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插隊落戶到生產隊當天，大隊革委會張主任就指示我說:「江知青，你出生紅五類家庭，根正苗紅，我代表大隊革委會交給你一個光榮的任務。」
原來，經大隊革委會研究，決定把我安排在三隊最偏僻的李家院子住。此前院子裡只有李秀柏和李元彬兩家。李秀柏是貧農，李元彬是地主。大隊革委會本意是指派李秀柏管制李元彬，可李秀柏階級立場不堅定，常常搞階級調和，致使管制不力。我成了管制李元彬的最佳人選。我那時20來歲，思想激進，就愉快地接受了任務，並向張主任表態:「感謝組織的信任，我一定要把階級鬥爭這根弦繃得緊緊的，把李元彬這個地主分子管制得服服帖帖的。」
李元彬是個50 來歲的半拉老頭，背微駝，患有間歇性哮喘。住下的當天，我就把他找來訓話，只許他規規矩矩，不許他亂說亂動。他站在我面前唯唯諾諾地點頭。我足足訓了半個小時才命令他滾蛋。他向我深深地鞠了個躬，轉過身，喘著粗氣，吃力地走下我門前的台階，蹣跚地往對面自己的屋子走去。看著他那可憐巴巴的背影，我心裏不知怎麼閃過一絲憐憫，可立即又警告自己：對敵人的仁慈是對人民的殘忍，只有對敵人恨得透，才能對人民愛得深。
當晚我設計了一套對李元彬的管制措施:早上令他站在毛主席畫像前低頭向毛主席請罪,念「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10遍，給我把水缸挑滿水後再出工；下午收工後把村小操場打掃一遍，再向毛主席畫像三鞠躬，反思自己的罪惡；每個月寫一份書面悔過書，交我審查。我的措施得到了張主任的讚許。
時間長了，我逐漸從社員口中得知一些李元彬的情況。土改前，李元彬一直在縣中學教書。土改前幾個月，他父親病死了，他辭職回來料理家業。評成分，因繼承了父親的田產，被劃為地主。他為此多次申訴過，說按照解放前3年實際從事的職業，他的成分應是教師而不是地主。但上級沒有受理他的申訴。
文革期間，造反派抓住他多次申訴的事實，說他想翻天，經常開批鬥會鬥爭他。他不服,可又沒有辦法。他的哮喘病就是這麼落下的。他有個女兒，為了和他劃清界限，嫁出去後就極少回來。他兩口子的身體都不好，掙的工分很少，連基本口糧都分不回來，欠了生產隊的債，日子過得很苦。李秀柏因為同情他，偶爾悄悄送他點糧食、蔬菜之類的，大隊知道後取消了他管制李元彬的資格。
為了站穩階級立場，我決定吸取李秀柏的教訓，絲毫不同情李元彬，嚴格按管制措施把他管嚴、管死，管出無產階級專政的威風來。有一天收工後，李元彬累得躺在床上，可村小操場沒有打掃。我衝進他的屋子，掀開被子，把他拉起來，強迫他把操場掃完。還有一天早上，下著雨，他向毛主席畫像請過罪後，站在我門前說:「江知青，等雨停了再挑水吧。」我粗暴地說:「不行！」他只得冒雨去給我挑水，結果淋得像只落湯雞，導致哮喘病發作大病一場。我卻認為這是自己階級立場堅定的表現。在那個人性扭曲的年代，我的這些行為常常受到張主任的表揚。下鄉半年後，我被評為公社的模範知青，還在區裡召開的模範知青代表大會上介紹對地主分子實行專政的經驗。
這年9月,縣革委派出工作小組檢查各公社開展「毛澤東思想宣傳工作」的情況。公社要求各大隊突擊辦一期宣傳毛澤東思想的壁報。張主任把任務交給了我。我向張主任表態說:「我將辦出全公社最好的壁報。」文革時我就是我們學校《閃電》報的主編，辦一期壁報對我來說簡直是小菜一碟。
只用兩天時間我就把壁報辦完了。第二天一大早，我和大隊革委會主任、民兵連長、婦女主任、貧協主任等七八人，在通往公社的石板路路口敲鑼打鼓地迎接縣革委檢查小組的蒞臨。不多久，縣革委檢查小組的大員們在公社革委會主任的陪同下，神氣十足地來了。張主任滿臉堆笑，把他們迎到了大隊辦公室，向他們匯報大隊抓毛澤東思想宣傳做的大量工作，然後又把他們引到大隊辦公室門前的宣傳欄前檢查壁報。張主任一手拿個小本本，一手握筆，一臉媚笑地對檢查小組王組長說:「請王組長對我們的壁報做指示。」
