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下半年以來，中國的CPI不斷攀高，今年4月份，仍保持同比上漲5.3％的高位。儘管中國政府決策層採取了一系列試圖控制通貨膨脹的宏觀措施，其中包括自2010年初以來已經11次上調商業銀行法定准備金率和4次提高銀行基準利率了，但目前看來仍然收效甚微。央行的貨幣政策步步從緊，但商業銀行貸款規模卻仍居高不下。前4個月，整個社會的新增信貸總額又高達近3萬億，相應中國的廣義貨幣M2餘額也增加到75.73萬億元。
在前幾篇本系列的專欄文章中，筆者曾闡釋了後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所發現的「銀行貸款創造存款從而在經濟總體擴張的宏觀條件下會不斷內生廣義貨幣」的邏輯，現在看來這一邏輯仍然在中國經濟的現實中不斷展現自身，且看來仍然在大行其道。
面對居高不下的CPI，發改委開始動用行政手段來控制物價。前不久，發改委給聯合利華開出了一張200萬元的罰單，以懲戒其「散佈漲價信息、擾亂市場價格秩序的違法行為」。據有關媒體透露，發改委還與「康師傅」等多家企業約談，敦促或勸誡這些企業暫不要漲價，明確運用行政手段來控制中國物價水平。
就在政府部門運用各種能用的宏觀政策工具乃至行政和法律手段來控制物價水平的當下，不知中國政府決策層是否自我意識到這樣一個問題：政府自己的諸多宏觀政策和手段，以及當下的政府體制安排，卻過去是、且目前仍然是推動中國消費品物價上漲和房地產價格不斷攀高的主要因素？
這裡且不說過去兩年多時間裏政府發動的大規模投資導致了商業銀行貸款急遽膨脹，通過銀行貸款創造存款的內生貨幣機制導致廣義貨幣急遽增加，從而是中國這一輪通貨膨脹的最主要原因，就是政府的財政和稅收政策，亦是中國高物價、高房價尤其是CPI繼續攀高的主要推手。意識不到這一點，僅把「嚴懲通脹」的板子打在企業和廠商的屁股上，非但控制不了物價和不公平，反而可能會把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引向歧途。在長時段中，甚至可能會導致中國經濟的大起大落，在未來有可能陷入「滯脹」陷阱。
中國政府宏觀賦稅多年來的超常增長，已經是國人皆知的事實了。對此，經濟學界和財政學界也有各種各樣的議論和批評意見。然而，到目前為止，似乎大多數經濟學家還沒有意識到政府的財政政策也是這輪CPI不斷攀高的主要推手這一點。
在傳統的宏觀經濟學教科書中，甚至在後凱恩斯學派經濟學家的理論闡釋中，當人們論述在任何一場經濟危機後西方國家政府的救市和擴張性宏觀政策必然導致通貨膨脹的事實時，其理論邏輯一般是說，巨額政府財政赤字，會導致央行貨幣超發，最後傳導到消費品物價上，表現為CPI上漲。這也是後凱恩斯學派的一位重量級經濟學家海曼•明斯基（Hyman P. Minsky）生前所堅持多年的一個基本觀點。
我最近的思考發現，在當今中國政府主導型的經濟增長模式中，並不能把明斯基的這一理論簡單地應用於分析中國宏觀經濟運行現實。由於最近兩年中國政府的財政赤字實際上還不算太大（兩年1.95萬億），且2003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銀行法》第25條和第30條實際上又禁止政府向央行透支的方式來彌補其預算赤字，人們可以認為近兩年政府的財政赤字並不是央行「貨幣超發」的主要原因。但是，這決非就證明了政府的財政不是這一輪物價水平普遍上漲的主要推手這一點。簡單說來，目前中國內部的宏觀動態機制並不是像明斯基所闡釋的那樣是通過政府巨額財政赤字→貨幣超發→通貨膨脹→CPI普漲這樣一個宏觀作用鏈條來工作，而可能是通過一個微觀機制鏈條而直接推動CPI上漲的。
我初步判斷，政府的財政政策推高CPI的基本作用鏈條大致是這樣的：政府工薪稅、增值稅等生產企業種種稅收的增加→企業產品成本增加→產品批發價格上升→政府各種運輸業和商業的營業稅、消費稅的快速增加→CPI上升。
