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下鄉騙局
錄音：「毛主席教導我們說：‘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裡的幹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一個動員。各地農村的同志應當歡迎他們去。’」
毛澤東的這段話，許多中國人太熟悉了，他們會想到當年那場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會聯想起文革，會不堪回首。
早已有之 文革為烈
其實，上山下鄉並不是文革的產物。它開始於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中期。1955年9月4日，由60名青年組成的北京市青年志願墾荒隊抵達黑龍江省，建立起中國第一個墾荒點。隨後，二十多個省、市組成了青年遠征墾荒隊，到北大荒墾荒。從1955年到1966年，中國大約有150萬青年到農村落戶。
文革期間，上山下鄉達到高潮，一直持續了12年，一共有大約1660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
熱情下鄉 幻覺破滅
1968年到內蒙古插隊落戶的北京知青章明說：「年青人嘛，哎喲，聽得是熱血沸騰。再加上一講，內蒙古草原那麼美麗，生活又很有意思。」
1968年到山西插隊落戶的天津知青楊揚也有同感：「挺高興的，廣闊天地，大有作為，年青人嘛，下去鍛練鍛練，見識見識。覺得好得不得了。地主老財都斗倒了，貧下中農當家作主，又是人民公社，大家是集體勞動，看著電影裡邊，在地裡又唱歌，大家高高興興的。覺得農村空氣又好，陽光又好。天是藍的，地是綠的。就是想像的那個，把現在去郊遊的那個景全放在農村裡了。可其實，根本就不是那麼回事。」
章明也有這種感覺：「中國的農村並不是像當時，文化革命那時所宣傳的，哇，社會主義新農村，什麼事情都怎麼怎麼好。有理想破滅的感覺。」
什麼「貧下中農再教育」？
知青們還發現，貧下中農並不能給他們以再教育。天津知青張虎臣說：「他們受的教育很少，他們確實很閉塞，很落後。我們並不認為我們能夠真正從他們那裡接受到什麼再教育。」
天津知青楊揚說：「下去之前，就說貧下中農覺悟高，我們要接受他們的再教育。但是下去之後發現，他們的覺悟還沒我們高呢。叫貧下中農給我們憶苦思甜，可他那水平太差了，對地主的那種憤怒，對新社會的熱愛，跟我們想像的不一樣。我們當時就覺得：這些人，階級覺悟不高。(笑)」
知青們開始猶豫、動搖。
楊揚：「哎呀，自己能跟他們這些人混一輩子？」
北京知青章明說：「開始天天面對廣闊的大草原，不是想像那麼有意思的生活的時候，有的知青提出來了：‘哎，章明，你說，咱真在這兒呆一輩子呀？那咱在這兒結婚生孩子嗎？’唉，說得大傢伙全愣了。一想，哎呀，我找老婆就在這些人裡找嗎？」
受政治歧視家庭子弟
問題還遠遠不止這一點。在文革前，知青下鄉多少還有一點自願的成份。在官方的公開口徑上，知識青年是去支援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
但是從1962年以後，在毛澤東「與工農相結合，加強思想改造」等左傾思想的推動下，上山下鄉越來越帶有政治色彩，已經開始帶有強迫的色彩。在1962年到1966年間下鄉的129萬知青中，多數人是由於家庭出身不好而無法升學和就業的中學畢業生，上山下鄉成為他們唯一的選擇。
2006年，中國重慶出版社出版的《無聲的群落》就是一批文革以前到四川大巴山區落戶的老知青撰寫的回憶錄。這本書的主編，美國海波因特大學歷史學教授鄧鵬就是1964年下鄉的重慶知青。
鄧鵬：「作為出身不好的人來說，就要脫胎換骨，要以自己的行動來背叛自己家庭出身和自己父母所處的那些社會階層或者階級。」
高壓強制
到了文革時期，知青上山下鄉的目的變成接受「再教育」。上山下鄉成為各級政府強制性的任務。到家裡動員，在工作單位施加壓力，註銷城市戶口，停發父母甚至兄弟姐妹的工資，手段不一而足。一些地方的口號是：「下鄉光榮，不下不行。」
1975年下鄉的天津知青張虎臣說：「當時沒有選擇，按照當時的規定，我必然要下鄉。」
在美國的作家巫一毛是1976年下鄉的安徽知青。巫一毛：「當時，叫你去，你就得去。當時，能夠掃馬路都情願啊，不要下鄉。沒辦法。」
李慶霖訴苦 毛澤東資助
在鄉下，知青遇到的問題比比皆是。1972年12月20日，福建省莆田縣城廂鎮小學教員李慶霖寫信給毛澤東，訴說自己的兒子在下鄉中遇到的生活困難。
1973年4月25日，毛澤東覆信說：「李慶霖同志：寄上300元，聊補無米之炊。全國此類事甚多，容當統籌解決。」
於是，在1973年6月到8月期間，中國國務院召開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討論解決知青問題。
數百軍官因強姦女知青被槍斃
會議期間，一份新華社《情況反映》揭露雲南、黑龍江和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數百名現役軍官強姦數百名女知青的情況。周恩來指示公安部馬上派人查處，「不要手軟」。李先念說：「這些人不是共產黨，是國民黨，至少是國民黨行為。」結果，這些罪犯都被槍斃。
但是，李慶霖的信不僅沒有從根本上改變知青的命運，反而掀起了另一次上山下鄉高潮。在1974年到1977年之間，又有750多萬人上山下鄉。
與此同時，中國國務院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領導小組在1976年5月給國務院的報告中也不得不承認，一些地方迫害下鄉青年，特別是姦污女青年的案件又有增加；部分地區對下鄉青年的生活安置和培養教育工作仍然做得很差。
