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飢荒：「死人就和樹上掉樹葉一樣」

時間：2011年11月下旬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採訪形式：電子郵件問答、補充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整個童年都是在飢餓中度過」

依娃：請您給我一個個人簡歷，我希望用您的真實名字，但如果您有顧慮，用化名也沒有關係。

李XX：我目前在高校宣傳部門工作，如果我提供的材料在國內引起有關部門的官員的關注，我可能馬上就會失去工作。但我很想完全真實、客觀地說出自己經歷的「大飢荒」，為你的寫作提供素材。也是我這個親歷人義不容辭的責任。

暫且叫我李XX吧，四川資陽人，生於1954年2月，出生時家住資陽市區上西街。1960年開始上小學，1966年6月小學畢業。因「家庭出身不好」，小學畢業後失去上中學的資格。由於家庭經濟十分窘迫，失學後就開始打工謀生。1969年以「三線建設工地優秀臨時工」身份被招工到四川資陽酒廠當工人。1978年，通過自學中學課程後考進大學物理專業讀書，畢業後分配到四川資陽師範當教師。1988年，調入廣東某高校，擔任學術期刊文科版、理科版編輯工作。2008年秋，調入浙江某高校，擔任報刊、書籍編輯工作。

依：這麼說，大飢荒年間您已經六、七歲了，有記憶了。當時生活在什麼地方？家裡有幾口人？什麼樣的經濟狀況？

李：實際上，我的整個童年都是在飢餓中度過，記憶最深刻的也是飢餓。如果「大飢荒」所指的是1960年開始的話(其實是從1958年開始持續到1962年，作者注)，當時我6週歲。家住資陽市區上西街。家中9人，即父母2人，兄弟姐妹6人，大哥15歲、小弟未滿週歲，外婆1人。父母兩人的月工資收入相加大約40元，一個人平均不到五快錢。1960年冬季，父親去世後，家庭經濟收入只有母親每月的18元，一個人一月只有兩塊多錢生活費。

依：那請你先談談你父親的家庭出身、背景等，因為在當時的中國一個人的出身幾乎決定了後來的政治處境和生活環境，還會牽連到孩子。

父親：抗日英雄成了勞改犯

李：1960年冬季，父親去世，年僅46歲。詳情？說來話長了。

我先談談父親的簡單情況，父親李昌祥，1914年生於四川資陽金臺鄉水木堰。父親出生在一個貧窮佃農家庭，他的父母主要靠「打草鞋」為生，即利用稻草製作簡易涼鞋再出售，家庭經濟十分窘迫。父親在7~9歲之間，他的父母雙亡，成為孤兒，後被遠房舅舅收養，並做表弟讀書的陪讀，他也因此學會了寫字讀書。

李昌祥在12歲那年，四川開始鬧飢荒，他不想繼續留在表舅家爭奪家裡原本就不多的食品，心裏總盼望能夠自謀生路。他賣過煙卷，稀裡糊塗當過四川軍閥的小兵，不過是為了「吃糧」。曾在八一三淞滬抗戰中，身負重傷，被送到江西南昌陸軍醫院搶救。住院期間，宋美齡到醫院看望受傷的勇士們，並向他們每人贈送一把「中正劍」，以示嘉獎。1938年初，我父親因傷勢退伍回到故鄉資陽。抗日受傷英雄回到家鄉，受到了官方和民眾的熱烈歡迎。他主動向政府提出把政府給予的撫恤金全部捐出作為抗日經費，他自己則依靠擺賣香菸、花生等雜貨謀些薄利維持生存。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我父親繼續依靠開小店賣香菸雜貨維持家庭生活，當時，他和我母親鄧元芳已經育有四個子女，早開遲關兢兢業業，談不上富裕，但家庭溫飽基本上可以維持。

1953年，政府開始推行公私合營運動，為了讓所有的私營人員都加入「公私合營」的股份公司，政府加大了對私營商販的稅收額度。當時，我家父母與許多小商販一樣都面臨艱難抉擇：入股到「公私合營」，股份越少的工資越低，如果入股，依靠微薄的工資難以維持生存，但如果不加入「公私合營」，稅務人員每天上門收稅，小商販們根本就沒有利潤，生存照樣無法維持。

就在這樣舉步維艱的時候，1954年2月，剛過春節的初春，我出生了。我的問世不但沒有給父母帶來歡樂，反而成了家庭的累贅，因為那時候家裡早就有上頓無下頓，母親生我那天家裡已經斷炊了，生了兒子的月婆子吃不上飯，餵不上奶，我餓的哭，母親難過的哭。那時候，家裡常常都是沒有米沒有面，幾個孩子嗷嗷待哺育，我家斜對面開面房做挂面的鄰居每知道我家斷炊時，就會送些切挂面餘下來的面頭子過來，讓我家煮點麵條湯，暫時度過難關。所以我們一直很感激這家善心人的雪中送炭。