從理論上進一步說明和數據驗證這一猜測顯然還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但我們這裡至少可以辨析出以下事實：暫不考慮近些年企業直接稅收快速增加對生產企業產品和勞務成本推高的因素，單從2010年全國7.32萬億稅收收入的構成來看，不計進口商品的消費稅，2010年消費稅為6072億元，佔整個稅收的8.3％。如果再加上進口商品的增殖稅和消費稅1.05萬億元，整個與消費有關的稅收（不計國內增值稅）也高達1.66萬億元了。如果考慮到增值稅也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種消費稅，那麼全部與消費相關的間接稅收就達到3.77萬億元，已佔全年稅收的51.6％了。
正是因為流轉環節的間接稅是如此之高，導致在中國生產許多名牌產品（如茅台酒、ecco鞋、Samsonite旅遊箱等）在中國商場的價格要比在許多發達國家普遍要高很多。另據國內研究稅收的專家一項新近的估算，在目前在中國商場出售的100元的女性化妝品中，就有14.53元的增值稅，25.64元的消費稅，還有4.02元的城建稅。單這三項，就佔整個女性化妝品零售價格的44.19％了。如果再加上生產和運輸環節的政府稅收，比較保守的說，在100元的女性化妝品中，至少有超過50％部分被政府拿去了，也就是說，政府稅收對女性化妝品的最終價格至少「貢獻」了50％以上。
另外，也有專家測算過，在一件500元的女性時裝中，大致政府要征85元的增值稅和65元的營業稅，光這兩項加起來，就超過一件時裝價格構成的30％了。如果是進口的時裝呢？還要加關稅和其他消費稅。即使在國內生產的女性時裝中，加上生產環節、運輸環節和銷售環節中的各種直接稅和間接稅，政府的稅收在一件女性時裝的最終價格中又佔多少？一句話，政府稅收這樣高，且每年大致都在以GDP兩倍甚至三倍的速率高速增長，中國的CPI還不會越來越高？
理解了各個環節的政府稅收最終都會轉嫁到消費者身上，因而是消費品零售價格的主要構成和貢獻因素這一點，就會發現目前中國決策層的宏觀政策是多麼「inconsistent」（自相矛盾）了。一方面，面對2010年下半年不斷攀高的CPI，央行已經11次提高商業銀行法定准備金（目前已達21％的歷史高位）和4次提高基準利率了，另一方面財政和稅務部門的稅收和其他財政收入卻仍然像一匹脫韁的野馬一樣幾乎得不到任何控制和制約。
按照國家稅務總局2011年5月12日發布的一則官方新聞稿，今年1到4月份，全國稅收收入（不包括關稅、船舶噸稅、耕地佔用稅和契稅，未扣減出口退稅）已高達2.6282萬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33.2%。其中，國內增值稅增長13.7%，國內消費稅增長57.7%，營業稅增長37.9%，企業所得稅增長41.1%，個人所得稅增長21.8%，車輛購置稅增長63.5%，海關代征進口稅收增長56.3%。這麼高的稅收增長速率，到底是有助於抑制目前的CPI上漲勢頭，還是在實際上繼續推高現在和未來的CPI？
再說，目前通貨膨脹率持高不下，居民儲蓄實際為負利率，而居民收入又沒有大幅度增長，因而許多低收入家庭的實際收入正在下降，在此情況下，政府不考慮減稅而補償低收入家庭所實際交付的「通脹稅」，反而只考慮自己財政收入目標而超高速地猛漲，這難道是公正的？又符合政府「執政為民」的理念？
發改委這個新時期的「大計畫經濟委員會」，要真想控制中國物價的上漲，難道不應該約談一下財政部和稅務總局？製造通貨膨脹的最大罰單，發改委又應該開給誰？
来源:華爾街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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