知青爭回城 高幹子女是先鋒
這時，知青都在想方設法回城。北京知青章明說：「越到後期的時候，士氣就越低落，大家都是想著怎麼能盡快地返城，用各種各樣方法吧。」
當時，所有高級幹部的子女，即使是下鄉了，也都先後以當兵、招工、提幹或者成為工農兵大學生的方式離開了農村，連鄧小平的幾個子女在他還沒有復出的時候就被送進大學。
毛澤東本人也曾經推薦多個與自己關係密切的女青年進入大學。中國國務院當時也承認，幹部「走後門」安排子女的不正之風相當嚴重。
天津知青楊揚說：「同學們一個個走。誰的父母解放了，就走一個。誰走了，你就知道，她父母解放了。或者說，她的父母還沒解放，但是他通過他的老戰友轉啊，到他老戰友部隊裡當兵去了。」
驅民下鄉 所為何事？
人們一直在猜測，毛澤東讓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真正原因是什麼。有人說，毛澤東是帶有烏托邦理想的詩人，想培養新型的無產階級接班人。
但是毛澤東為什麼不讓知識青年在工廠裡接受最先進的工人階級的再教育，而一定要讓「次先進」的貧下中農承擔重任呢？而且，毛澤東以後再也沒有對知青問題發表過任何具體指示。
毛澤東給李慶霖的覆信顯示，他十分清楚上山下鄉問題重重。但是他只模糊地說要「統籌解決」。1976年，毛澤東對知青問題還做過一次模糊的批示說：「知識青年問題適宜專題研究。先做準備，然後再一次給予解決。」
毛澤東對解決下鄉知青問題既沒有成熟的想法，也拿不出具體建議或者指示，更沒有說過「再教育」需要多久才算完成。這些「革命接班人」在他心中的份量可想而知。
有人說，毛澤東在1968年要穩定局勢，所以要把造反的紅衛兵趕出城市。
其實，有一個最重要的原因，毛澤東從來沒有明說。早在中共建政初期，這個原因就形成了。1955年8月11日的《人民日報》社論說：「新中國成立的時間很短，還不可能馬上就完全解決城市中的就業問題。......家在城市的中、小學畢業生中有一部分人目前的就業是有一定的困難的。」
「農業生產對於中、小學畢業生的容納量是十分巨大的，現在需要量很大，以後的需要量更大。」
解決就業問題的既定政策
一個月以後，毛澤東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文的按語中說：「全國合作化，需要幾百萬人當會計，到哪裡去找呢？其實人是有的，可以動員大批高小畢業生和中學畢業生去做這個工作。」
同年12月，毛澤東談到中學生和高小畢業生參加農業合作化的工作。他說：「一切可能到農村中去工作的知識份子，應當高興地到那裡去。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裡是可以大有作為的。」
隨後，在1956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決定：「城市的中、小學畢業的青年，除了能夠在城市升學、就業的以外，應當......下鄉上山去參加農業生產，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事業。」
1957年4月8日，劉少奇主持撰寫的《人民日報》社論《關於中小學畢業生參加農業生產問題》也指出：「最能容納人的地方是農村，容納人最多的方面是農業。所以，從事農業是今後安排中學畢業生的主要方向，也是他們今後就業的主要途徑。」
1962年5月27日，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精簡職工和減少城鎮人口的決定》指出：「城市中一般不能升學或就業的青年，有條件的可以下鄉或者安置到農場勞動。」
1964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印發《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動員和組織城市知識青年參加農村社會主義建設的決定（草案）》，同時成立了中央安置城市上山下鄉青年領導小組，由副總理譚震林擔任組長。根據周恩來的指示，譚震林在1965年提出一個15年計畫，準備在1965到1980年之間下放1100萬到1200萬知青。
這一切都充分顯示，早在文革開始以前，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就已經成為中國的既定經濟政策。
文革開始以後，1966、1967和1968三屆的高中和初中畢業生積壓在城裡，大約有1000多萬人。此時，中國共產黨再次動用上山下鄉的既定政策。1967年7月9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題為《堅持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正確方向》。
用政治美名掩蓋經濟失敗
1967年12月22日，中國教育部向中共中央報告說：「畢業生不分配出去，新的學生進不來。」毛澤東隨後在1968年4月批示黑龍江省革委會《關於大專院校畢業分配工作的報告》時說：「不僅大學，且有中小學」，要面向農村、邊疆、工礦、基層分配。
當時，工礦生產規模比文革前還小，根本無法容納更多的工人，結果只有農村和邊疆可去了。
這時，中國官方藉助文革的極左思潮，順勢給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加上濃厚的政治色彩，說知青上山下鄉是「一場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對於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必將產生深遠影響。」
