿臉稚氣、笑容燦爛的孩子的臉，而這些墓碑的下方都刻著一個相同的日子——1994年12月8日。1994年12月8日，不僅僅刻在這些墓碑之上，而且永遠鐫刻在西部戈壁灘上一個永遠抹不去的日子。
1994年12月7日，新疆自治區教委「義務教育與掃盲驗收團」一行25人來到克拉瑪依市視察工作，12月8日，克拉瑪依市教育局在全市15所中小學選出了796名能歌善舞的中小學生在「友誼館」為驗收團舉行專場文藝匯報演出。下午1點多，這些學生入場等候，下午4點多，領導們醉醺醺的入場。一二八那天比較冷，孩子們穿著薄的、貼身的衣服在台上唱啊跳啊。匯報演出現場氣氛隆重，歡歌笑語。18時20分左右，當第二個節目在歡快的音樂聲中開場後不久，舞台上方的一盞照明燈突然烤燃了附近的銀幕。現場的銀幕就像一陣大風把它吹起來，吹起來又落下，然後又起來又落下，一次比一次高，火勢特別的快。
就在這時，一位女領導在前面喊了一句：「同學們，不要動，讓領導先走!」從小接受奴化教育的中小學生們都非常聽話，乖乖地坐在座位上。一分鐘內，領導們從前排跑到了最後，從現場位於最後排的一扇門跑了出去，衣冠楚楚。在這一分鐘以後，火勢迅速蔓延，電線短路，所有燈光迅速熄滅。在沒有任何組織的情況下，人們在大火、恐懼的驅趕下，藉著火光，憑著本能向任何一個可能逃生的通道衝去。最初逃出友誼館的學生們成功的從友誼館最後排的卷帘門逃出，但斷電後不久，原本開著的卷帘門突然掉落下來，而這時其他幾個工人逃生的安全門卻全都死死關閉著。掌管鑰匙的工作人員也不知去向。友誼館頓時成為了一個完全封閉的大火爐，一個充滿哀號和慘叫的死亡之館。
2006年，香港鳳凰衛視中文臺走進了新疆，走進了那場大火。他們尋找到了其中一位倖存者——楊柳。她是這場大火中燒傷最重，直到06年一直住在醫院，也是那場大火中唯一一個仍在接受治療的倖存者。據楊柳描述，當大火發生時，領導們全部逃生之後，她跟她旁邊的一位女孩說，快跑吧!拐彎的時候楊柳等那位女孩跑在她的前面，她就馬上轉身，一股特別強的氣擋在了她的面前，楊柳再也無法往前走一步，倒在了大火之中。她的周圍，就是大火燃燒的那種聲音和身上的那種疼，她感覺自己碰到了牆上，她想她就在過道裡面，可能就是從這座牆滾到那座牆，從那座牆滾到這座牆，不停地來回滾，來回碰，把她碰的身上特別疼。楊柳一下子就想到了自己的媽媽，她的媽媽還在家裡面等著她，她在火裡打滾的時候，腦海中呈現出的一幕一幕，像放電影一樣，一下子就好像意識到那種自己就有了肯定要死了的那種感覺，然後她一邊身上打著滾，一邊疼的就覺得媽媽在家裡等著她，肯定不知道她出了這麼大的事，如果她死了她媽媽肯定很難受，那個時候楊柳心裏想，自己可不能死，自己還有很多事情要做。
在大火的翻轉當中，年僅13歲的楊柳，第一次清晰地意識到了這樣一個詞——死亡。其實對於正值花季的楊柳來說，在她的生命詞典當中，本沒有「死亡」兩個字，課堂上老師說的，書本上念到的，歌聲裡唱到的，全部都是像幸福、花朵、陽光、燦爛這樣的字眼那裡面沒有死亡，死亡對於她來說，那是太過遙遠、太空洞、太抽象的字眼。小楊柳特別地聰明活潑，小時候功課也特別好，她在十歲的時候就被中央音樂學院錄取為特訓班的學生，所以到現在很多人還回憶說，當年小楊柳是聞名克拉瑪依的小歌手，她的歌聲讓她的很多老師、她的同學、她的家長們為之傾倒。
距離事發現場數百米的克拉瑪依消防支隊的消防隊員接警後趕到了現場，但因為沒有相應的準備也沒有意識到事態的嚴重，到了現場才發現所帶的工具根本不足以打開緊閉的大門。
楊柳說，當時一下子就覺得特別安靜，什麼聲音都沒有了，那時候一下子就很害怕，覺得沒人知道我在這，因為眼睛燒傷什麼都看不到，就是那麼蜷縮一團，動也不能動。過了很長時間我聽著可能是消防的那個人吧，我就知道有人來了，然後我就喊叔叔救救我。現在每次經過這個廣場的時候就會想到以前的事情，那是永遠也忘不了的，12年來還是忘不了。
