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有民主 母豬上了樹

作者:姜萊 發表:2011-07-30 12:41
手機版 简体 打賞 9個留言 列印 特大

母豬會不會爬樹,說實話,我到現在都沒搞清楚。不過,民間的意見是傾向於母豬上不了樹的。有了這點共識,才會有「母豬上樹」這種諺語的流傳。母豬上樹的意思,跟「太陽從西邊出」差不多,意指某些事情的不可能。我現在引用這條諺語,也是這個意思。

母豬上了樹,文革就有民主,這是我的觀點。當然,這事兒爭議很大。左派更是認定,文革是有民主的,豈止是有,而且文革的民主還最先進,先進程度超過了一切「西方民主」,因為文革搞的不是一般的民主,而是大民主。民主就是民主,還有大小之分?我對此事深感困惑,就開始琢磨文革的大民主是怎麼回事兒。琢磨來琢磨去,心理就有了點譜。

原來左派所說的「大民主」,無非跟人多勢眾有關,也跟「四大自由」有關。「四大」即「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正是這「四大自由」,成了左派捍衛文革的尚方寶劍,他們把它當成了證明文革的「民主」屬性的救命稻草,把它吹上了天,也因此破綻百出。

其實,所謂的「四大自由」,本身就是湊數湊出來的,語言和邏輯上都說不過去。「四大」中的「大鳴、大放」根本就是一回事兒。大鳴就是大放,大放就是大鳴,大放的意思,就是毛澤東說的「有話就講,有屁就放」。另外,大辯論,大字報都是大鳴或大放的具體形式,把它們並列起來,不倫不類,也顯得沒文化。

好吧,我不雞蛋裡挑骨頭,就算「四大自由」的說法很科學,很邏輯,也很有文采,可這些玩意真的是中國的獨創,文革才有的壯舉嗎?不是這麼回事兒。英國倫敦的海德公園就一直在大辯論。在各「西方民主」式的國家和地區,包括臺灣地區,那裡的議員們如果沒放假,也成天在屋子裡大辯論。大鳴或大放的一種獨特形式——在車子上加高音喇叭,沿街狂喊政治口號,也不是大陸的絕活兒,臺灣每到選舉時,這種大喇叭車也滿街都是。我們最好不要在這種事情上搞雙重標準,臺灣的大喇叭車多了,就叫內耗、族群撕裂、社會動盪,我們的文革中也有這種大喇叭車,就叫「最先進的民主」。大字報也是如此,洋人不會寫毛筆字,又比較看重牆體的潔淨,所以不大待見大字報這種參政形式(也不是完全沒有,只是不普及,不時髦)。但中國大字報上的那些語言,洋人可以放到報紙和雜誌上發表,還可以在電視和廣播中說出來,不也一樣嗎?況且報紙和電子媒體的傳播範圍,總比牆上的那些大字報要強一百倍吧?以為我們總結出了「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這十個字,這些玩意就是我們獨有的;又因為是我們獨有的,就認為這些玩意是最先進的,有點站不住腳。

又好吧,我再退一步,就假定「四大」是中國獨有的事物,並且是最先進的。但「四大」再獨特,再先進,它終究只是政治實踐的工具、形式或花樣,這些花樣是否能與民主沾上邊,是否包含了民主的內容,又是另一回事兒了。

什麼是民主?這是個很棘手的問題,原因是現在的中國,左派右派對此爭議很大。不過,如果我們仔細分析一下,又發現左右兩派在這個問題上的分歧,主要還是民主外延的分歧,制度設計上的分歧,與對民主內涵的定義關係不大。在民主的外延上,右派認為,民主一定得跟選票聯繫起來,最好是搞普選,左派則對此不以為然,認為只要「人民群眾」能參政議政就行了,至於選舉什麼的,那只不過是一片浮雲;在民主的制度設計上,右派認可民主就是限制權力,把權力關進籠子的理念,主張在制度上將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分設,使它們能彼此制約,左派對這種說法最為惱火,並主要因為這一點,認定右派想搞的不過是「西方民主」。