我出生後，家庭生活更加拮据，吃了上頓愁下頓，為了給新生兒子尋求生路，萬般無奈下，父親貼了一張「告示」在自家門口，宣稱願意把剛出生的小兒子送人。不久就有人上門來要領養我，可是，母親一看見那位領養人滿頭大膿瘡，不像是個好人家，怕我受苦或被轉賣，就堅決不願意把兒子送人了，好歹留在自己身邊。

其後不久，父親就突然被捕，很快就以「反革命罪」被判刑12年，押往新疆勞改。父親被押上火車時，我家鄰居在車站看到了那一幕，回來告訴我母親，此時的母親才知道父親被押走了。至於父親犯了什麼罪，母親一頭霧水，父親自己更不曉得！沒有任何手續和書面通知。後來知道給我父親定罪有兩條：一是在新社會賣人；二是預測朝鮮戰爭可能會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所謂「賣人」的罪證就是那份願意把我送給他人收養的「告示」，而預測第三次世界大戰完全是無稽之談，談論時局的人比比皆是。

1955年底，因為母親去內江中級法院上訴，跪在大門口哭訴冤情。迫於上級壓力，縣法院終於重新審理我父親的案子，將他12年徒刑改判為1年，這一年的罪行仍然是「反革命罪」。當時，我的父母早已被折磨的身心疲憊，能夠從12年徒刑改判為1年，已經是感動得跪在毛主席像前高喊萬歲萬萬歲了。

當李昌祥被改判為1年時，當時他已經在新疆勞改一年零三個月了，多勞改的這三個月，勞改農場為他補發3個月的工資。當時新疆的工資比資陽高很多，即使在勞改農場，我父親也能夠拿到每月30多元，當時我家已經「自願加入公私合營」商店了，如果回到資陽，我父親每月只能領到10多元工資。為了經濟需要，父親就留在勞改農場工作。父親在新疆工作期間，每月可以寄錢回來，當時還引起街坊鄰居的羨慕，不知內情的鄰居還說「當勞改犯多好，每個月都有錢寄回家」。

父親回到資陽是1958年，「共產主義大躍進」已經愈演愈烈了，回到故鄉的他開始遭受比勞改期間更多的折磨。回資陽後，他被安置在紅霞飯店做會計，這本是一份好工作，可是那時候的政治運動特別多，每一個運動都把他作為重點整治對象，因為他頭上有一頂「反革命勞改犯」帽子，還因為他在抗日戰爭期間是國民黨軍隊的軍人，儘管他打的是日本人，儘管他從來沒有與共產黨的軍隊作戰，但他還是成了每次運動的「老運動員」。1959年初，父親被單位作為「土勞改犯」指令到了距離縣城幾十公里遠的一個化工廠「工作」，那是「大躍進」的化工廠，裡面到處是有毒物質和有毒氣體，進了那個化工廠的大門是不能自由離開的。化工廠的人很多都病倒了，我父親是在化工廠病倒後才被允許回到城裡的。

父親離開化工廠回到縣城後不久，母親生下了我的弟弟，這個新成員的到來給全家增添了喜悅，也增添了憂愁。小弟滿月那天，父親帶領我們全家去照相館照了全家福，這張照片上父親還寫了幾個字「破鏡重圓」。從我出生開始，我家這面鏡子就破碎了，當我小弟出生後，我家這面「破鏡」終於「重圓」了。

共產主義大食堂的記憶

依：你們在資陽算是城鎮戶口，當時每人供應多少糧食？也是吃食堂嗎？每天每頓一個人能吃到多少糧食？飢餓到什麼程度？

李：就四川當時的糧食配給情況來說，據說成都的成人是每月27斤糧食，似乎還是大米為主，省會城市政府的面子重要。而在僅距成都100公里遠的資陽城區，成人配給每月19斤糧食，兒童按年齡大小依次遞減，學齡前兒童每月只有幾斤糧食，而這些配給的糧食中，大米很少，通常都是些雜糧充數，如豌豆、玉米或者紅薯。出產紅薯的時候，就用5斤紅薯代替1斤大米。資陽屬於丘陵地區，稻田少而山坡多，這也是當時配給的糧食以雜糧為主的客觀原因。縣城裡的人們拿到紅薯普遍都難以保存，不像農村可以存放在地窖裡，只能堆放在家中的地上。沒有保存條件的紅薯，如果不趕快吃完，會很快爛掉。但如果快快吃完了，家中就馬上斷炊。紅薯有大有小，像我們這種「勞改犯家屬」，能夠得到的都是那些別人挑剩下的小紅薯、半截薯、蟲薯或者爛薯。