消防隊員趕回駐地拿來所需要的工具，幾經反覆終於打開了緊緊封閉的死亡之門。大門打開，呈現在人們面前的景象，讓一名參與了整個火災搶救、善後工作的女警察，至今難忘。根據這名警察的描述，「僅僅看了一眼，只一眼我就差點癱了下去。大門裡面熱氣騰騰，橫七豎八躺著不少人體，一個摞著一個，足有大半個人高，全都是些戴紅領巾的孩子，有男有女，有的還在喘息呻吟。在拖出來的女孩兒旁邊，已經小山一樣堆了二三十具燒焦了的屍體。天已經黑了，整個現場霧氣騰騰，煙霧瀰漫，人們的影子在呼喊著，奔跑著。」一車一車的人源源不斷的送往醫院，死的，活的都堆在一起，有的車門來不及關好就開走了；有的車門還半開著，死者的屍體橫七豎八甚至連胳膊腿兒都露在外面。
友誼館發生特大火災的消息傳遍了全城，成百上千有孩子和親人參加了當天演出活動而又沒有了他們消息的人們，懷著最後的一絲希望趕到了醫院尋找親人的下落。為了保證搶救傷員，警察封鎖了醫院。人們在往裡沖，我們在拚死阻攔，隊伍扭來扭去像條長蛇，兩邊的人同時都流著眼淚。一位母親撲通一聲跪在地上：求求你們，讓我進去找找我的兒子吧，我只有這一個孩子，我已經不能再生了。我只想知道他是不是還活著。女人憔悴的臉上涕流縱橫。而我的眼淚也不比她少。
那是一個不眠的夜晚，人們淚流成河，這是克拉瑪依有史以來最寒冷的一個冬天。
慘遭不幸的孩子的父母、親屬、親屬的朋友、同事、同學數千人哭聲震天，瘋狂地衝向友誼館、運屍車，衝向總醫院、殯儀館。在寒風凜冽的街道上、醫院裡，人們進行著一場心肝欲碎的大尋找、大呼喚，他們奔跑著、嘶喊著，「婷婷……」「媛媛……」「嬌嬌……」「龍龍……」「……我的孩子呀……」失蹤孩子們的父母們在難以插足的焦煳的屍體下找呀、翻呀，在已認不出模樣的屍體上，憑著一個鈕釦、一隻耳環、一小塊殘存的布片來辨認。找不到焦急，找到了孩子的屍體，慟哭聲就更加淒厲。殯儀館、職工總醫院、市人民醫院上空的慟哭聲令人感到恐懼。
97年的時候克拉瑪依市政府打算炸掉這個友誼館，在友誼館的舊址上建一個廣場，叫「人民廣場」。當時的計畫是炸掉友誼館的所有建築，但是很多市民提出了他們的抗議，後來這個計畫稍稍做了改動，把友誼館的前門整修、刷白之後保留了下來，但其它的建築還是全部炸毀了。當年遭受大火的友誼館，已在克拉瑪依的地圖上永遠消失。當年的痕跡已經蕩然無存，惟有原來的前門刷白後還豎立在那裡。門很高，大約有10多米，在偌大一個廣場上獨自兀立。在這座繁忙的城市中，這裡顯得有些孤寂，偶爾從廣場中間穿行的市民也顯得步履匆匆。據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市民介紹，廣場始建於1997年4月。當時火災已經過去兩年多了，友誼館所在的位置仍然是一片灰燼，由於友誼館地處市中心，所以有關部門提出了在原址上修建一個廣場的建議。按照計畫，友誼館內的建築將被全部炸掉，但是很多市民提出了抗議，他們強烈要求保留友誼館的前門，於是友誼館的前門經過整修與刷白被保留了下來，友誼館其它的地方全部被炸平。
如今的廣場上並沒有任何關於那場火災的說明，或許沒有人願意再用任何方式來提醒自己這裡曾有325人喪生、130多人變成了殘疾。但對於經歷過那場火災的人來說，是如何也忘不掉的。住在廣場附近的市民趙振華說，他曾親眼目睹了那場火災。他說：「那段日子，空氣中都是濃煙的味道，我幾天都沒吃進飯，連著5天，夜夜都做噩夢!」這麼多年過去了，廣場上依然很少有人散步。大家都說，那裡有300多盞路燈，每一盞路燈就代表著一個亡靈。