至於民主的內涵,左右兩派的看法其實沒多大區別,只不過表述不同而已。按照左派的表述,民主就是「人民當家作主」。右派雖然不大喜歡這種宏大敘事式的、空洞而又過於抽象的表述,但大概也不會反對。我現在就按照左派的思路,不談選票問題,也不扯上權力該不該限制的問題,就假定民主只跟「人民群眾」能否「當家作主」有關。作出這種設定之後,我們就會發現,即使按照左派的民主定義和標準,文革身上也找不到什麼民主,「四大」更是權勢者擺出來的民主烏龍。

什麼叫「當家作主」?從最低標準看,說一個人當家作主了,此人總該具備這些行為特徵吧——他(她)能夠自作主張,自己左右自己的言行,做什麼不做什麼,說什麼不說什麼,能依靠自己的判斷決定,而不是在他人的威逼和恫嚇下,選擇性地說話辦事。具體點說,如果此人要寫大字報,炮口對準誰,批評誰,不批評誰,批評些什麼,都能由自己決定。此人也可以接受或不接受別人的意見,在別人的建議和勸導下改變主意。此人甚至可能會受到別人的誘惑和欺騙,作出不利於自己的政治選擇。但無論如何,如果此人是能夠「當家作主」的,絕不會屈從於權力施加的任何公開或隱形的暴力脅迫,即使遇到了這種脅迫,此人也能加以拒絕,並且不會因為拒絕而實際受到權力的傷害。把這些因素都考慮進來,我們就不難得出結論,文革的「大民主」,與最低限度的民主標準都扯不上邊,而所謂的「四大自由」,其實是自大假自由。

就以寫大字報為例。文革中的確人人可寫大字報,可這只是形式上的自由。在實質自由上,卻沒有誰能「我思故我寫」,把自己的真實立場和觀點全盤端出來。這種自由根本就不存在。在當時的氛圍下,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有人寫反對文革的大字報,就得準備坐牢;誰若是寫大字報公開批評毛,更是大逆不道,那就得準備掉腦袋了。當然,關於這一點,如今熱捧文革的左派也明白,而且這事兒也難不倒他們。他們會說,我們當然不會寫批評毛的大字報,因為我們熱愛毛。好吧,我們就不談毛,但其他權勢人物呢?能隨便在大字報上批評嗎?同樣不能。林彪、江青在台上呆著的時候,除了毛,誰敢公開批評他們?誰做出這種事來,誰就一定會倒大霉,大人物會因此犯「路線錯誤」,打入冷宮或遭到批判,小人物則會變成反革命。當時的大字報,能寫些什麼,不能寫什麼,該怎麼寫,是規定了的。

有些人肯定不會同意的我的說法。他們會舉例說,文革中,劉少奇還是國家主席時,「人民群眾」就給他貼了大字報,他最終也被群眾拉下了馬,這不是挺「民主」的嗎?說給劉少奇貼大字報是群眾的自發行為,劉少奇是被群眾打到的,就好比說長城是地震弄出來的一樣,連神話都算不上,只能視為荒唐的夢囈。說這種話的人,要麼沒經歷過文革,要麼連關於文革的一本通俗讀物都沒看過,要麼就是在裝傻。劉是毛打倒的,跟群眾沒有鳥關係,要說有關係,群眾也只是白手套。我說劉的悲慘命運跟群眾沒有鳥關係,還不僅僅是一種宏觀的判斷,從微觀看,從一個個的細節看,劉的倒霉和倒臺,也跟群眾的使力沒有實質關係,群眾在其中的作用充其量只是牽線木偶,任權勢者擺佈的一群人。史料表明,第一個含沙射影、轉彎抹角站出來批評劉少奇的人,是聶元梓,在此之前,她已被毛周圍的大人物接見過,受到過暗示和鼓動;後來毛寫出《我的一張大字報》,倒劉的意圖漸便趨明朗。可這還不夠,再到後來,江青就親自出馬了,開始指名道姓,說劉和他的老婆也可以批判嘛,還可以把他們拉出去聲討嘛,這時群眾才一哄而上,落井下石者眾。順便說說,「人民群眾」跟著大人物痛擊劉少奇,也不是他們的真實意願所致。在此之前,劉做了多年的國家主席。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劉展示的形象一直都是正面的,沒有也不可能有任何負面宣傳,群眾對他沒有惡感,怎麼可能一夜之間就與他結仇呢?

