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支出是賦稅、赤字、債務以及通貨膨脹的驅動器，因此它在我們的經濟問題中扮演著核心角色。面對失控的政府支出，我們該拿它如何是好？人們喜歡做的是想像通過某些措施使其得到控制，譬如選舉出合適的政治家，制定《平衡預算修正案》那樣的法律，經公民投票通過限制支出的法案，成立一個超級委員會或是提出某種「大妥協」。
上述措施以及其他用意良好的策略都已經失敗了，這主要是因為這些做法是讓政治家們對抗自身的利益。政治家普遍希望獲得更多的權力，那意味著更多的錢，更多的法律法規以及官僚編製。歷史經驗證明，統治者們——不管是國王、獨裁者還是民選政治家——都有一種發自內心的衝動，即花掉不屬於他們的錢。他們無法自已，他們會想盡一切辦法避免關上閥門。這就是為什麼日本、沙烏地阿拉伯以及美國這樣的富國總是寅吃卯糧，從而長期陷入預算赤字的陷阱無法自拔。
所有這一切都已經持續了很長的時間，併發出這樣一種警醒，即我們對付的是政治中最難纏的力量之一，失控的政府支出曾多次在強大國家的滅亡中扮演角色。
例如，政府支出問題在羅馬帝國早期便已顯現，到公元3世紀已經極為嚴重。大概在公元前3世紀，羅馬開始鑄造一種被稱為「奧里斯」（aureus）的金幣，其面值最初跟鑄造它所用黃金的市值相當。
後來，羅馬的寡頭統治者們開始在糧食補貼、公共娛樂、龐大的官僚機構以及軍隊編製上花起他們並不擁有的錢。這些統治者通過加稅來無情地搜刮民脂民膏，並且使用成色不足的貨幣，從而掏空了國家經濟。他們試圖通過使奧里斯貶值來支付自己的賬單，他們發行了面值相同的金幣，但其中的含金量卻越來越少。公元前81年（蘇拉當權），一枚奧里斯金幣的含金量是10.9克，但到了公元前50年（龐培），這個數字下降到9.09克，等到凱撒掌權的公元前46年，奧里斯金幣的含金量已經只有8.18克，接著在公元前15年（奧古斯都）變成7.80克，在公元60年（尼祿）為7.27克，214年（卡勒卡拉）為6.55克，292年（戴克里先）為5.45克，312年（康斯坦丁）為4.54克，到了367年（瓦倫提尼安）只剩下3.29克。
這就是通貨膨脹：隨著商人們的貨物需要更多的金幣才能買到（更高的總面值），物價變得越來越高，這樣做是為了保證貨物以黃金計量的價格跟過去一致。羅馬的銀幣「迪納厄斯」（denarius）也遭遇了類似的貶值過程。貨幣的混亂——市面上有如此多與其面值不符的貨幣在流通——給經濟造成了混亂，這是羅馬帝國滅亡的一個主要因素。
在公元960年後的某個時期，中國的統治者們引入了紙幣。顯然，這些統治者很快發現他們能夠通過印刷更多的紙幣來購買自己喜歡的奢侈品和支付軍餉，而他們這樣做上了癮。在13世紀末，馬可·波羅（Marco Polo）這位對中國的歷史並不瞭解的威尼斯商人兼遊記作家，對蒙古皇帝的智慧讚嘆不已，稱其「也許真的可以說知曉煉金術的秘密」。蒙古皇帝僅需付出由桑樹皮製成且加蓋印信的紙片，就能從商人那裡得到奇珍異寶，這是一套不錯的把戲。不幸的是，人們意識到紙幣會隨著物價的上漲而貶值，於世所有人都唯恐避之而不及。為了將紙幣的把戲繼續耍下去，一些統治者下令將那些不接受紙幣的人處死。
當一個王朝被侵略者或被叛軍打敗而最終覆滅時，該王朝所發行的紙幣也會變得一文不值。新的統治者會發行自己的紙幣，這些紙幣也會像它們的前任那樣貶值並最終變成廢紙。總的算來，中國有7個朝代發行過紙幣。有時候，新幣跟舊幣的兌換比率是1000比1（從舊到新）。據中國史書記載，在公元1260年至1330年間，貨幣的供應量猛增了3,200多倍。在此期間，通貨膨脹在宋元兩朝的滅亡中起到了作用。接下來是明朝，它也發行了自己的紙幣，但據記載這些紙幣的價值到1425年已經貶值99%。再接下來的清朝也嘗試過紙幣，但11年內就貶值殆盡。清朝後來又再次發行紙幣，但這次只用了8年時間就變成廢紙。在1949年蔣介石與共產黨的鬥爭中，失控的通貨膨脹是前者失敗的一個因素。
在工業繁榮的肇始之地英國，曾出現過一連串揮霍無度的君主，其中最無所顧忌的很可能要數亨利八世（Henry VIII，1509-1547年在位）。這位國王一共結過6次婚，他在自己的宮殿、大批的政府僱員以及英國海軍同法國的戰爭上花費甚巨。傳記作家德里克·威爾遜（Derek Wilson）指出，由於受到抗稅運動的阻力，「這位國王的需求和慾望並不能簡單地轉嫁到人民的頭上。」
通過將英格蘭天主教會的財產充公，亨利八世得到了大筆橫財，但他還是發現自己陷入了財務困境。他玩起了老把戲，發行成色不足其面值的金銀幣，史稱「都鐸大貶值」（Great Debasement）。亨利八世破產了，而諷刺的是，英格蘭首部保護債權人的破產法就是在他統治期間頒布的。