小西湖墓地的四周是凸起的戈壁山頭，寸草不生。這裡沒有一絲風，沒有一點聲音，一座座墳墓靜悄悄地躺在那裡。墓地東北面獨辟一處，幾百座墳墓的墓碑上刻著相同的時間———「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八日」。每個墓碑上貼著一張照片，照片保存得很好，當年孩子的稚嫩依舊，當年孩子的笑容依舊。很多孩子的墳前插滿了假花，在這嚴寒的冬季鮮艷依舊。看墓的老伯說：「前幾年，每到12月8日，就有幾百人一起來祭奠。現在祭奠的人漸漸少了，很多家庭已經生了第二胎。時間這麼久了，傷痛總要過去的。」他還介紹說：「雖然過去這麼多年了，但還是沒有人把新墳埋在這些孩子周圍。這裡是那些孩子們的天地。」
1994年的12月9號，也就是大火發生之後的第二天，當時乾燥了一個冬季的克拉瑪依在經過一個漫長而痛苦的深夜之後，迎來了一場大雪，那場大雪飄飄灑灑下了整整三天。後來在為死難者送葬的時候，悲傷的人們傾巢而出，據說隊伍整整排了有二十公里，很多人抬的是連夜趕製的棺材，連油漆都還沒干。但是家長們還是希望孩子們能盡快的入土為安，這也是他們當時唯一能做的事情。那場遲來的大雪，至今還留在很多人的記憶裡，他們不斷的向我們描述說當時看到白色的雪花漫天飛舞，非常的淒美。白色的雪花漫天飛舞，此時，燒傷嚴重，渾身纏滿繃帶躺在醫院隔離間病床上生死未卜的楊柳，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很多同學、老師已經離開了這個世界，心裏一直惦念著沒有見面的父母，為了不讓爸爸媽媽擔心，傷痛稍有減緩楊柳就掙紮著通過一臺小錄音機給醫院外的父母送出了一切平安的消息。
楊柳和一直在醫院裡陪伴她的退休的父母，還有在大火之後出生的她十歲的妹妹始終住在一樓那個拐角的房間裡。一家人在十年裡只回了一次克拉瑪依的家，實際上，那個家空了十年，而且楊柳說，這麼長時間過後，他們也真的不知道，究竟哪裡是家了。十幾年的都在醫院裡渡過，在別人的想像中這是無比漫長的路途，而在楊柳的心裏，十幾年，只是一個簡單的數字。楊柳的妹妹小楊晨是在醫院裡生的，而且其實也是在醫院里長大的，她從來沒有見過毀容之前的姐姐，所以對於傷口，對於火災這樣的字眼她好像絲毫沒有恐懼。小楊晨也特別的聰明，她9歲的時候就過了古箏的11級，現在這個四口之家，她，是唯一的快樂的源泉。
楊柳說，九六年從克拉瑪依到這來將近十年了，這就是我們家了，平時很少出去，不方便。克拉瑪依的家沒人住了空著，從出事我們就沒在房子待過，就在醫院裡頭。離開克拉瑪依後，一家人再也沒有回去過，直到去年因為楊柳傷口嚴重潰爛，為了通過檢查爭取已被嚴格限制到北京治療的名額，近十年後，一家人才又一次踏上了克拉瑪依的那片土地。提到了克拉瑪依，楊柳說，心裡面有一個家鄉的那種感情，但是同時改變一生的那個災難也在那，所以就是特別複雜的感情，特別是經過那個友誼館的時候心里特別發慌，根本就不敢往那邊看。十幾年了，楊柳說她還是不敢再次看到友誼館，但那慘白色的建築物早已深深的鐫刻在了她的心裏，那是她永遠揮之不去，也必將伴隨她一生的一場噩夢。
提及最大的願望，楊柳說過，她最大的願望就是等候時間，等到醫學發達了把我治好了。如果有一天身體突然全部康復了，我肯定會一下就衝出去，能沖哪沖哪，去看看大海，什麼都想看。
在1997年的前後，有50多戶人家，在新疆烏魯木齊市的明園小區落戶了，這50多戶人家有個共同的特徵，都是兩口之家沒有孩子，而且夫婦都在40歲上下，都提前退休了，雖然這些人很少和外界接觸，非常沉默，但是後來人們還是很快知道，他們就是12.8那場大火的遇難者家屬。所以後來小區裡居民對他們有一種很特定的稱謂，稱他們是「一二八的人」。在多年過後，小區裡發生了一些變化，人們發現已經五十幾歲的夫婦身邊，大多添了一個孩子，不知情的人分不清他們究竟是孩子的父母呢，還是孩子的爺爺奶奶。