小弟生於大煉鋼鐵時期，為了「大煉鋼鐵」，每家人的鐵鍋、菜刀之類的鐵器都被強制沒收了，不管你願不願意都得交，不然就說你反對「三面紅旗」。自己家不許開火做飯了，所有的人都開始過「共產主義」生活，人們憑糧票到街道食堂購買飯票，這樣的做法在街道幹部看來是美事，很是要得。因為他們有機會多吃多佔，還可以有權力分配別人的口糧，耀武揚威。而對我們那樣的家庭來說，就是死路一條了。街道幹部去食堂打飯，他們的飯票總是很充足，每頓至少有「三兩」，而我們家的飯票則總是沒有哪一頓可以吃飽。為什麼街道幹部的飯票充足？這是個誰也搞不清楚的懸案，沒人敢問一句。因為當時的糧食配給制，在資陽即使成人也只有每月19斤糧食，如果他們每頓可以吃三兩飯，每月至少得有27斤糧食才對啊？為什麼我們家的飯票那麼少？

我們家未成年人多，都是能吃飯的年紀，人均糧食卻只有10斤左右。哥哥姐姐們一天三兩一頓一兩，我和小弟因為只有幾歲，政府配給的糧食更少，一天大約只有二兩。但不是白米，都是雜糧。又沒有其他副食補充，就是有也沒有錢買。我們常常是不吃早餐，中午到食堂吃一次，晚上在家煮牛皮菜吃。當時的資陽人普遍種植牛皮菜，牛皮菜是一種生長極快的蔬菜，很粗糙，主要是用來餵養家畜，自古以來都是四川農村餵豬的。到了生活困難時期，四川人就見縫插針，只要找到巴掌大小的土地也要種上牛皮菜當作充飢的食品。只要勤澆水、施肥，每天都可以收割牛皮菜最外圈的老菜葉。煮熟的牛皮菜很粗燥，口感極差難以下嚥，遠比紅薯葉和野菜難吃，像吃草，但可以抵擋一時的飢餓。因為在那時候，找到紅薯葉和野菜都是很困難的。牛皮菜的纖維素很高，吃過之後等不了多久，腸道裡會更加飢餓難忍。我家也在附近的水溝邊種了幾十棵牛皮菜，能夠自家開夥煮飯後，我們每天都把很少的糧食煮在一大鍋牛皮菜或者其它可食的植物葉子之中，吃的時候幾乎感覺不到有糧食，簡直就是吃的豬食。美其名曰「牛皮菜稀粥」。

去飯堂打飯時，我們家的最奢侈的時候也就是大人二兩飯，小孩只有一兩飯。我記得去「共產主義食堂」吃飯時，打飯「三兩」的人是最得意的，高人一等的模樣，他們的叫喊聲也最響亮「三兩」！「三兩！」的聲音在食堂裡是最悅耳、最令人羨慕的聲音，也是最刺耳、最讓人受不了的聲音。而我們這類吃「一兩、二兩」飯的家庭，打飯時向食堂打飯員工喊出的聲音都是很微弱的，即因為飢餓，也是因為屈辱。在那樣的生存環境裡，很多小孩一進到食堂就不由自主地喊叫「三兩」！兩個字就顯示出不同的社會身份和地位。我家小弟從出生到會說話時，他聽的最多的就是「三兩」，所以，他能夠說出來的第一句話，不是喊「爸爸」「媽媽」，而是「三兩」。每次在食堂裡小弟反覆喊「三兩，三兩。」之時，周圍總有人覺得好笑，我們也會發出一種慘然酸楚的苦笑。一兩歲天真的弟弟怎麼會明白大家為什麼都望著他笑？

在強制去「食堂」吃飯之前，糧食供應也是只有那麼多，但在家裡自己做飯時，總可以加些南瓜、紅薯、玉米等蔬菜雜糧一起吃，稀著吃省著吃，雖然也是經常吃不飽，但也不至於餓得發慌，餓得前心貼後背，餓得大人走不動路，小孩不動彈。在那時候，如果能夠找到較多的蔬菜雜糧，母親就會盡量節省一些糧票或者糧食留作備用，當時的老百姓儘管普遍吃不飽飯，但幾乎每個家庭都存有糧票，因為在糧食緊張的時候，糧票就是救命的第一法寶。到了吃「食堂」時期，每月那麼點定量糧食就讓人很難支撐生命了。人們普遍處於飢餓狀態，而勞動強度又很大。

我的父母都是每天很早就去上班，晚上很晚才能回來，他們除了在「公私合營」商店上班，還經常被單位派遣去各種工地搞什麼「一夜修成一條大馬路」、「深挖大會戰」之類的強體力勞動，各行各業都在大躍進，都在超英趕美。再苦再累都是白干，沒有任何錢物食物補助。那時候，小弟才出生幾個月，是需要吃奶的嬰兒，可是，飢餓勞累過度的母親自己瘦骨如柴，哪裡還有奶水餵她的兒子？小弟的生存就只靠家裡以往從牙縫裡省出來的糧票買米熬粥給他喝。家裡沒有做飯用的鐵鍋，但有熬藥的砂鍋可以代替。有時候，父母在外邊找到什麼野菜，或者紅薯葉之類的可食植物，就把家裡的搪瓷洗臉盆當作鐵鍋煮一盆雜食給我們充飢。偶爾找到一些小紅薯，就和野菜一起煮給我們吃，但能夠吃到紅薯的時候是很少的。地被飢餓的人們不知翻找了多少遍了。