寫大字報很自由的鬼話,我還可以舉個例子說說。文革早期,北京出現了批判朱德的大字報,在全國流傳了一陣後,突然就銷聲匿跡了。現在我們才知道,有人之所以敢寫這種大字報,是因為受到了江青的指點,這些大字報的語言,對朱德的定位評價,也與江青的談話如出一轍。後來這事兒被毛知道了,他琢磨了一陣,覺得朱老總還是不能動的,就要周恩來出面制止了這種行為,反朱德的大字報於是迅速消失。大字報不是隨便能寫的,涉及到大人物的大字報更是如此。正因為這樣,文革中的這類大字報,往往會先在消息靈通的北京出現,然後才蔓延到其他地方。其他省市的造反派要寫這種大字報,就只能賭一把了。僥倖賭中了,可撈到政治資本;賭錯了,很可能就得去大牢裡呆著。

其實,文革中的「四大」,主要問題還不在於不自由,有種種限制,而在於這些限制的背後,站著的是專政、坐牢、槍斃之類的暴力;還在於這些限制指向的並非人的行為,而是思想和意識形態;更在於為這些限制立規矩的,不是法律,而是大人物尤其是毛的想法,甚至是毛的一時之念。毛在想些什麼?他打算把哪些人劃入走資派陣營?哪些人他打算放過?哪些人可以「解放」?沒有幾個人能準確把握。毛自己也可能在猶豫不決,琢磨不定,或者有了主意,後來又改變了。凡此種種,便導致了文革荒唐事兒的層出不窮:有人攻擊某某大人物,卻誤解了毛的意思,自己成了反動派;有人批判某某權威,還是毛身邊的人的出的主意,可這些主意卻與毛的真正想法南轅北撤,,結果,被批判者巋然不動,批判者卻被打倒了;有人撻伐某某名人,也甚合毛意,但毛不久就改變了主意,撻伐者不知道,跟不上偉大領袖的節奏,最終自己成了被撻伐人。讀文革期間的一些文獻,我們能看到這樣的情景:文革早期的那些造反派紅衛兵,他們頭兒們的政治生命大都很短,有些只有幾個月。1966下半年至1967年的短短一年多時間內,從紅衛兵到三反分子,從革命造反派到反革命分子的人層出不窮,前仆後繼。這些人無一不是以「捍衛毛主席」起家,以「反對偉大領袖毛主席」的罪名收場,實在令人唏噓不已。

文革「四大」的虛偽,我們從期間出臺的《公安六條》可見一斑。這是當時的一份維穩文件,核心條款是「懲治反革命分子」。什麼是「反革命分子」?主要是些思想罪,包括「惡毒攻擊」文革、攻擊無產階級和社會主義、攻擊毛和「中央領導」等。在對這份文件進行解釋時,當時的公安部長特別點出了林彪、江青的大名,把這兩個人作為「中央領導」的代表人物列示出來。林彪為什麼要受到保護?這裡沒有是非,也沒有哪怕最低限度的真與偽、正與繆的標準,只因為毛要用林。因為林受到了特別保護,所以,文革期間,在林彪身上因言獲罪的人特多,輕者開出公職,下放勞動,重者坐牢殺頭。可林彪被毛拋棄後,又出現了另一批反革命分子,那就是為林彪說好話的人。結果,歷史出現了荒謬的一幕,至少我就知道好幾個這種案例:在同一監獄中,有兩種反革命分子,一種是攻擊林彪的,一種是擁戴林彪的,他們共同接受改造。

