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摘要：毛澤東向到訪的日本政要表示「感謝日本皇軍」，許多中國人感到難以置信，難以理解，其實毛澤東是真情實感，言之非虛。毛並非站在中華民族的立場上，而是站 在他共產黨一黨之私的立場上「感謝日本皇軍」。毛澤東說的沒錯，若沒有日本皇軍的挽救，中共恐怕早已成為歷史名詞，正如沒有俄國人的干涉和滲透，中國或許 根本就不會有什麼共產黨。
中共：資質平庸、默默無聞、小得可憐的激進組織
90年前，一個只有56名黨員、13名代表、3名中央委員的激進小黨——中國共產黨——宣告成立。參與「建黨偉業」的那些創黨成員百分之百不是「無產階級」，而以收入不高的「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青少年學生、中青年教師、報刊編輯——為主。他們大都涉世未深（中共一大代表最年輕者僅19歲），資歷平庸且見識淺薄，激情有餘而理性不足。對於中國國情、世界大勢以及所謂馬列主義，他們均一知半解，似懂非懂，卻偏偏最愛不懂裝懂，強不知以為知。
時為政治憤青的「偉大領袖」亦不例外。1936年毛澤東親口告訴埃德加•斯諾，說他1920年在北京滯留期間研讀了陳望道譯《共產黨宣言》、考茨基著《階級鬥爭》、柯卡普著《社會主義史》，正是這三本專著讓他入了道、開了竅，從此變成「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氏此言時間地點俱在，似乎可信，但半個世紀之後的歷史家們發現，毛澤東於不經意之間又撒了一個小謊——正如他一向駕輕就熟地偽造自己並未說過的正確意見和他人從未提出過的錯誤主張那樣，其實那三本小書當時尚未在中國出版。毛成為「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時間看來仍是一個懸案。
真實情況是，建黨之際的毛澤東對馬列主義既無系統性的理論知識，也無專一性的政治信仰，青年毛澤東的腦子裡還是一鍋漿糊：三國演義水滸傳、曾國藩梁啟超、孔孟馬列、李自成洪秀全、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大雜燴。即便是毛的革命領路人，中共創黨領袖陳獨秀、李大釗，那時也還沒有真正領會並完全接受階級鬥爭、暴力革命等馬列理論。比如陳獨秀，直到1920年仍高調主張勞資合作、社會互助，聲稱「不情願階級爭鬥發生」，希望中國「不至於造成階級爭鬥」，很難想像，半年之後的陳獨秀竟成了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
以社會名望而論，中共那「一小撮」創黨成員均為默默無聞之輩。這個激進小黨既無康有為、梁啟超、嚴復、章太炎那樣的思想鉅子，也沒有孫中山、黃興、宋教仁、黎元洪那樣的革命元勛，大約只有黨魁陳獨秀一人可以勉強稱之為社會名流兼「緋聞名人」，其餘則是不值一提的小角色——若不是此後中共賺得大位，是沒有人記得起他們姓甚名誰的。與清末民初活躍在政壇上的老一代的政治活動家和政治組織相比，中共創始人及其「建黨偉業」既無全國性知名度和社會影響力，對產業工人與「勞苦大眾」也根本談不上有任何吸引力或號召力。這一群與「工人階級」完全無關的知識界平庸之輩，從此組成了一個此後把泱泱大國鬧得雞犬不寧天翻地覆的「中國工人階級先鋒隊」，不亦怪哉。
按當時的常理推斷，若不出意外，這個素質不高的冒牌「先鋒隊」只能是又一個短命組織。在那個既有主義紛爭又有結社自由，既有「群體性事件」又有軍閥混戰的年代，短命政黨多如牛毛。像同盟會、國民黨、進步黨、研究系這樣資格老、實力強的黨派組織尚且起落不定、一事難成，中共這種小得可憐、弱得要命的激進政黨，又何來出頭之日？想要革命成功、主義成真，幾乎是天方夜譚。