這樣的「共產主義食堂」大約不到一年就垮了，其後還是讓老百姓自己回家開火。

依：您當時是一個孩子，正是長身體的時候，特別需要食物和營養。您說有一次吃桐油餅中毒差點死去，經過是怎麼樣的？

李：我印象最深的是經常是只有一條小紅薯，這時候我就沒有吃紅薯的資格了，因為我已經快滿六週歲了，應該「懂事」了。而小弟還未滿週歲，那條小紅薯還不夠小弟一個人吃飽。弟弟吃的時候，我就看，想像是自己在嚼在咽，但我從來沒有咬過弟弟一口紅薯，因為我是個膽小規矩的孩子。紅薯是我童年最渴望的美食，總想那天能飽飽吃一頓就好了。我們的生活時時刻刻都處於飢餓狀態，我的身體就是一副皮包骨頭，面色慘白，腦門很大，缺鈣的緣故，豬嫌狗不愛的模樣。我每天都是呆呆的軟軟的地坐在某個地方一動不動，一坐就是好幾個小時，因為根本就沒有精神力氣可以使自己做任何消耗能量的運動。按理說，六七歲的小男孩應該是活蹦亂跳調皮搗蛋的，但我餓得動不了。經常都有人當著我的面說：「啊呀，這個娃兒肯定是個傻瓜，可能活不了多久的。見了人眼珠子都不轉。」聽多了，我也無所謂了。當時，我也相信自己是個傻子、廢物，對自己有了如此絕望的認定之後，漸漸地就使我不畏懼死亡了。

死亡有什麼可怕呢？我對生命從記事開始就很麻木：一方面是我們每天都看見人們用平板車拉死人出城，有的有棺材，有的沒棺材，用舊被子或者布單一裹就拉出去了。街道鄰居家也隔三差五的有人死去，沒人哭沒人叫，餓得不知道悲傷哭泣。特別是在1960年前後，我家附近的馬路上幾乎天天都有走著路倒在地上的餓死鬼，因為沒有路燈，走夜路的稍不小心就會踩到死人屍體，所以晚上我們都不敢出門。當時的人們對死亡早已很麻木了，我們這些只有幾歲的孩子也都在預測自己到底還能活幾個月。談到人的死亡，似乎就像談到一條蟲子的死亡。另一方面，我自己也覺得可能死了更好，免得每天餓得慌，還要多吃家裡的糧食，讓父母親發愁熬煎。既然自己長大了肯定是個傻子、廢物，還真是不如早點死了好。早點死早點不受罪。

我家附近有一家榨油廠，主要是榨桐子油，桐子油可以刷木器，可以做油布油紙什麼的，但是是有劇毒的。榨油後的渣子餅一般都運去做肥料。這些桐油渣餅在我家附近的地上總有些碎塊可以找到，父母告誡過我們絕對不能撿來吃的，吃了會中毒會鬧死的。可是，有一天我實在餓極了，就撿了幾塊吃下去，沒多久我就開始嘔吐，肚子劇疼翻江倒海，然後就休克了，什麼都不知道了。母親找到中醫給我罐瞭解藥，想方設法把我救了過來，看我醒過來了，母親語無倫次一邊罵我一邊哭：「你這個死孩子，為什麼不聽媽媽的話？媽媽交待你不要吃油渣，不要吃油渣。你為什麼偏偏不聽。如果你死了，讓媽媽怎麼辦？還讓媽媽活不活？」我虛弱的說不出話，只能對媽媽說：「媽，我，餓」。我媽一聽又眼淚嘩嘩的流，不罵我了，抱著我的頭痛哭流涕，自責沒本事讓我吃飽。這時候我突然想繼續活下去，因為不願意看到母親這麼痛哭。母親的眼淚流在我的臉上，卻像是滾油一樣滴在我的心上。讓我疼的受不了。

黑五類之家的大飢荒

依：在那種飢餓的情況下，你有沒有去上學？其他兄弟姊妹的情況怎麼樣？

李：日子就這樣一天天艱難地熬啊熬啊。父母的收入本來還勉強可以買回政府配給的那點糧食，可是，讓我們家雪上加霜的事情發生了，街道幹部把我們一家從政府公房中趕出來，這套公產房是我父親作為抗日英雄回家鄉時國民政府分配給他的「廉租房」。沒有了公房可住，我們就只能去租住私人住房，最廉價的私房租金也是公房的幾倍。原本我們住寬敞的公房時每月的租金不到2元錢，現在我們搬到一間狹小擁擠的私房居住，每月租金需要5元。為了交房租，家裡只好叫剛上初中的大姐輟學去小飯店打工。

