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親王志英，字君惠，號子英，生於1901年11月10日，1982年5月去世。
父親死在弟弟的家裡。弟弟早年由於父親的地主出身和「反革命」等歷史問題，被迫從黑龍江省的齊齊哈爾市「下放」到梅里斯農村成為農民，弟弟和弟媳對此多有抱怨，直到父親閉上雙眼，他們才原諒了父親。
父親曾被共產黨判了20年有期徒刑，只因為他有100多埫1 土地、有一處大宅——五間高大的正房，東廂房和西廂房各三間、有十幾匹壯馬、騾子和馬駒、父親在縣城還有一家名為「興隆」的生產荳油的油坊。父親在村子是號稱能套出兩挂（輛）馬車的人家，所以就被共產黨算成是大地主；又因為他識文斷字，是周圍幾個屯子少有的人才，當過十幾年的村官，又被共產黨戴上「歷史反革命」的帽子。
父親的災難是從共產黨搞土改開始的。
1945年8月日本人在黑龍江投降撤退，蘇聯軍隊佔領了我的家鄉，大約兩個多月左右，蘇聯軍隊走了，八路軍就來了。1945年冬天格外的漫長，我父母帶領我們五個孩子（當時還有一個小弟弟叫成幫的，1947年秋病死），搬進黑龍江省克山縣城住下。我父親關心時事，明瞭政治，關切國家形勢，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共產黨和共產政府的歷史和發展，他都瞭解。有一天他對媽媽說：「我做了個夢，我在擇一堆亂麻，擇不清，理還亂。」說罷長嘆一口氣，皺起眉頭。媽媽說：「不要亂想，你不是要打開糧倉把糧食給大家分了嗎?」他點頭說：「給鄉親們比歸公好。」
我爺爺奶奶留守農村 ，1946年春節剛過，我父親就與爺爺一起打開糧倉給鄉親們分糧，來拿糧的很多都是遠村的一些懶漢。
不久共產黨的工作隊來了，一位姓蘇的操著南方口音的老幹部當工作隊的領導，他們住在我們農村的家裡。爺爺奶奶把工作隊當成貴客熱情招待，不料沒幾天，工作隊卻把我父親抓了去。鄉親們聞訊後集合了100多人到縣政府去請願，集體保釋我父親出來。鄉親們把我父親保回村裡，有人想辦法開了張路條2 ，讓我父親快點離開村子。
我記得那是1946年農曆5月16日的事情，母親把身上戴的金首飾取下來小心地縫在給父親特做的破衣服裡，送我父親出走。父親開始用王君惠的名字，很長一段時間不敢與家裡聯繫。
父親生前對自己的歷史隻字不提，他總是沉默著。我是斷斷續續聽母親的回憶才能把父親的故事串起來。母親曾說：「你爹先是逃到長春，在一個技工學校工作。長春被共產黨部隊圍困，餓死的人‘沒數’，你爹用一個金戒指換了兩張干豆腐吃了，才有點力氣爬出圍困圈，活了下來。」
逃離長春後，父親輾轉來到瀋陽市在瀋河區的鐵路局房產科做管理工作。先是捎回家幾件黃色的舊衣服，奶奶把衣服泡濕，把做飯的大鐵鍋翻過來用鍋灰在衣服上搓揉，染成黃不黃、黑不黑的衣服，改改給我們穿。父親不久就省吃儉用陸續把錢偷偷捎回家，母親用這些錢買了三間正房、三間廂房，位置在克山縣城東北三道街。我記得有半個大院子，大約有五十平米，廂房不大，南窗外到馬路有塊大菜園。菜園邊還搭了個豬圈。母親把正房出租，廂房自己住。
父親還買了些金首飾存起來，他覺得金子保值。他捎回家幾個金戒指，自己留幾個備用。在共產黨所謂的三年經濟恢復時期，我們家裡似乎有那麼一點安穩感，父親工作，我們讀書。