當年，與中國共產黨差不多同時成立、名稱也叫「共產黨」的政治組織至少有7個：1920年3月在重慶成立的「共產黨」；五四運動期間擔任過全國學聯負責人的姚作賓於1921年建立的「中國共產黨」；黃凌霜、陳德榮等人成立的「無政府主義共產黨」；吳玉章等人1922年在四川成立的「中國青年共產黨」；旅俄華人在俄國成立的「中華共產黨」……這些個「共產黨」並不是「李鬼」，個個都是「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的直接產物，其意識形態與中共也大同小異，而其前途命運卻有天壤之別。那些個「共產黨」全都不幸早夭、不知所終，唯獨「以陳獨秀同志為總書記的中國共產黨」活了下來，且屢屢逢凶化吉、遇難呈祥，後來變成了「以偉大領袖毛主席為首的中國共產黨」，終至「發跡變泰」，登峰造極。
其他的「共產黨」夭折了，中共至今不死；弱小平庸的共產黨得勝，強大優越的北洋軍閥、國民黨相繼垮臺，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蹟」。為什麼？難道真有所謂「先進性」在作祟？真是什麼「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這個問題，我們還真得說道說道。
中共成長史小結：生黨者俄共（布），養黨者孫中山，救黨者日本皇軍
共產黨的政治神學告訴人們：之所以是共產黨而不是別人打下了江山、奪得了政權，是因為唯其如此，才符合「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共產黨比古往今來一切中國人更加「先進」，更加「偉大光榮正確」，他們有馬列主義普遍真理，有「一萬年才出一個」的「偉大領袖」；因此，「在黑暗中摸索」的仁人志士非得由毛主席來領路不可，水深火熱中的中國人民非得由共產黨來拯救不可。這套說辭，無非是「君權神授」、「真命天子」、「奉天承運」陳詞濫調的另類表述而已。
真實的歷史與中共的自我神化相去甚遠。中共的誕生、成長，可完全歸因於兩個「外因」：一為俄共（布）（1925年後改名為聯共（布）），二為國民黨。而中共的成熟、壯大，則幾乎完全得益於東方凶鄰日本的武裝侵略。
中共本是蘇俄「輸出革命」，推行「世界革命」的產物。從中國各地的「共產主義小組」到中共一大的召開，無一不在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處、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的經費支援、幕後操縱乃至直接領導、親自操辦之下進行。這正是陳獨秀、毛澤東的共產黨得以生存而其他那些個「共產黨」倏生倏滅的唯一原因。
對於中共的誕生與早期成長來說，維經斯基、羅易、馬林、鮑羅廷等外國人的重要性，實在要遠遠大於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等中國人的重要性。甚至可以說，沒有陳獨秀、李大釗未必不能創建同樣的中共，而若沒有維經斯基、馬林、鮑羅廷，則必然沒有此後的中共。僅以經費而言，從辦刊物、辦集會、辦夜校到組織政黨，若無俄國人掏腰包，沒有一文錢自有收入來源的早期中共也是一天也撐不下去的。當年的毛澤東主張「欲拯救中國唯有靠俄國的干涉」，中共最有獨立精神的早期領袖陳獨秀也認定「必與俄國打成一片，一切均借俄助」。早期中共心甘情願受蘇俄擺佈，聽外人指使，黨的理論指導、組織設置、人事安排、行動計畫乃至文宣口號俱由俄人制定，或呈報俄人批准，中共對蘇俄的依賴之深，豈止「以俄為師」，實則「以俄為父」！說它「盧布黨」、「兒子黨」，是一點不過分的。