1960年夏天，大哥說我6歲多了，該上小學了，於是，父母好不容易湊了幾元錢的學費讓我去了城關二小報名。到了9月1日開學那天，我獨自去了小學，所有的小學新生全部集中在一排教室旁邊的空地上，等待分班。所謂分班，就是聽老師喊叫名字，第一批50人就是一年級一班的學生，依次分下去，總共5個班的學生全部分完了，全場唯獨剩下了我一個人的名字沒有被叫到，我只好哭泣著回家去了。母親晚上下班回家後才知道我的情況，第二天就拿著我們報名繳納學費的收據領著我去學校找到校長，校長也承認我們交納了學費，說可以退學費給我們；母親說娃兒要讀書，可校長說分班已經分完了，你這個娃兒就等明年再說了（真實原因是因為我父親是反革命勞改犯，分班時每一個班主任都不接受我）。一聽校長這樣說，母親頓時就嚎啕大哭，因為母親感覺到我們家已經開始走投無路了。在母親的苦苦哀求下，最後終於等到了校長同意讓我讀書的決定。幾天後，我終於成為了城關二小一年級二班的學生。

1960年，我們家簡直就是汪洋中的一條破船，隨時都可能會葬身海底了。那一年，我們家弟兄姐妹都經歷了一連串的打擊：大哥報考四川美術學院附中，以地區第一名高分錄取後，卻被他中學的教師舉報我父親是勞改釋放犯，美院也就取消了大哥的入學資格；大姐、二姐都因家庭出生不好不能進公辦中學，只能上高價的民辦中學，家裡拿不出高價學費就只好輟學。當時，家裡只有二哥在上小學，大哥失學後，偶然可以找到一點臨時工干，大姐輟學後去了一家小飯店打工，沒有工錢，說好的，如果那天飯店有剩飯剩菜就可以吃點，要是沒有還得餓肚子回家。二姐輟學後每天步行到十多公里遠的糖廠，等候鍋爐房到爐渣時從中撿沒有燒淨的「二炭」。二哥則是在放學後也背上一個背簍四處撿廢紙，賣到收購站。一年下來，就可以勉強湊夠一年的學費。

未滿一週歲的小弟因嚴重的營養不良患了脖子腫大潰爛病，縣醫院醫生說：「沒有醫治的必要了，沒得救了，把娃兒領回去等著好了，還免得花醫藥費。」面對這一連串的困境，父母都深感絕望了。小弟的脖子腫大潰爛越來越嚴重，成天到晚的流膿流水，連我都害怕抱他。縣醫院醫生後來就拒絕醫治，母親不甘心，找到一個私人診所。這位醫生是老街坊，與我父母有些交情，對於縣醫院醫生已經判處死刑的病人，這位個體醫生採取了很為大膽的冒險醫術，在很簡陋的條件下，在好幾個部位動了手術刀，死馬當成活馬醫。老天有眼，幾個月後小弟的潰爛大脖子居然消退了，只是頸項周圍留下了很多難看的傷疤。虧得是男娃子，如果是個女娃子不抱怨死我們的父母。也算是飢荒年代永不消失的紀念。

那幾年，許多人都是死於黃腫病、肺結核、肝炎等「疾病」，這些「疾病」的病因最主要就是飢餓導致的嚴重營養不良而引發的疾病。在當時，我們家庭所有成員都是病症纏身，父親、大哥、大姐都患上了肺結核，二哥有嚴重的癲癇病，小弟則是大脖子腫脹潰爛和黃疸型肝炎，母親因經常飢餓吃野菜患上了胃病，二姐和我也是常有鼻炎、耳炎等疾病發作，也都因為窮困而沒有去醫院醫治。吃飯的錢都沒有，哪還有錢看病吃藥？