1299年，英國便士中的含銀量是1,438毫克，但到了亨利八世在位的1526年，這個數字減少到687毫克。等到1552年他的繼任者愛德華六世（Edward VI）掌權時，便士的含銀量進一步減少到518毫克。
西班牙是唯一從「新世界」掠奪到大量黃金和白銀的國家。在16世紀，運送金銀財寶的艦隊似乎給了西班牙一個其他歐洲國家無法企及的大優勢，但腓力二世（King Philip II，1554-1598年在位）卻把它們全揮霍殆盡，他把錢花在了戰爭、奢侈品以及規模龐大的埃斯科裡亞爾修道院（El Escorial，這是一座集皇家行宮、修道院、圖書館和藝術畫廊於一體的建築，其廊道加起來足有15英里長）上。埃斯科裡亞爾修道院是為了慶祝西班牙在一場耗費甚巨的戰爭中打敗法國而籌劃修建的，但它等了21年才籌集到足夠的資金修建完成。最終，腓力二世在1557年、1560年、1575年以及1596年四度宣布無法償還債務。
在腓力二世掌權的40年間，西班牙皇室的收入增加了一倍以上，但支出的增速更快。總的算來，西班牙在30年間有28年出現了財政赤字。1576年，腓力二世的收入增長了50%以上，但他的債務猛增了三分之一。腓力二世最後一次破產發生在大量黃金和白銀流入西班牙的十年高峰期，而他也是在這個時期負債最重！
絕大多數國家的中央銀行是在1900年以後成立的，它們建立的目的就是幫助各國政府花掉並不擁有的錢。這些中央銀行成為推動通脹的發動機，歷史上絕大多數以及最為嚴重的通脹都發生在1900年以後。
在德國發生的失控通脹也許是歷史上最有名的一次了，它在1923年達到高潮。人們大多將這次通脹歸咎為一戰的戰勝國對德國提出的賠款要求，但這些戰爭賠款在通脹期間最高也只佔到政府預算的11.8%。
那麼，誰該對此負責呢？在一戰前，德國已經形成一套規模龐大的福利制度，並在戰爭期間急劇擴大。戰後，這些福利制度並沒有被取消。由德國政府主持的養老保險制度跟我們的社會保障制度很相似，它在財政上陷入困境。德國政府還向數百萬公民提供醫療保險，此外還要養活150萬傷殘軍人。同時，德國政府撥出資金援助自治市，向藝術事業提供慷慨的補貼。德國有政府開辦的戲院和歌劇院，政府運營的鐵路一直虧損，政府成立的企業甚至無法通過生產黃油和香腸盈利。
這種失控的通脹摧毀了人們的儲蓄，讓德國的中產階級破產、幻滅。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將那些人稱為「飢餓的億萬富翁」——他們有數十億馬克的紙幣，但卻買不起一塊麵包。希特勒正是在那次通脹時期憑著解決問題的政治形象而崛起的。
希臘目前的金融危機也主要是由政府支出失控導致的。不管政府收入是增加還是減少，預算赤字總是不斷上升，而政府也揹負了越來越多的債務。
希臘的政府機構臃腫不堪，結成工會的僱員習慣於工作12個月拿14個月的工資。幾十年來，希臘政治家安撫不滿民眾的辦法就是將他們納入到政府體系，現在每四個希臘人就有一個在吃公家飯。在一場償清所有開支的努力中，希臘的賦稅被提得如此之高，以至於越來越多的希臘人在黑市上進行交易以逃避賦稅，結果是這場努力歸於失敗。據估計，希臘約三分之一的經濟活動是「未入賬」的。希臘政府將大約6,000座陽光小島放到市面上叫賣，期望找到身家百萬或億萬的買主——他們可能會對擁有一處特別的私產感興趣。
對於最近取得一項可疑成就——國家債務與國內生產總值恰好相當——的美國來說，這一切意味著什麼呢？當人們相信政府可以繼續付賬時，便決定了遏制失控的政府支出是無法通過政治途徑實現的。只要箱子裡還有錢，就會有政治壓力促使將之花光。對於那些主張政府不能再為一切買單的勇敢政治家，數以千萬的選民——比如領取養老金的老人，結成工會的政府僱員，太陽能倡導者以及富有的華爾街銀行家——很可能就會將他（或她）形容成一個魔鬼，這就是我們現在所處的狀況。
逾期未付的福利費用，政府債券的流拍，失控的美元匯率以及加速的通貨膨脹，當這些警示信號讓人們意識到政府破產在即時，那麼對政府支出進行改革的機遇也出現了。當金融危機來臨時，那些推動政府多花錢的遊說集團對政策制定者的鐵腕控制也很可能被打破，從而讓真正意義上的改革成為可能。
在這種情況下，政治領導人不太可能另闢蹊徑。相反，他們會考慮已經被廣泛討論過的想法，那些被人們所熟知並被認為可靠的策略。為今之計，我們最緊要地乃是幫助傳播自由市場的理念，這樣它就有可能在某次金融危機發生時被採納。如果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這種策略是他們「最不壞」的選項，那麼政治上的支持力量也會發展進來，畢竟這還可以給他們留下點什麼，總比什麼都沒有的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