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無中生有的冤案多如牛毛，涉案人數最多的，是「五•一六」集團冤案，涉案被冤枉處理的人數高大幾百萬之多（具體數據未見披露），與之相比，涉案幾十萬人的「內蒙古人民黨」冤案（34.6萬人受誣陷。由於刑訊逼供，有11622人被迫害致死），涉案幾萬人的「冀東黨」冤案（22600餘人受到迫害，2670人被迫害致死），就是小巫見大巫了。下面簡單介紹一下「五•一六」集團冤案的來龍去脈。
1967年9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經過毛主席審閱的姚文元的文章《評陶鑄的兩本書》。文末有一段毛主席所加但是與該文本身毫無關係的話：「5•16的組織者和操縱者，是一個搞陰謀的反革命集團，應予徹底揭露」。文章發表後，全國範圍內開展了批判和清查「5•16」的運動。經毛主席批准，1968年中共中央成立了清查「5•16」專案小組。1970年3月27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清查「5•16」反革命陰謀集團的通知》。江青等人提出，凡是把矛頭指向無產階級司令部、指向人民解放軍、指向革命委員會之一者，即為「5•16」分子。這樣，就使得與首都紅衛兵5•16兵團毫無組織關係的數百萬幹部和群眾在清查運動中受到處理。1971年2月8日，中共中央又發出通知，對清查「5•16」運動提出新的要求。清查運動在許多單位一直延續到「文化大革命」結束。[1]
錢鐘書先生、楊絳先生的女婿得一，就冤枉死於清查「5•16」分子的逼供過程中。楊絳回憶說：
我們「連」是1970年7月12日動身下干校的，上次送默存走，有我和阿圓還有得一。這次送我走，只剩了阿圓一人；得一已於一月前自殺去世。得一承認自己總是「偏右」一點，可是他說，實在看不慣那夥「過左派」。他們大學裡開始圍剿「五一六」的時候，幾個有「五一六」之嫌的「過左派」供出得一是他們的「組織者」，「五一六」名單就在他手裡。那時候得一已回校，阿圓還在工廠勞動；兩人不能同時回家。得一末了一次離開我的時候說：「媽媽，我不能對群眾態度不好，也不能頂撞宣傳隊；可是我決不能捏造個名單害人，我也不會撒謊。」他到校就失去自由。階級鬥爭如火如荼，阿圓等在廠勞動的都返回學校。工宣隊領導全系每天三個單元鬥得一，逼他交出名單。得一就自殺了。[2]
得一之死，可以管中窺豹清查「5•16」運動的可怕。
文革期間在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歷史所工作的孟祥才，被逼供、誘供成了「5•16」集團的政委。他在回憶文章中寫道：
通過他們幾天的逼供，我隱隱感覺到他們已經掌握了別人「交代」的關於我的所謂材料，肯定給我安上了重要職務。憑我在大批部組織中的地位，大概應該是「部長」之類。我於是交代自己的職務是「宣傳部長」，他們說我不老實，我又說是「作戰部長」，還說我不老實，我想乾脆說大一點：「參謀長。」仍然斥責我「不老實」。我就再給自己升一級：「副司令」。誰知還對不上號。這時我只得說：「你們認為我是什麼就是什麼吧。」我這種態度自然又被斥之為「十分惡劣」。可是我實在不知道他們要我當個「五•一六」的什麼官，就只能以沉默對抗了。這時他們啟發說：「你們‘五•一六’不是按軍隊編製嗎？軍隊裡邊兩個最大的官是什麼？」我說：「一個是司令，一個是政委。」他們說：「對。傅崇蘭是司令，你就是另外那個最大的官。」我心裏既好氣又好笑，你們早告訴我是「政委」，這連夜「熬鷹」的罪不就免受了麼。我於是當上了「五•一六」的政委。
孟祥才是倖存者，他所在學部近十人死於非命。[3]
文中資料引用來源：
[1]張晉藩、海威、初尊賢：《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大辭典》，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30—631、640—641、637頁。
[2]瀋瑞全：《名士自白：我在文革中》，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68頁。
[3]孟祥才：《我成了學部「五·一六」政委》，北京：《炎黃春秋》雜誌2008年第9期，第24、27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