一直以來，中共的宣傳機器總是指責在它當政之前的中國政府和軍閥政客，罵他們全都是外國帝國主義的「代理人」、「走狗」、「幫凶」，並以此定性當年的中國社會是所謂「半殖民地」。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確實，袁世凱、吳佩孚親英美，段祺瑞及其皖系、張作霖及其奉系親日本，孫中山及其中華革命黨、中國國民黨先親日、後親俄，蔣介石及其「國民黨反動派」先親俄、後親美。無論親日、親俄、親美，無論為了友誼還是為了利益，「親」則有之，但僅此而已，自身的獨立性並未喪失，至於投靠依附、遵命奉旨、俯首稱臣的事情，則未之有也。把外國黨當總部、以中國黨為支部，把外國政府當上司、以自己為下屬，把外國人的意見當指示當命令、以中國人的意見為請示為匯報，這樣的事情，在中國近代史上，是以中共首開其端，汪偽政府、滿偽政府緊隨其後，而清末民國的其他一切政治勢力——無論在中共「歷史觀」看來是「先進」還是「反動」——倒是從來沒有做過這種事情。這種事情，在袁世凱、段祺瑞、吳佩孚、蔣介石們看來，是足以引為國家民族之恥的。毛澤東發明的「半殖民地」的稱呼，在中國其他地方並不適用，只在他老人家治下的蘇區、邊區以及汪兆銘、溥儀治下的汪偽、滿偽地區，算得上名副其實。
也正是在蘇俄包藏禍心的拉攏利誘之下，心雄氣壯但走投無路的孫中山接納了一個只有400來人且無一槍一炮的「異黨」。孫中山國民黨之所以「容共」，目的無非是為了「聯俄」，為了獲得俄國人的經援和軍火。蘇俄顧問鮑羅廷幫助國民黨建立了一支戰鬥力足以對抗北方軍閥的黨軍，又協助孫中山建立起一套以黨治國、以黨領政的黨國集權體制，以此作為交換條件，換取共產黨在國民黨之內發展壯大的機會。而孫中山的「容共」政策正是初生的共產黨生存與成長的關鍵所在。
國共合作之前，共產黨一年只能發展黨員100來人，藉助於國民黨所提供的資源和空間，中共迅速發展成一個擁有黨員近6萬人的中等政黨，而且在俄國人的庇護下，中共竟得以反客為主，佔據了國民黨諸多重要的黨務部門。按照斯大林的計畫，中共將逐漸滲透、改造、分割、蠶食國民黨，最終使之成為「工農政黨」。這個計畫因蔣介石的「叛變革命」而未能得逞，但畢竟，被國民黨掃地出門的共產黨已經今非昔比了，它漸漸長大了，不再是四年前那個小得要命、弱得可憐、無人理睬、無人問津的激進小黨。以此而論，若將俄共（布）比作中共的生身之父，則孫中山國民黨不啻為中共的養父（而且這個養父是由生父親自選擇、親自送養的）。
至於日本對中共的意義，可以說，俄國人從無到有締造了中共，日本人則從生死邊緣挽救了中共，且從此讓共產黨「從勝利走向勝利」，只不過前者是主動的，後者是被動的。日本對中國的大舉侵略恰恰發生於共產黨「反圍剿」慘遭失敗之際，在國軍追擊下狼奔豕突疲於奔命的殘存共軍因此才得以絕處逢生。隨之而來的抗日戰爭改變了中國的政治生態，重建了政治領域的遊戲規則。國民黨、共產黨、日本侵略者共同演繹了一場奇怪的「三國演義」，在國民黨與日軍相互消耗的長期戰爭中，共產黨反而獲得蓬勃的生機，他們最得心應手的事情，便是與日軍一起瓜分被國民黨人丟掉的地盤，這也是名利雙收的好事情。抗日戰爭使中共軍隊從缺食少穿的三四萬人擴張到擁有百萬大軍，到1944年抗戰勝利前夕，毛澤東豪邁聲稱國共力量的對比已經發生根本改變，「正在走向共強國弱的地位」，「這次抗戰，我們一定要把中國拿下來！」這正是日本侵略者強行介入中國事務的偶然結果。
這樣的局面，是當年創立中國共產黨的維經斯基、陳獨秀、李大釗們想像不到的，也是當初讓共產黨安睡於國民黨臥榻之側的鮑羅廷、孫中山所無法預料的。多年之後，毛澤東向到訪的日本政要表示「感謝日本皇軍」，許多中國人感到難以置信，難以理解，其實毛澤東是真情實感，言之非虛。毛並非站在中華民族的立場上，而是站在他共產黨一黨之私的立場上「感謝日本皇軍」。毛澤東說的沒錯，若沒有日本皇軍的挽救，中共恐怕早已成為歷史名詞，正如沒有俄國人的干涉和滲透，中國或許根本就不會有什麼共產黨。
来源:《中國人權雙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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