毛不是神,他能對身邊的大人物指名道姓,直接下達指示,哪些人可以攻擊,那些要加以保護,但對中下層數以百萬計的當權者,他就只能設置政治標準,讓芸芸眾生自己去歸類了。這導致了更大的社會混亂。原因是毛設置的標準,全是些思想標準,意識形態標準,連階級標準都算不上。這些標準模棱兩可,進退自如,可張冠李戴,亦可指驢為馬。由於這樣,這些標準到了下面,就變成了人們假公濟私,公報私仇,打擊異己,發泄世仇的銳利武器。文革中的派系組織就是這樣形成的。這些組織以擁護或反對本地的某個當權者為標桿,都聲稱自己在捍衛毛,都聲稱對手在反毛,都振振有詞,都恨不得把對方置於死地。這是一場比奴性的無是非標準的混戰,連民粹主義都談不上,更與民主政治理想扯不到一塊。這種無理可講的爭鬥,最後發展為大打出手的武鬥,乃是一件必然的事情。我要指出的是,儘管如此,文革仍談不上有多少自發性,民間性,它仍是被權力所挾持的一場運動。事實也如此——文革各派系的勝出者,並非佔據了道德、理性、理論或理想制高點的一方(沒有這種東西),甚至不是更能武鬥的一方,他們的勝與敗,最終還是由更高的權力決定的。文革的文鬥和武鬥發展到一定時候,毛就及時派出了工宣隊和支左的解放軍,由他們來決定誰紅誰黑。很多紅極一時的紅衛兵與工人組織,就是這樣一夜之間成了反動組織。

文革最混亂的前一兩年,幾乎所有的基層當權者都被打倒,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終日。在這種背景下,你跑到街上去貼大字報,批評任何你看不順眼的基層官員,當然不會有政治風險。就此而言,說文革打破了萬馬齊喑的局面,也不是沒有道理。不過,這段時間不長,到了文革中後期,你還想這樣來行使「民主權利」,就得小心被穿小鞋,抹黑臉,甚至以任何可能的藉口被專政了。另外,這種人人可批評基層官員的氛圍,是文革的首創嗎?根本不是。50年代的整風運動,就是一場以批評基層官員為主軸的運動,文革只是重現了這種場景而已。只可惜這種整風運動曇花一現,很快就被反右運動打掉了。左派朋友們,你們要謳歌文革,欣賞文革的所謂「民主風氣」,就不該對當年的右派咬牙切齒。50年代的那批右派,大多數人正是因為批評了基層官僚而倒霉的。你們對當年帶頭行使「民主權利」的這些老右派幸災樂禍,卻對文革的所謂「民主」讚不絕口,讓人莫名其妙。

對文革的以上觀察,我曾多次跟身邊的朋友聊過,包括一些80後的左派朋友。這些年輕的左派們,當然對我的說法不屑一顧。他們指責我膚淺,只盯著文革的一些細節,沒有從宏觀上把握文革的整體面貌和精神。而他們心中的宏觀文革,無非有兩條,一是走資派被打倒了,純潔了幹部隊伍,防止了中國變修變色;二是以工人階級為主體的勞動人民起來造反,掌握控制了輿論宣傳的主導權,第一次真正行使了「民主權利」。左派朋友們剛說完這些,我就忍不住大笑,然後對他們說:你們根本不瞭解文革,連文革的毛都沒摸到!

宏觀的文革是怎麼回事兒?首先工農大眾並沒有掌握輿論,起來造反的也不是這些人。最早造反的的群體,至少是他們中間的積極份子,不是別人,正是左派恨之入骨的,有地富反壞右家庭背景的人,尤其是他們在大學讀書的子女。這一點,只要去查查當年的紅衛兵檔案就清楚了。這也不奇怪。毛當年發動文革時,打出的旗號就是反官僚特權,反脫離群眾的「官老爺」。而這些「家庭出身不好」的一族,政治上受打壓,就業上受歧視,恰恰是對官僚特權感同身受最深的一群。這些根不紅苗不正的人,構成了紅衛兵造反大軍的主力,也是帶頭造反的始作俑者中最堅定的一族。只是這支邊緣政治大軍的崛起,震撼了正宗的紅二代,促使他們趕緊拋出血統論予以打壓,以紅二代為骨幹的紅衛兵這才後來居上。後來,工人造反組織跟進,迅速壯大,紅二代、「問題青年」、工人造反組織三足鼎立的格局形成。補充一點,工人造反組織的頭頭中,也沒幾個是正宗的紅色工人,他們當中的相當一部分人,文革前都受到過不同程度的政治打壓和處分。