致信毛主席，父親再入勞改營

依：聽您說父親是餓死的？他當時多大歲數？什麼時候餓死的？請你講一講詳細情況？

李：父親的死還是和糧食有關。如果不是寫那封關於糧票的信，也許父親不會那麼早過世。

我上小學沒有幾天，父親又被強制關集中營了，事情的起因是他向毛主席寫了一封信。

1960年8月，西南局局長四川省委書記李井泉宣布四川糧票作廢，理由是有人造假糧票，舊糧票不能兌換新糧票。這件事把許多四川人逼入了絕境；一聽到這個消息時，有些人很快就上吊自殺了，因為最後一點口糧都被剝奪了，活生生從人嘴裡挖出來了，脖子被掐住了。當時，四川人每家每戶幾乎都存有幾斤或幾十斤糧票，這並不是四川人的糧食多得吃不完，而是每家人哪怕頓頓吃糠咽菜都要準備一點救命糧，只要手中哪怕還有一斤糧票，也可以救一個快餓死的人多活幾天。我家也有幾斤糧票，那是買米熬粥給小弟救命用的，可是，這點救命的糧票宣布作廢了，小弟還能活嗎？那時候，我們的街坊鄰居家好多人都因嚴重營養不良引發的黃腫病、肺結核、肝炎等病死了，有些就是直接餓死的，如我們隔壁的孫五爸餓的癱在床上，一天晚上呻吟著要吃點東西，孫五娘說家裡實在沒吃的，明天再想辦法吧。那時候想借吃的也是很艱難，自己都沒得吃，怎麼接濟別人呢？結果，第二天早晨，五娘看見五爸不起床，就去喊他，結果發現他已經死了，硬了。真是個餓死鬼。

看到餓死人的悲劇愈演愈烈，我父親實在忍無可忍了，社會主義社會怎麼能這麼餓死人呢？他用極其平靜的語氣給毛主席寫信，這封信的內容主要講政府提倡勤儉節約艱苦樸素，老百姓在生活困難時期能夠節省一點糧票很不容易，而政府突然宣布四川糧票作廢，這種做法有損共產黨的威信。在這封信裡沒有一點惡意攻擊黨和政府的意思，他以為毛主席看到這封信後會批評李井泉的錯誤做法，恢復舊糧票，給四川人一點生路。大約是在9月中旬，國務院辦公廳給我父親回了信，意思是說毛主席的日理萬機工作很忙，沒有時間看那麼多普通信件。你反映的四川糧票問題，我們已經把你的信轉發給四川省政府了，你的問題可以由當地政府解決。果然，在收到回信後沒有幾天，當地政府就給我父親「解決問題」了，那就是就追加為右派份子，並與其他右派份子一起集中押送到離縣城幾十公里遠的的一座叫作「黑水寺」的寺廟裡「集中學習」。

大約在11月的時候，父親回來了。好像從地獄裡爬出來，完全變了一個人，瘦得皮包骨頭，風能刮飛，眼睛掉進了兩個坑裡，走路都是一步一步挪著走。他馬上住進了縣醫院，住院大約20天後，因為他的身份，醫院強迫出院了，記得那天我看見大哥和母親用一輛平板車把父親拉回家，已經人事不醒飯水不咽。當天夜裡，父親就嚥氣了。

父親在「黑水寺」受到了什麼樣的「待遇」？被批鬥被毆打？被餓飯被禁閉？我們都不太清楚，父親回來時已經神智不清，一見人就哆嗦，嘴裡昵昵喃喃，不知在說些什麼。怎麼一個才四十六歲的中年男人兩個月就被「學習改造」成病入膏肓不可就藥的病人？父親之死，到底是病死、餓死，還是被迫害致死？無處可查。父親是英雄，還是反革命份子，有嘴難辨。但外面的老百姓都餓成那樣，被關起來的五類分子就可想而知了，都說，那不是人去的地方，幾天不給飯吃是「家常便飯」。父親的死，按當時的話就是死有餘辜。童年的我，在那個嚴寒的冬夜，聽到母親痛徹肺腑的哭聲時，我知道父親死了。當時，我們兄弟姐妹全都低聲哭泣，從此，沒有了父親，我們還能活下去嗎？

看著父親單薄如紙片的屍體，嘴張著還有話要說的青臉，我嚇得索索發抖，牙齒咬得緊緊的。我這一輩子都記得父親最後的樣子。

「死人就和樹上掉樹葉一樣」

依：請談談當時您記憶的、看到的、所知的街區鄰居的情況。

李：天上下刀子肯定不是下在我們一家頭上，是人人頭上，誰也躲不掉。

好像男人比較容易餓死，體力大消耗大，沒得吃就垮了。在我們那個街區，當時很多家庭中的男主人都死了，基本上都是餓死，也有「吃得太飽」「撐死」的。我家附近的白瞎子家，男主人姓白，眼睛高度近視又沒錢配戴眼鏡，因視力嚴重不好時常被人取笑的得了個外號「白瞎子」。白瞎子就是「撐死」的。

白瞎子家有一輛平板車，為了討到一碗飯吃，他拉著平板車在城裡到處找活干，即使人家不給工錢，只要能夠得到一碗飯吃他就可以為人家拉半天車。有一天他終於在紅霞飯店找到拉貨的臨時工作，他主動提出不要工錢，只要讓他能夠吃飽一頓飯就行，紅霞飯店同意了他的要求，好心讓他先吃飯後幹活。白瞎子在那一餐絕對是飽飽地滿足了他那飢餓得太久的胃口，然後就開始拉貨，拉著重重的一大車貨物，在一個上坡的路段，當他竭盡全力往上拉車時，他的腸胃掙破裂了，當即就痛倒在地上打滾，那車貨物即刻從他手中鬆脫而滑向低處，白瞎子的生命也在腹中劇烈的絞痛中結束。因為長期飢餓，胃壁變得太薄了，享受不起一頓飽飯的福。給撐死了。