2010年3月28日，記錄片《克拉瑪依》作為第34屆香港國際電影節「人道獎」記錄片競賽單元入選的八部影片之一，在香港科學館首映。13個家庭的樣本黎明前，從漆黑一片到曙光漸亮，一個長達五分鐘的固定長鏡頭，小西湖墓園在腳步聲、嘆息聲、機動車引擎啟動聲等嘈雜聲中被喚醒，深冬的清晨寒冷清冽。這一天是12月8日，克拉瑪依大火十三週年紀念日。七點多，帶著祭品的家長陸續趕來。「爸媽來看你了，需要啥，跟爸媽講，保佑爸媽平安。」一位父親將白酒仔細地灑在女兒的墳墓周邊。另一位從烏魯木齊趕來的母親在給女兒上完香後，繞到鄰近一個男孩的墓前，「阿姨來看你了，你是男孩，要多關照她們」，男孩是這位母親同事的孩子，當年，兩家孩子在同一個班上小學。鞭炮聲在空曠的墓地裡一陣一陣地響起，燃燒過的紙錢變成灰燼漂浮在空中。「我們現在就好像心裏紮了針一樣」、「誰家死了孩子誰倒霉」……十幾年來，家長們每年都會在這裡碰上，互訴心聲。大火中有一部分遇難的孩子是初中生，那些當時處於三十幾歲的父母有些不能再生孩子，這樣的家庭呈現出來的多是分崩離析後的人生經歷。一位如今獨自生活的50歲母親哭著說，「出事後，許多人都離婚了，我也是其中一個，想要個孩子有那麼容易嗎?」因為情緒偶爾會失控，「神經病」的帽子跟隨她十幾年。大火發生後，失去孩子的家長被允許提前退休，大多數家長當時選擇了退休在家。隨著時間推移，他們覺得自己越來越不被周圍的人理解，「不能在別人面前笑，他們會說你們活得多好，退休在家拿著工資。他們哪裡知道，三十多歲退休在家，命運是多麼悲哀」，一位當時在克拉瑪依糧食局上班的媽媽說。「不聽話的孩子都跑出來了。現在教育孩子，首先要保護好自己，能做的好事就做，不能做的一定不要做。」一對失去孩子的夫婦這樣感慨，父親是一名退伍軍人，母親是老師。這位父親叮囑導演希望將這段播出來，「讓大家吸取教訓」，再生育後，他的孩子現在九歲了，但只要出門他們都會提心吊膽，連過個馬路都不放心。徐辛說，16年來，仍有一些遇難孩子的家長在堅持要一個說法，比如是否屬於因公犧牲，是否兌現立為烈士的承諾，是否定期組織有規模的悼念活動……「有一部分家長還在繼續抗爭。他們請了律師，寫了訴狀，拍攝結束的時候，他們還在等法院的消息，法院已經拖了將近兩年。」而因為各種原因，家長之間的分化也越來越明顯，比如善後處理中，不同家庭的待遇相差甚遠，有的家長可能會被安排到駐京辦事處這樣的肥缺職位，而自認為沒有得到更好安排的家長，則抱怨「十幾年來，我們退休在家的工資只漲了80元，但那些在職的一漲就是三五百元」……於是，家長之間相互指責的情況時有發生。徐辛覺得重現當年是希望人們能從某種程度上，認識到災難性事件背後的痼疾。
又是一個12月8日，我們回想起多年前那一場大火，還在質疑中國特色的領導先走。
領導先走有什麼錯?領導就是領軍人物，領著大夥往前奔。領導就是應該先走，哪怕面前是熊熊大火，哪怕耳邊是孩子們稚嫩的哭喊救命的童音，領導們面不改色心不跳的先走了，走的多麼坦然。領導們就是有泰山崩於前而不動容的英雄本色。孩子算什麼?留的領導在不怕沒柴燒。領導們可以包二奶、三奶。生他個十個八個百十個。老百姓的孩子值錢嗎?這幫孩子不就是來為領導表演的嗎?這幫孩子不就是來讓領導高興的嗎?這幫孩子的價值怎能比得上黨培養多年的領導。孩子們，你在天堂還好嗎?那裡的領導也愛聽你們唱兒歌?孩子們，你們帶走了父母的歡樂，那種悲傷不是歲月能癒合。孩子們，你們的笑臉永遠燦爛。
「讓領導先走」，隨著《克拉瑪依》的上映，已經成為了全世界最出名的一句話，一句「名言」。難忘當年12.8，同時也難忘，大火至今的16年，多少個支離破碎的家庭是如何艱難的度過這幾千個日日夜夜。
為了某種紀念吧，也為了某種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