最主要的是,無論是根紅苗正的紅衛兵,還是根不紅苗不正的造反派,無論是造反的學生,還是造反的工人,他們都不過是曇花一現的政治過客,幾乎都在文革中很早就結束了自己的政治生命。文革十年,他們中的人,政治生命短的不過幾個月,長的也不過兩三年。文革未過半,他們中的普通群眾,工人乖乖地回到了礦洞車間,學生大都以「上山下鄉」的名義被趕到了農村。而他們中的頭兒們,那些最激進的、「舍我其誰」行使著「民主權利」的傢伙,或者則被群眾專了政,在大街上掃馬路,在農場養豬,或者進了班房,或者乾脆就吃了槍子兒,躺進了墳墓。蒯大富就是一個典型。這位當年的紅衛兵風雲人物,從紅衛兵領袖到反革命的華麗轉身,時間之短,令人吃驚。需要說明的是,諸如蒯大富這種造反者,他們並非文革後被清算的,並非鄧小平抓起來的,而是文革前期就被專了政。文革既是造反派的天下,更是造反派的墳墓。

而那些「走資派「呢?他們被打倒了嗎?絕大部分沒倒。他們中的省部級以下的官員,大約有60%到70%,早在文革的前三年就」解放「了,林彪事件後,省部級以下的」走資派「,除因故死去的外,幾乎全部獲得瞭解脫,並官復了原職(只是換了官名)。對照那些被專了政、在牢房裡服刑,或掉了腦袋的造反派,再看看勝利大結局的廣大「走資派」們,說文革打倒了官僚特權階級,滅了「走資派」的威風,實在是一個大笑話。

文革實際上是這麼回事兒:它根本沒去觸動官僚特權制度,而只是打算換換人,叫做換湯不換藥。它換來換去的,最後的結局卻是,「走資派仍在走」,絕大部分「走資派」都重新掌了權,連湯也沒換多少。

當然,湯還是換了點的,主要在上層。文革進行不到一半時間,實際上就在基層結束了,後來的文革,基本上就變成了宮廷鬥爭。這場宮廷之戰可分成兩個階段:首先是林江集團取代劉鄧集團,然後是江青集團取代林彪集團,總的結局是江青造反集團取代了劉鄧「走資派」集團。不過,這種取代並不值得慶賀,因為它展示的是一種道德、人格和理智的逆淘汰。既然體制未改,官僚依舊,那麼我們看待文革的得與失時,就只能比比人的優與劣,看看經過十年文革的折騰後,到底是原來那些「走資派」大人物更值得挽留,還是取而代之者勝了一籌——不管怎麼說,劉鄧那一代人,受過傳統倫理文化教育,多少懂點禮義廉恥;其中許多人出過國留過洋,視野還算開闊;他們當初參黨組黨,搞武裝鬥爭和地下工作,既清苦又危險,也不可能全是為了陞官發財。他們後來可能有點官僚了,「脫離群眾」了,但儘管如此,他們身上的那些好傳統,總不會全數扔掉吧?在道德、人格、見識、心胸和視野上,他們總不會比那些後起的政治玩家們更差吧?也不會比他們更脫離群眾,生活上更驕淫奢侈吧?文革十年,不過就是換了一批大人物,而且把爛的或更爛的人換上了來,比試著誰更沒有素質,更沒有底線,如果這就是文革的「民主」成果,有什麼值得彈冠相慶的?     



来源:中國選舉與治理網

短网址: 版權所有,任何形式轉載需本站授權許可。 嚴禁建立鏡像網站。



【誠徵榮譽會員】溪流能夠匯成大海,小善可以成就大愛。我們向全球華人誠意徵集萬名榮譽會員:每位榮譽會員每年只需支付一份訂閱費用,成為《看中國》網站的榮譽會員,就可以助力我們突破審查與封鎖,向至少10000位中國大陸同胞奉上獨立真實的關鍵資訊, 在危難時刻向他們發出預警,救他們於大瘟疫與其它社會危難之中。
榮譽會員

看完這篇文章您覺得

評論



加入看中國會員
捐助

看中國版權所有 Copyright © 2001 - Kanzhongguo.com All Rights Reserved.

blank
x
我們和我們的合作夥伴在我們的網站上使用Cookie等技術來個性化內容和廣告並分析我們的流量。點擊下方同意在網路上使用此技術。您要使用我們網站服務就需要接受此條款。 詳細隱私條款.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