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9月29日，由香港大學教授馮客所撰的《毛澤東的大飢荒——1958年-1962年的中國浩劫史》一書中文版，在香港面市。沒有發布會，沒有簽名售書，但這本書的悄然上市，令內地與香港學界及知識界頗為關心。
半個世紀前的中國大飢荒，是一場史無前列的人類浩劫，令神州大地生靈塗炭。直到今天，大多數中國人對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的大飢荒，還停留在「三年自然災害」的錯誤認識裡，以「困難時期」四個字來輕描淡寫。
歷史的真相總會浮出水面，短則數年，長則數十載。雖然官方的檔案文獻至今仍未全部開放，但不少海內外歷史研究者，利用其他官方資料和田野調查，對這段歷史進行了細緻的梳理與深入的研究。
九十年代初，中國當代史學者丁抒在《人禍：「大躍進」與大飢荒》一書中，根據國家統計局的人口增長與死亡數據推算，中國大飢荒餓死了3500萬到4000萬人。
同一時期，北京大學的林毅夫在《政治經濟學期刊》發表學術論文《合作化和1959-1961中國農業危機》，認為3000萬非正常死亡的數字比較可信，「大躍進」造成了人類歷史上最嚴重的一次大災難。
2008年，新華社退休高級記者、歷史學者楊繼繩出版了頗受好評的《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飢荒紀實》一書，向讀者展示了大飢荒中，一個個真實而鮮活的事例，並援引官方資料，全面分析了大飢荒造成的各種破壞和制度原因。楊繼繩在書中，依據官方記載與官方記錄的人口消長數字，推測出大飢荒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在3600萬人左右。
在海外，香港英文《南華早報》記者貝克，在1996年出版的《餓鬼：毛時代大飢荒揭秘》一書，是西方最早基於大飢荒當事人訪談的英文專著。在此之前，哈佛大學教授馬若德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也全面分析了大躍進的起因、經過和結果。他們都認為大飢荒受害者不少於3000萬。
馮客花了四年的時間來寫作《毛澤東的大飢荒》一書。他和助手一共訪問了河北、四川、河南、安徽、山東、湖南、浙江、廣東等城市和鄉縣的二十多個地方檔案館，參考了一千多份檔案原本，並記錄了許多大飢荒倖存者的回憶。
馮客根據各地政府部門的數據，推斷出大飢荒總共造成至少4500萬人「非正常死亡」。這一數字，與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陳一諮所做的國務院內部調查數據相吻合。馮客特別指出，在這些被害人之中，6%至8%的人，也就是至少有250萬人因為遭受非人道的酷刑或槍決而死，這完全是有意的屠殺。
「被故意整死的人，有的因為富裕，有的因為幹勁不足，有的因為直言不諱，還有的僅僅是莫名緣由不討食堂掌杓人的喜歡。當地幹部出於壓力，千方百計迎合上面下達的指標，只抓數字，不顧人命，間接導致不計其數的人因此喪生」，馮客總結道。
本書的出版人、香港新世紀出版社社長鮑樸對《陽光時務》稱，此書對大飢荒的歷史研究頗有價值，因為馮客用大量第一手珍貴材料，分析了這一浩劫，除了千萬人頭落地以外，對於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人口、環境等各個方面都是巨大的摧毀。
例如，大躍進造成有的省份高達40%的民房片瓦無存，還有的省份森林樹木甚至被砍伐過半。倉促中興建的水壩和河運，也同樣災禍連連。毛在大躍進的巨大失敗後，曾一度心灰退出日常決策，但後來又無法容忍劉少奇和鄧小平對左傾政策的調整，遂發動文化大革命。
在毛式獨裁體制下，人性的醜惡一面完全被激發出來，虐待、強姦、濫殺在全國各地頻頻出現。接受馮客訪問的所有施暴者都表示，在當時的環境下，不得不去違背自己的良心，因為「你不打，你就要被別人打」。大飢荒時代的紅色恐怖，一點不亞於之前的反右和後來的文革。
與《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作者邁斯納的觀點不同，馮客認為大飢荒絕非無意和失誤造成的，而是高層有意為之。毛澤東通過各種渠道早知道大飢荒餓死許多人，但卻對人命視若無睹，繼續推進共產烏托邦的幻想。「革命不是請客吃飯」，馮客用中文說出了毛澤東的這句宣揚暴力的名言。
馮客接受《陽光時務》專訪時特別強調，大飢荒的禍首雖然是毛澤東，但他手下的周恩來、劉少奇、鄧小平等領導人在許多關鍵時刻都支持了毛，都對這場浩劫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雖然《毛澤東的大飢荒》受到西方出版界的好評，中文版在中國的學術界和網路卻引起爭議。面對有人質疑著作的客觀性和學術價值，馮客以其他有關大飢荒的著作缺少關鍵數據和資料為例，表示學術性應該看是否擁有重要的第一手材料。
馮客意藉此書，揭發這一切的人間慘劇，是由從上到下進行的走向共產主義的極端實驗造成。他說：「現代社會致力於如何在自由和制度之間尋找平衡；而發生在那個時期的災難，則時刻提醒人們：把國家干預當作解決社會矛盾的良藥，實在是錯上加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