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清楚近百年來，工農大眾的社會地位是怎樣不斷變遷的，而現在從什麼角度上來看這問題呢？以什麼身份來看這問題呢？如談「試看」、「初看」，不對，因為問題很清楚，用不著帶著沒有把握謙虛的口氣；如說「笑看」，似有嘲笑之意，對他們也不公；如說「橫看」，似乎這問題與本身無關係，筆者僅是「局外人」；如是「正看」，我也既不是官方，也不是這方面的專家、權威，沒有這樣資料來作歷史性的評論。想到最後因為我不是他們圈裡人，也不是他們命運的決策人，所以還是用「平看」為好。
在中國古代，孔夫子等帶領的儒家弟子，早就把社會上的人按序分為「仕、農、工、商」四等。儒家當然把自己和當官的放在社會首位，把農民、工人抬到有財富的商人以前。當然，事實上也並不完全是這樣。近百多年來，隨著歐洲產業革命，特別是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革命學說的興起，把農工地位倒了一個個兒，變成了工農。
從中共統治中國開始，嘴上天天唱「以工人階級為領導，以工農聯盟為基礎」，其實其目的是為了打擊知識份子和有產者。中共特別是毛澤東最害怕知識份子與他爭權、爭地位，所以總是提「知識份子實際上最沒有知識」。自「反右」以後，他們逐步淪落為「臭老九」，已屬於「敵人」的邊緣。（實際也未被全社會接受），它們認為工農好騙，高帽子一戴，讓他們幹什麼就會幹什麼（事實也並非如此）。除了跟中共走出去的人外，絕大部分農民在中共統治十多年後，仍過著吃不飽、穿不暖的極貧困的生活。
後來，除了老工人外，新進工人工資也極低，而且數十年不變，即使在正常的所謂經濟上取得了輝煌成就的年代，他們中大部分人經濟上也還是處於貧困狀態，特別是隨著孩子逐漸長大，人口增多，住房條件愈來愈差。（如七、八十年代上海居民平均才合三平方米一人，即比一張床多一點），不少有「覺悟」的思想不大「僵化」的工人，也意識到自己是受騙了，受中共的騙了。但事到如今已無可奈何了，只能興嘆起「早知今日，何必當初」呢！
隨著「改革、開放」很多人「先富起來了」，被限制在機器旁的工人相對地愈來愈貧困了。加上工廠要「優化組合」，不少工人被「優化」下去了，成為城市中的「待業」「閑民」。有的就只能「享受」沒法生活的200多元的「低保」生活了。在「舊社會」還敢講「人窮志不短」的話，還不覺矮人一頭，而在這「笑貧不笑娼」的年代，這些降為「弱勢群體」的被社會遺棄了的人群，「自慚形穢」地淪落為城市「賤民」了。
而廣大曾戴過「高帽子」、掛過「大紅花」什麼實際好處也沒拿到的農民，在飢餓線上掙紮了數十年，隨著「改革開放」大量出口商品的生產，紛紛離開世世代代固守的土地，而到城市來打工，甘願地受著「少數先富起來的人」的狠毒剝削，成為了他們機器旁的繼續積累財富的吸血工具，他們沒有城市戶口，不能享受「城裡人」的勞保、福利，很自然地淪為城市裡的抬不起頭來的、被人鄙視的「二等公民」─最低階層「賤民」。
這就是他們在半個多世紀中從「光著屁股坐花轎」到「光著屁股抬花轎」（他們雖然生活比以前半飢餓生活的好一些，但仍然是全社會中最貧窮的一個群體）的苦難歷史過程。
當然，他們中極少數人可能也已屬「讓少數人先富起來」中的一分子了，因為他們頭腦靈活、生性機智，不少還屬於能弄虛作假、上串下跳的人物，但由於他們的富裕，也就逐漸地離開了他原來的階層，離開了他原來的「窮哥兒們」，而成為不屑與他們為伍的另一階層的人了，甚至反過來更懂得怎麼六親不認地剝削、壓榨原來他們「一族」的人了。
這些低消費的弱勢群體，一月僅以千元左右的收入在城市中生活，有不少他們鄉下還有家人等著他們的錢過活。對於一桌年夜飯20萬元（2005年杭州老正興）、一桌菜7280元（廣州的天鵝飯店）的豪華消費，則連望洋興嘆的資格都沒有了。
有些城市中人，甚至是一些學者，認為中國城市中禍亂根源出自於這些「農民工」。確實他們的有些人在這社會道德極度敗壞的社會影響下，在難以生存的條件下，也做了一些偷雞摸狗、攔路搶劫的事，但畢竟是少數，但這些卻導致「城裡人」對他們歧視的理由。只要發生一些被搶、被盜、穢褻、被姦的事，首先把目光投向他們，而他們為了避嫌，也只能自覺地側路而過了。
他們在受現代社會不公正的待遇下，自然懷念起「毛澤東時代」來，在那時雖很窮，但大家都一樣（他們接觸不到官僚們的豪華生活），現在則差距太大了。這是他們寧願沉浸在當年空頭「高帽子」下生活的原因。
我們應為他們在中共統治下半個多世紀以來始終處於被欺騙、被壓迫狀態下呼籲：讓他們自己自由地組織起來！讓他們作為社會光榮的一成員站起來！
看中國首發 轉載請註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