1951 年，共產黨開始大張旗鼓地搞起「肅反運動」，嚴查各地的「反革命」，我父親被查出來了，他的一切財產都被沒收，不知他到底積攢了幾個金戒指。父親被五花大綁押送回老家克山縣，在公安局院裡的磚房羈押。所有的政治犯都被一人一間隔離關押起來。我母親有時可以送點吃的進去。直到1952年的春天，大約是五月的一天，有人告訴我家：明天槍斃我父親！媽媽急忙去木匠鋪定了一口棺材。媽媽和我都一夜沒合眼。媽媽沒有把這個噩耗告訴我奶奶和弟弟妹妹們。
第二天一早，就有一個穿便裝的男人3 站在我家門口看守，沒阻擋我們上學。
我在課堂上一直捂著耳朵趴在課桌上經受著恐懼和痛苦的煎熬——我害怕聽到槍斃父親的槍聲。當時真傻啊，公審槍決犯人是在西門外，我讀書的中學則是在北門外，我怎麼能聽見槍聲呢？老師和同學都很同情我。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麼回到家裡的。看守我們的那個人已離去，有幾個親戚急忙跑來告訴我媽：「謝天謝地，大哥只是陪綁，沒有被槍斃。判了20年！」我六嬸說： 「大哥被繩子綁著，和被槍斃的人一起跪在地上，嘩嘩地流著眼淚。」媽媽哭著說：「他是扔不下一家老小啊！」又無奈地說：「能撿條命就行啊。」
當天晚上我悄悄地去街上佈告欄看新貼的佈告，由於緊張只依稀記得我父親的「罪行」是：當村長期間各屯子被偽政府抓去的勞工有一傷一死；有100多埫土地……判處有期徒刑20年！我心很亂，他是村民推舉的村長，他每天天不亮就下地幹活，掙下100多埫地，就為這事差一點沒命！
第二天在院子裡我聽大人們議論昨天槍斃的事情。有人說：「克山縣有12個村長，47年土改運動時除了逃走的4個，8個都槍斃了！」大家又說到那個被偽政府抓去後死了的勞工。我媽說: 「他去當勞工是為了掙錢，替別人去的，當時我們家長櫃的（指我父親）還勸他不要去。他身體不好，他硬要去，沒曾想到那兒不到兩個月就病重死了，這怎麼還算村長有罪了？人家娘們兒4 還謝我們當家的呢。」
除了我媽，那時受到驚嚇的還有我奶奶。我當時真不懂事，怎麼沒有多多關心我奶奶的傷痛？奶奶生了12個孩子，只活了父親一個。好在父親恭謹孝敬，奶奶十分欣慰。父親給奶奶配的水晶老花鏡、給奶奶鑲的滿口瓷牙，在當時都是奢侈品；奶奶愛吃水果，父親就讓爺爺奶奶房間裡的水果點心一年四季不斷。現在想起來那段時間的事兒，我內疚萬分，因為父親被判刑後沒幾年奶奶就去世了。
共產黨政府沒有法律概念，也沒有法律條文，特別是對所謂的政治犯，怎麼處理、押到哪裡都是他們自己決定的，我父親不知道，我們家屬更不知情。父親被判刑後過了很長時間，才能給家裡寫封信，告訴家人他在齊齊哈爾市第一監獄勞動改造。
我同父異母的大姐去看過父親一次，她做了一套白布襯衣送去。以後由於家庭貧困、孩子多，沒有再去看過父親。同父異母的二姐讀了鐵路專科學校後在北京工作，當時已經結婚。二姐買了一付水晶石眼鏡給父親寄去，姐夫為此差一點和二姐離婚。他說我是工人階級，你是地主子女，我要跟你堅決劃清界線！
1954年暑期，我初中畢業考上高中。讀初中時我不得不經常缺課幫媽媽做小工掙錢養家，如果讀高中就應該讀大學,就得要媽媽給伙食費，我對此一籌莫展。在老師建議下，我報考了齊齊哈市中等師範學校，師範學校可以給十元伙食費。
開學兩週後我才忙完家裡的活到學校報到。我努力省出點錢來買了一小罐熟肉，去監獄看我父親，我知道父親愛吃肉。我給他鞠躬行禮，卻不知該說什麼。他囑咐我好好學習，畢業工作幫媽媽養家，我點頭說：是。我們父女相對無語，也沒有眼淚。父親拿著一小罐熟肉轉身從出來的門又回去了。