文革中對毛澤東狂熱的個人崇拜更是被用來推行上山下鄉政策。1968年12月23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裡吃閑飯》，公布了毛澤東在12月11日發出的「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的最新指示，把解決經濟問題的政策政治化，變成一場政治運動。
毛澤東的「最高指示」引起熱烈響應。僅1969年一年就有267萬城鎮知青上山下鄉。
毛澤東平息了紅衛兵運動，解決了城市人口問題，也就不再考慮這些知青的前途和命運了。
1976年，文革結束了。但是1977年召開的中共十一大仍然強調：「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工作，必須堅決貫徹執行。」1977年和1978年仍然有大約220萬知青下鄉。而且計畫在1979年下放80萬知青。
元老派順民意改政策收民心
不過，重新執政的元老派官員已經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1978年3月，鄧小平在內部談話時表示，國家花了大筆資金，卻買了四個不滿意，就是知青不滿意，家長不滿意，農民不滿意，政府也不滿意。
他說：「現在搞上山下鄉，這種辦法不是長期辦法，農民不歡迎......城市人下去實際上形成同農民搶飯吃的局面。我們的第一步應做到城市青年不下鄉。」
1978年7月3日，胡耀邦在和國務院知青辦負責人談話時說：上山下鄉這條路走不通了。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終於提出「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人數將逐步減少」，對城市中學畢業生的安排原則加上了「城市安排」這一條。
運動實遭否定 百萬知青返城
此舉讓700多萬在農村的知青聞風而動。從1978年底開始，中國一些地方出現知青遊行、請願等活動，要求回城。1978年10月，雲南幾個農場的5萬知青發動請願遊行和罷工，近百人在昆明火車站集體臥軌抗議。中共上層感到震驚，隨即派出調查組。
1979年1月，孟崗農場上萬名知青罷工，發出「不回城，毋寧死」的口號，上千名知青展開絕食抗爭。中央調查組趕到那裡，北京知青吳向東當眾割腕自殺，三萬多名知青跪在地上，齊聲高喊：「我們要回家！」其場面震撼人心，連調查組組長和一些成員都不禁為之動容。
1979年2月，中國官方終於承認在雲南的知青有資格回城。不到三個月，十幾萬知青離開雲南。全國各地紛紛跟進。到1981年，已經有600多萬知青回城。在雲南的知青的抗爭促使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停擺。
人失學業 國失人才
文革中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歷時12年。先後有1660萬知青上山下鄉，佔當時中國城鎮人口的十分之一以上，波及當時中國城鎮大約一半的家庭。絕大多數知青耽誤了學業和事業，失去了最佳競爭年華。上山下鄉運動毀了他們的一生。與此同時，中國在二十世紀後期曾經出現科技和學術人員斷代，也是知青上山下鄉的惡果之一。
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知青最後都返回了城市，用行動否定了這場運動。
苦中有樂 鄉情難舍
也有一些知青認為，那段艱辛的經歷磨煉了自己，是人生中難得的財富。有些知青當時也是苦中有樂。
章明：「內蒙除夕的時候怎麼過春節呢，我們叫串包。各家各戶家主人都準備一些月餅啊，一些果子啊，炸好的，奶豆腐、奶皮子、奶茶、奶油、炒米，然後幾個牧民或者知青，大家相約，挨著包騎著馬串，大家互相問候，然後就吃，每一家只能吃一點。牧民呢，他們喝酒以後，半醉不醉，騎在馬上，草原上大傢伙唱著歌，(唱)敬愛的毛主席，敬愛的毛主席，他唱蒙文了，(唱蒙文)，左右晃悠，當時覺得這個很開心。」
為村裡接生了七十多個孩子的赤腳醫生，天津知青楊揚在離開農村的時候還有些戀戀不捨。
楊揚：「農民對你的那個感情啊，確實特別深。我走的那天有幾十個母親抱著她們的孩子站在我們那個主要的街上送我，因為這些孩子都是我接生的。最大的有三歲了。很多人都特別激動，我當時也特激動。而且我有點戀戀不捨。我倒不是說我不願意離開那個地方。我就覺得我為這個地方付出得太多了。5年的青春啊，都灑在這個地方了。」
若能重來 不會再去
但是他們也同時表示，如果再給他們一次選擇機會，他們不會選擇這條看不見前途的路。
章明：「那恐怕不會做這種選擇。」
張虎臣：「如果說你要讓我在那裡呆上5年、8年、10年，甚至你會讓我在那兒成家立業，呆在農村，那我想我是不會幹的。」
鄧鵬：「我不會下鄉，會留在城裡。」
官方論定
中國共產黨和政府從來沒有向當年的知青或者他們的家庭道歉或者提供任何賠償。只有中國國務院知識青年領導小組辦公室1981年10月起草的《25年來知青工作的回顧與總結》承認，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本來是解決就業問題的一次大試驗，但在文革中被當成政治運動去搞，指導思想偏了，工作上有嚴重失誤，造成勞民傷財，人民不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