我家附近一戶姓劉的鄰居，他們家兩夫妻育有7個兒女，孩子餓得哭，男主人為了養活全家人，有時就夜間去農村偷盜農田裡的糧食，也偷雞（當時他的工資大約20元，這20元錢買不回一隻雞）。在一次偷雞時被人抓住了，街道政府就把他偷的那隻雞掛在他的脖子上遊街，遊街時強迫他手拿銅鑼一邊敲擊一邊自己反覆喊叫：「我是偷雞賊，我的名字叫劉XX。」那天遊街之後，當天夜裡他就上吊自殺了。覺得沒有臉活在這個世界上，一隻雞要一條命。

鄰居王XX家，有一個養子，他家強迫這個養子從小就偷盜，他也練得一手偷錢包的好手藝，王家的女兒們上學的費用或者家裡缺錢時，王家的女主人就強迫這個養子去偷，如果偷不到錢，就不准回家吃飯。在那個天天餓死人的年代，王家的女兒卻個個都長的水靈健康，只是苦了這個養子，他經常被人抓住，不是被打的鼻青臉腫就是被拘留教養。這個養子長大成年後，與我們談起他最仇恨的人就是養母。

吳伯伯家與我們家是極好的鄰居，我們住政府「廉租房」時兩家的後院完全相通，彼此有點親如一家的感覺。吳家原本是賣「涼粉」小吃的，公私合營時他家沒有入股資金，也就沒有留在城裡生活的資格，大約是1958年就把他們全家人強制安排到農村去了。1960年的冬天，我父親死後，我大哥去一個小鎮干雜活，剛領到兩個小饅頭準備回住宿處再吃，在路上卻發現有人似乎在跟隨他，當他回到住處時，跟隨的人也到了，原來是吳伯伯。大哥見了吳伯伯，立即把手中的饅頭分了一個給他。吳伯伯狼吞虎嚥吃了這個饅頭才說：「好侄子，我丟了老臉了。都是為了讓家裡人多吃上幾口，我才出來要飯吃。近處，又怕熟人看見笑話。就只好跑到這離家遠的小鎮上來討。今天什麼吃的也沒有討到，正餓得快昏倒時，看到侄子你有兩個饅頭，也就不顧老臉跟你來了。」吳伯伯一個勁給我大哥點頭作揖，就差沒跪下了。

在父親的老家金臺鄉，有一戶人家是一夫二妻，這家的男人解放時劃分的成分是中農，打土豪分田地時，農民是可以把地主超過一個以上的老婆拿來分配給窮光棍的，但這家中農的兩個老婆卻不知道什麼原因沒有被村民拿一個出來重新分配，這就讓這家雙妻家庭在社會主義國家奇特地存在下去。可是，到了人民公社大躍進時期，這個雙妻家庭的生活也越來越困難了，到了1960年冬季家裡缺糧時，餓得受不了，這個家庭的男人與長得瘦些食量小的老婆商量後，就把那個長得胖又能吃的老婆殺了，並醃製成臘肉長期食用。人已經餓的不是人了，是狼是野獸了。

死人就和樹上掉樹葉一樣。童年的我並不是很畏懼死亡，而是很畏懼野狗，因為城郊附近的那些野狗每天都在吃死人屍體，啃死人骨頭。那時候，路邊的死人，或者是家裡買不起棺材的死人，都是被相關人員把屍體拉到郊外荒野處挖個坑草草埋葬。而這些屍體尚未埋下之時，早就有成群的野狗在那裡等候，等待埋屍人一走，野狗們就開始行動，把屍體刨出來就搶食。那些野狗也是很悲慘的生命，它們吃的是死人屍體，但它們還是活人的獵物和食品。我們家附近有一條小河，河邊就是縣醫院那些處理屍體的人經常拉死人來「掩埋」的地方，也是野狗成群集中搶食的地方，還是打狗獵人最愛去的地方。那時候，母親去河邊洗衣服時偶爾會把我帶到河邊，有些屍體被咬的腸子到處都是，有的缺胳膊沒腿，有的只剩下干骨頭架子和頭顱，那種野狗刨食屍體的場面我們可以說是見慣不驚。但想到自己哪天死了，也會遭到野狗撕咬吞噬，心裏就很恐懼。

在那個年代，人吃人的事情時有所聞，我沒有親眼目睹，但狗吃人──人吃狗的事情卻是我們每天都能夠看見的。街上每天都有遊走小販賣狗肉、臘腸或者火腿豆瓣醬的，這些東西我父母絕對不買，更是寧可餓死也絕對不吃的，說那狗是吃過人肉的。在我10歲以前，我幾乎就沒有吃過肉，因為家里根本就沒有錢買肉食，也絕對不想粘上那種有死人嫌疑的「狗肉、臘腸或者火腿豆瓣醬」。也聽說過有人把死人肉醬鹵後當狗肉賣的。我們才不敢吃，想想都毛骨聳然噁心作嘔。