那裡的工作人員指著接見室牆上的挂圖向我介紹：這裡是模範監獄，講衛生，團結互助，吃的很好，勞動強度不大……那個時代工作人員說的話我還相信，我想父親在監獄裡生活還不錯。
1955 年暑假我沒回家，一是學校伙食免費可以白吃，另外不回家還能省下9元錢的火車票。放假後，學校空無一人，我偷偷溜到已經回家的男生宿舍裡撿了一些臭襪子，洗了好多遍曬乾，補了23雙，襪子夠穿了，準備開學上二年級。我還用二姐寄給我的五元錢買塊布料縫了一條褲子，免得集體照相時同學們都笑話我穿有補丁的褲子。我要盡量省錢買些東西去看望父親，我盼著快點讀完書，畢業掙錢養家。
開學前兩天，我家前院的王同學把我奶奶帶來了，奶奶來找我一同去探監。我既緊張又難過，向班主任老師借了六元錢，摻著拄著棍子的小腳奶奶去探監。我們要走一段路才能雇到拉人的馬車。經過遠途的顛簸，奶奶看起來疲憊不堪。奶奶過去一頭濃密的捲髮現在已經稀疏蓬亂，明亮的大眼睛乾癟無光。她要去探望日夜思念的兒子，精神極度緊張。一路上都有小孩在高喊著：「快看老瘋太太！快看老瘋太太！」
坐上馬車，我和奶奶好不容易到了第一監獄，奶奶終於見到了朝思暮想的兒子，一時竟無語。父親看到蒼老的母親痛苦萬分，我則緊張難過到了神情恍惚的地步，以致記憶不清，後來怎麼都不能把那次相見的細節記起。我只記得緊張得沒讓我奶奶住下休息一天就送她上火車回家了。只記得奶奶不停地自語：「這是最後一次看我兒子了，這是最後一次了。」
不久我父親就從齊齊哈爾第一監獄轉移到依安勞改農場。
放寒假我回家，家裡已經完全變樣了。房子被公私合營，實際就算歸公，幾間房子每年只給一點利息。我家人只能住一個北炕。
全家靠著媽媽給中學一位老師家看小孩換取每月十元錢的收入維持生存。因為沒錢，我們只買一點點煤燒，室溫一般都在零度左右。東牆上掛滿了白霜，奶奶就住在靠近東牆的炕梢。奶奶已經不能做事了，勉強起來吃飯和到外邊大小便。我每天燒火做飯。
我像賣火柴的小女孩一樣，每天在燒火時幻想。我幻想著天暖了，奶奶還能做家務，媽媽還可以出去掙錢，弟弟妹妹有吃有喝。帶著這樣的幻想，我如期返校。
三月的一天，我接到一封弟弟寫來的信，打開一看，奶奶已於正月十六日去世。後來聽母親和妹妹說，奶奶只是得了感冒，請示居民組的組長要去看病，組長趙玉新說:「那麼大歲數看啥呀，挺挺吧！」結果奶奶沒有挺過來。奶奶明明白白地知道自己過不去了，她喃喃地對媽媽說：「你能得好啊，你有閨女啊，有閨女享福啊」。媽媽給奶奶穿上土改時沒有被分走的壽衣，用上了父親早年為奶奶預備的棺材板料做了一口棺材。
次日凌晨，非常寒冷的一天，我母親到農村去求鄉親們幫忙。王金二哥組織幾個人把我爺爺的墳刨開，幾個人趕著大馬車進城拉了奶奶的棺木，當天就把奶奶和爺爺合葬了。
1956年暑假，為生活所迫，我退學到齊齊哈爾第四中學工作。月薪34.50元。我每月自己留下十塊錢生活費，剩下全都寄回家。
1957 年，我又萌生了帶薪上大學的想法，參加了當年的高考，之後我一直沒有接到通知。有一天我在西大橋遇見當時在招生辦工作的校友李廣慶，他告訴我，今年搞整風運動，很多有「情況」的人都沒錄取。全市在職幹部中只錄取了兩名。他又說：你的分數夠了，但因為你家庭的問題，所以沒錄取你。不久，已經在北京外語學院帶薪讀書的二姐也被「分配」到一個中學教地理，不能再在北外讀書了。
