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末，制度經濟學鼻祖維布侖在目睹了「先富階層」大肆構筑豪宅、瘋狂追逐奢侈品、游手好閑、鄙視勞動等言行後，揮筆寫就《有閑階級論》一書，痛批「炫耀性消費」的動機和慾望如同原始野蠻人搶奪女人，他預言「有閑階級」將加重社會兩極分化，從而成為整個社會進步的絆腳石，他們瘋狂地追求消閒、享樂，將摧毀健康社會賴以生存的道德基礎，勞動不再是為人讚美的美德，而成為遭人唾棄的對象。
放眼今日之中國，在「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口號下，歷經30年改革開放，確實已今非昔比。黃金宴、人乳宴、天價奢侈品、砸汽車、扔鈔票的行為層出不窮，而法國人頭馬在中國的銷量更是超過在世界其他地區銷量的總和。
在日本，「China Money」成為媒體熱議的話題。在東京銀座狂購奢侈品的中國遊客隨處可見，他們有意無意地脫口而出的「太便宜了！」讓日本人瞠目結舌，但這換來的往往不是日本社會的尊重，而是發自內心的反感。日本人在上世紀80年代也曾犯過諸如此類的「暴發戶式的愚蠢」。對中國而言，日本在很多方面都堪稱是「過來人」。
如今，在日本，路上很少看到歐美豪華汽車、大排量越野車和多用途汽車（MPV），受寵的往往是小排量微型車及環保動力車。日本人已不將汽車等當作判斷人是否事業成功的標誌，汽車只是代步工具，首要考慮的是安全節能環保，豐田、三菱的大排量越野車則主要面向中國市場。
可以說，經歷了「失去的十年」，當年狂熱的「浮躁心理」已從日本社會基本褪去，理性消費的回歸恰是一個國家成熟的表現。在傳統思想上，日本深受中國影響。但在引進儒家思想時，日本過濾掉了「易姓革命」的主張，使得「天皇」有別於中國的「皇帝」，得以萬世一系。同樣地，在中國傳統思想中根深蒂固的「為富不仁」和「均貧富」的觀念，日本也只繼承和踐行了「均貧富」的部分，而剔除了「仇富心理」和「為富不仁」的觀念。
島國文化決定了國民的隨眾性和集體意識，要保證集體良性運轉，相對的「平均主義」成為不可或缺的條件。日本人尊崇平均主義，並能從中獲得安全感。日本1.3億人口，卻公認是「一億中流社會」，典型的橄欖型社會架構，中流階層比例非常高，社會保障健全，且社會貧富差距極小，公司CEO的收入一般也只有工薪階層的5至10倍。富人住宅設計風格簡單，昂貴的名牌傢俱擺滿屋子被視為是「俗氣的事」。在日本富人之間，流行「三不擁有哲學」，即「不擁有存款（註：辭世前最多留2000萬日元）、不擁有房子、不擁有頭銜」。戈爾巴喬夫曾感嘆：「世界上唯一真正成功的‘社會主義國家’只有日本。」
單純的有錢有勢在日本很難贏得尊重，日本社會尊重的是那些不管多麼了不起都堅持不奢華、堅持過平常生活的人。松下幸之助、盛田昭夫、稻盛和夫等一代商業帝國的締造者們之所以被譽為「神」，自有其非凡商業成就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他們都有自身令人欽佩的人生哲學。
比如，松下幸之助對財富本身沒什麼興趣，他視權力為「痛苦與責任」。當美國《時代週刊》的記者1961年去採訪他時，發現在一座古樸的京都宅邸內，安靜的老人正和三位年輕的研究員邊喝茶邊探討如何為人類創造更大的繁榮與幸福，他窮其一生領悟到的最高智慧即「自來水哲學」——「把大眾需要的東西，變得像自來水一樣便宜」。在幸之助看來，企業經營只是手段，最終目的是將肩上的社會責任和大眾期望通過數字表現出來。為完成遠大理想，他制定了250年企業遠景規劃，以25年為一個階段，分10個階段完成。在他1989年去世時，創業僅70年的松下電器利潤高達420億美元，幾乎是全球最大的公司。他對美國《時代週刊》記者說：「我想探究人性，探詢人類的幸福之源。」
松下幸之助為日本的財富追求者們樹立了榜樣。時任「日本財界首相」——經團連會長的土光敏光幾乎每天晚餐都是吃沙丁魚乾串，而駐華大使丹羽宇一郎在擔任伊籐忠商事會長期間，一直堅持坐電車上下班。
日本作為高度均質化的中流社會，招搖的「炫富」本身是難以容忍的。筆者曾多次參加高層次的宴會，但菜式都很簡單，自助餐或日式套餐，基本上沒有國內那種動輒一桌山珍海味、魚翅燕窩的「壯麗景觀」。而筆者熟悉的幾位國會議員都奉行「十分鐘就餐」原則，不會將時間浪費在吃飯上，夠吃就行，不會過於講究，更不會鋪張浪費，「吃完道謝、吃剩道歉」是日本社會的常識。在日本「恥文化」背景中，浪費是不被允許的「恥」。
反觀中國的民間「巨富」，正如吳敬璉所言，「很多是來自‘裙帶資本主義’，是權力資本化的結果」。炫耀憑藉如此手段取得的財富，後果將比維布侖預測的更加危險。「社會公平正義是陽光，甚至比陽光更有光輝」。卡耐基在《財富的福音》中也傳達了一種信仰：「社會貧富不均是上帝決定的，但憑藉正當的途徑，通過努力可達到社會上層的環境卻是可以創造的。」
權貴創富的土壤不除，「劫富濟貧」就可能被賦予正義的色彩而為社會廣泛接受。進一步講，財富不等於金錢，「貧且賤焉」固為恥也，但「邦無道，富且貴焉，亦恥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