父親去世後，母親變賣了家裡所有可以賣錢的東西，為父親買了一副柏木棺材，把父親安葬在他的堂姐家附近。為什麼母親不顧一切地為父親買柏木棺材？那是因為柏木很硬，野狗很難把柏木棺材咬爛。為什麼要把父親安葬在他的堂姐家附近？主要原因是我們這位姑媽願意叫家裡人盡心守護我父親的墳墓，可以防止有人為了偷那副柏木棺材而盜墓。

在我的整個童年、青少年時期，國家糧店配給的大米全都是在倉庫裡儲存了好多年的發黃、發霉的陳米。我大姐1965年去糧食局當工人，最初的工作就是為那些長期儲存大米的倉庫打藥防霉防蟲。後來，我母親也去了資陽糧食局下屬的倉庫做零時工，也聽聞那些倉庫裡的糧食全都是好幾年前存放在那裡的「戰備糧」。四川雖是「天府之國」，可是，「三年自然災害」期間。四川餓死的人口卻是全國之最，據官方公布的數字也在千萬以上，而真實的餓死鬼數量遠在官方公布的數字之上。

後來，為父親的平反昭雪，我們家又等了二十年。

1966年文革初期，每天都有紅衛兵闖進很多人家裡抄家，抄出來的各種東西都成為了「反革命」罪證，這時候，母親叫我把與父親相關的物品都悄悄燒燬。我在燒父親遺留下的信件時，看到了1960年國務院辦公廳給我父親的回信，看完後我就馬上燒燬了，因為一旦被紅衛兵抄家抄出來，就會他們定為想為反革命勞改犯右派份子翻案，我們家又不知該遭遇何等磨難。

1979年，我們家弟兄幾人都很渴望找法院為我父親的冤案平反，我們把父親的情況寫成材料找到資陽縣法院和內江市中級人民法院，後來縣法院通知我們家，詢問我們如果父親平反後，我們家是否會提出要政府給予經濟賠償？如果沒有這樣的要求，可以馬上給我父親平反；如果有經濟要求，案子就要繼續等待，至於哪個時候才能平反，或者是否能夠平反，這事都不敢肯定。平反也能討價還價，和市場上買菜一樣。聽法院這樣一說，我們全家都同意絕不提出經濟賠償要求。1980年初，縣法院終於給了我們家一份為我父親平反的通知書，承認當年對我父親判刑12年，後又改判為1年都是錯誤的判決，我父親沒有任何犯罪行為。拿到這份平反通知書後，我們全家一起去到父親的墳墓那裡，對著地下的父親讀了這份平反通知書，然後就把這份通知書和紙錢一起燒了。

很遺憾，沒有留下父親給毛主席的上書底稿，和國務院的回信，不然還可以給那段歷史提供一點資料。因為紅薯是我童年最渴望吃到的奢侈美食，所以，即使後來在生活條件改善之後，我都一直酷愛吃紅薯；到了現在，我們根本不缺吃少穿，我也是寧可不吃肉食也要天天吃紅薯，或許這是對童年飢餓心理的報復性補償吧？

採訪花絮

兩則有意思的通信摘錄（無意笑話給我提供寶貴資料的李先生，只是為了讓大家思考）：

李：對「大飢荒」的研究，或者任何與我們這個國家、民族苦難的研究，每一個經歷者都是該大力支持的。我開始有些擔心的主要是不知道你的「立場」是站在哪個位置？如果是站在中國人的位置來研究，哪怕是痛罵政府，也不過就像是我們罵自己犯了重罪的父母，怎麼罵都可以，但絕不許讓他人來辱罵。如果你是接受美國政府的資助來研究這場「大飢荒」，我可能就不願意讓自己的文字內容出現在你的研究作品中，這是個「立場」問題，理由也只有一個：絕不許他人來罵我們的父母，哪怕我們的父母犯了大罪。

依：對於您的擔心，我到是沒有多想過，但是理解和尊重。有一條，我們以學術討論的觀點來討論此事，而不是以政治的、對立的態度。我首先要聲明的是我是一個作家，把說真話，找真相，尋真理為己任。現我一邊工作一邊調研，絕沒有拿任何政府個人的資助，也不為任何組織提供所謂反「父母的」證據，我要說明的是，我只代表我個人，也沒有資格代表中國人，更沒有資格代表美國人。這一點，請您放心。從大的角度講，大飢荒是人類的共同災難，每一個人都可以去研究、去反思、去吸收教訓。

餓死三千多萬人口的政黨是我們的「父母」嗎？

（非常感謝李xx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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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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