由於多年來政治上的恐懼和壓力，加上生活負擔過重，一心想要讀書的我卻始終不能如願以償，我的精神每天都處於高度緊張狀態，神經繃得緊緊的，我終於得了一種心理疾病，醫生診斷叫「癔症」，現在稱為抑鬱症。我知道自己得了這種疾病後，就想辦法多看書，以緩解精神壓力。雖然家裡人都不知道我有這個毛病，但我知道父親還在監獄裡活著，母親和弟弟妹妹們還需要我，這是支撐我活下去的精神支柱。
1957年8月，我調到齊齊哈爾市遠郊的工業區——富拉爾基區的重型機器廠的學校教書。
共產黨的運動連續不斷，他們藉著我父親的歷史問題向我伸出了魔掌。雖然我做人小心謹慎，「反右」時躲過了一劫，但我因家庭出身問題經常受到欺凌，黨員幹部用各種各樣的手段整治我，折磨我的心靈——今天開會鬥爭，明天示眾批判。在一些領導那裡，在那些根紅苗正的同事眼中，我是低等人，無產階級的對立面。我做人處處小心，不敢多說一句話，不敢多走一步路。
1960年，已經進入「三年自然災害」時期，我生下了第一個孩子，我要餵奶，吃的比較多，但當時糧食開始計畫供應，什麼都要憑票證，我經常吃不飽。我弟弟在廠裡當工人，定量比我和我丈夫都高些，可是他年輕，也吃不飽。我們這些自由人都吃不飽，我在監獄裡的父親呢？1960年年底的一天，我母親到依安勞改農場去看我父親，只拿了幾個饅頭和一個蘋果。
媽媽到了農場門口，一位好心的警衛就說：「大嫂你可來了，昨天一個小夥子的父親就晚來一天，那小夥子就餓死了」。我媽嚇了一跳，她問那警衛：「那孩子犯了啥錯？」警衛壓低聲音說：「聽說是把自家的豬仔給賣了，就判了五年。」這時，我媽看見我父親搖晃著高大的身軀慢騰騰地挪著步子走出監區，手裡還拄著一根棍子。我媽一眼就發現父親的臉浮腫了，她知道他餓壞了，急忙把吃的遞給他。父親一把抓過饅頭就往嘴裡塞，塞得話都不能說了。我媽發現父親的臉被壓破了，知道這是他餓得起不來床長時間躺著的緣故。我媽哭著說：「你慢慢吃，別噎著，別一口都吃了，我明天再來，給你帶吃的。」
我媽在城裡找到從前鄰居王金的兒子王永福，在他家裡住了一晚，第二天從他們家又拿了點吃的送去給父親，囑付他要挺住，她會想辦法再弄吃的來。
我媽接著去了克山縣古北區五號5 ，和親戚朋友、鄉親們說明我父親在牢裡快餓死了的情況。大家說，咱們每家收穫的糧食都被徵收走了，口糧都還不夠吃呢，但你家掌櫃的是好人，怎麼也不能讓他餓死！鄉親們把自家分得的亞麻籽拿出一些，湊在一起炒熟磨成細面，裝了滿滿一面袋 (五十市斤)。鄉親們又商量：給你家掌櫃的再拿點糖稀(餳)，於是又給準備了一罐子糖稀。我媽抓緊時間送到監獄我父親的手裡。
後來我媽又去了一趟克山的農村，這次去的是前四號和後四號的龍泉鄉，這裡有我們的本家，我父親的堂弟——我的五叔和六叔，還有六叔父母——我的四爺奶都住在這裡。共產黨統治農村之前，我父親經常救濟他這些窮兄弟們。我還記得我媽把父親的褲子改短些給五叔穿，六叔和四爺奶一直住我們家在前四號買的房子裡。這些親戚都想盡辦法拿出點亞麻籽和糖稀給我媽，這樣媽媽又給坐牢的父親送去一次吃的。可以說，這次又是我媽救了我父親的命。
我只記得我媽給父親送亞麻籽的事。到1963年父親回家之前，我媽去了幾趟監獄，都送了些什麼，我記不清了，因為我差點病死，當時我得了重症黃膽型肝炎，住院休息半年多。這段時間我媽經常採些野菜，如柳蒿芽、榆樹錢、蒲公英、苣蕒菜、灰菜等野菜充飢。母親也曾經領我抱著兒子去農村親戚家串門，每家住幾天，為的是吃幾頓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