檢查小組王組長穿一身舊軍裝，仰頭看著壁報，背著手踱來踱去走了十來分鐘，轉過身慢吞吞地對張主任說:「你們的壁報內容倒是不錯，只是字跡不一致，像是拼湊成的。」我聞言一驚，壁報的策劃、編寫都是我一手包辦，怎麼會字跡不一致呢?可就在那一刻，我發現壁報右上角那段「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的毛主席語錄，的確不是我的筆跡。李元彬每月要交給我一份書面檢查，我一眼就看出那段語錄出自他的手！剎那間，一股熱血衝上我的腦頂，這是地主分子在搗亂!可是我沒敢說出來，因為這對我們大隊不利。
張主任滿臉媚笑地對王組長說:「是不一致，是不一致，我們要改，要改……」我不知道張主任是真的發現字跡不一致，還是在敷衍王組長。王組長還指手畫腳地對壁報作了不少「指示」，可我一句都沒聽進去，一門心思盤算著如何去收拾那個搗亂的地主分子李元彬。
中午，大隊辦了兩桌豐盛的酒菜招待檢查小組的成員。我作為壁報的編撰者，也有幸能陪領導們共進午餐。可我對桌上的佳餚美酒絲毫沒有興趣，匆匆扒了兩碗乾飯，便找個藉口溜了出來。
我一溜煙跑回李家院子，一腳踹開李元彬的木門。李元彬正在桌邊和老婆喝菜稀飯。我衝上去一把抓住他的衣領，罵道:「李元彬，你活得不耐煩了麼？」他站起身來，忙不迭聲地說：「江知青，小聲點，小聲點。我曉得你要來找我的，我讓你看樣東西，你就明白了。」他老婆飛快地跑進內室，拿出一張疊得皺巴巴的紙來。一時間，我弄不清這是什麼意思，但氣沖牛斗的氣焰頓失，抓著他衣領的手也下意識地鬆開了。
他接過老婆手中的字紙，展開後對我說:「你看。」那皺巴巴的紙上寫的正是從壁報上撕下來的那段毛主席語錄，可我不明白這一切。他見我滿臉疑惑，又低聲說:「你仔細讀一遍。」我仔細一讀，頓時驚得腦袋嗡地一聲。原來，我把那段毛主席語錄寫成了「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反對；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擁護」。天啊！這是一個嚴重的政治事件。就憑這一點，完全可以判我3年5年刑！剎那間，我腦子裡一片空白，呆在那裡一動不動……
李元彬叫他老婆把那張紙扔進了灶膛，平靜地說:「今天早上，我喘得睡不著覺，天濛濛亮就出來走一走。路過壁報時，偶爾發現了這個。告訴你又來不及了，又怕張揚出去，才這麼辦的……」
「李叔，你幫了我大忙。」下意識中，我竟一改平時「狗地主」的稱謂，感激得不知說什麼好。良久，我問他:「李叔，我平常那樣對你，你為什麼還要幫我?」 他喘了幾口氣，咳了幾聲，微笑著說:「我是受了冤屈的人。我知道你是一時疏忽才把那幾個字寫錯的。如果讓大隊或公社幹部發現了,肯定你也要受冤屈。」聽了他的話,我百思不得其解，這地主分子居然還這麼「心地善良」？然而這就是眼前的事實呀!我滿臉通紅，無地自容。見我尷尬萬分，李元彬端起稀飯碗，依舊平靜地說:「江知青，公社和縣裡的幹部還沒有走，你趕快離開我這兒，免得生事。」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樣離開他的小屋的。
此後，雖然我依然履行著「管制」李元彬的職責，但力度卻大打折扣了。首先，我以防止他下毒為由，取消了他早上為我挑水的資格。不久，又找理由免去了他下午收工後打掃村小操場的苦差。再後來，竟像李秀柏那樣和他搞起「階級調和」來，比如在他哮喘發作時幫他挑水、推磨，把重慶家裡面寄來的怪味胡豆給他品嚐，夜深人靜的時候和他一起在燈下研究書法等等。不知不覺中，我們漸漸成了忘年之交。好在李家院子比較偏僻，李秀柏也從不「裝怪」，這些事從未被「外人」發現。
就這樣，我一面敷衍大隊張主任，一面與李元彬保持著朋友關係，直到1971年3月我調出農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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