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蘇俄與中共竊奪國民黨領導權的四大陰謀舉措
如果蘇俄命令中共黨員參加國民黨，是蘇俄陰謀誘逼中國國民革命的第一步，分裂國民黨是第二步，則竊奪國民黨領導權便是第三步，是為實現其根本目標所採取的至關重要一步。一九二七年八月，在蘇俄和中共召開的「八七會議」上，就非但沒有迴避他們竊奪國民黨領導權的事實，而且認為正是因為竊奪的不夠狠 —— 用他們欺世的語言來說，便是他們「放棄了對國民革命的領導權」，才招致了他們的失敗。多年以來，在中國大陸任何一本現代史教科書裡，御用歷史學家們都將這一強盜邏輯，視為當然的真理，而贅述得不厭其煩。他們不僅指責鮑羅廷和陳獨秀因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才給中國共產革命帶來了失敗與挫折；而且要一再地肯定，中共後來在蘇俄的命令下，公然武裝反叛國民革命和持續顛覆及分裂祖國的正確性。蘇俄和中共竊奪國民黨領導權的四大陰謀舉措是：
第一、 竊奪國民黨輿論權
應該說，早在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即中國國民黨的「聯俄容共」做法剛剛開始實行的時候，《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關於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和國民黨問題的決議案》，就已經指明要將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進行重新解釋，以使國民黨成為一個「符合時代精神」的民族政黨。也就是說，若不經過共產國際的重新解釋，三民主義就非但不符合時代精神，而且國民黨也是一個不符合時代精神的政黨了。16 之後，在國民黨有「聯俄容共」做法的短短三年中，蘇俄顧問和中共除掉打進國民黨以反對國民黨，包括在思想輿論上反對國民黨的主義、理論和政綱以外，其竊奪國民黨權力的重要手段之一，便是在廖仲凱將國民黨「一大」四百餘份文件起草工作交由蘇俄顧問和中共包辦之後，蘇俄顧問和中共即開始了對於國民黨輿論權的竊奪，直至發展到強代孫中山和國民黨「立言」，試圖首先在思想理論上將中國的國民革命誘逼為共產革命。其中特別具有欺騙性的，便是借孫中山和國民黨有「聯俄容共」的做法，先是大肆宣傳孫中山有「聯俄容共」的政策，繼之又將「聯俄容共」擅自篡改為「聯俄容共扶助工農」的三大革命政策，為發動暴民革命、干擾和破壞國民革命製造理論根據。然後，更在國民黨和蔣介石領導的北伐勝利進軍途中，在他們反對、利用、破壞北伐就要失敗的日子裡，乾脆假造出所謂聯俄聯共扶助工農這個「孫中山手定」的三大政策，以打擊蔣介石和所謂的國民黨「新右派」，以繼續破壞北伐和國民革命，以妄圖改變他們即將失敗的命運，甚至將為他們所假造的 「三大政策」，公然地鼓吹成孫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義」，並欺世惑眾達半個世紀以上。直到八十年代以後的中國大陸學者們，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將它們徹底揭穿。本書上卷第三章兼論所記述的，由中國大陸三位學者公開撰文所指出的，在國民黨的所有文件裡都沒有所謂「聯俄容共、聯俄聯共、聯俄聯共扶助工農三大政策」和所謂新三民主義的記錄，而只有在中共的文件裡面才能找得到它們的歷史事實，實在將蘇俄和中共強代孫中山和國民黨「立言」以假造「聖旨」的行徑，揭露無餘。只需將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二日蘇俄顧問鮑羅廷竟敢在他創辦的那一份《人民日報》創刊號上，公然捏造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三大政策，便是孫中山先生之新三民主義的做法，與同一時期中共製造三大政策的黨內文件稍作對照，其完全出於「一轍」的本相，也就將蘇俄和中共謊言惑眾的真相實情徹底地公之於世了。
第二、竊奪國民黨的組織權
蘇俄和中共竊奪國民黨組織權的第一個手段，自然是打進國民黨以發展共產黨，這原來就是蘇俄命令中共參加國民黨的首要原因。一九二三年八月印發的「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二次代表大會決議案」和青年團其它相應的決議案，均明確宣稱：「應努力協助中國共產黨，擴大國民黨中的共產黨於全中國……。」用中共歷史教材上的話來說，就是在共產黨幫助下，「各地的國民黨組織幾乎為共產黨所主持」。並且，即便是在國民黨「整理黨務案」生效之後，「各地的國民黨組織，為共產黨所主持者，仍然佔三分之一以上」（參見上卷第四章）。
蘇俄和中共竊奪國民黨組織權的第二個手段，便是在孫中山先生逝世之後和汪精衛「左派」權力病發作之時，「包辦」國民黨「二大」，以全面竊奪國民黨中央黨權。如上卷第四章第二、第三節所述，在國民黨「二大」召開之前中共已經決定：「共產黨身份的國民黨二大代表要佔國民黨二大代表總數的三分之二以上，以造成在國民黨二大上的絕對優勢；共產黨要在二大上團結國民黨左派、孤立國民黨中派、打擊國民黨右派；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要在國民黨二大各項選舉結果中佔有絕對優勢的比例。」 一句話，就是共產黨要全面竊奪國民黨的黨權。 中共的奪權陰謀確在國民黨的「二大」上完全得以實現。國民黨元老派中的反共派領袖鄒魯、謝持等被開除出了國民黨，國民黨元老中的另一些人林森、居正、瀋玄廬、葉楚傖等十二人被警告，國民黨的中堅人物戴季陶等被斥以訓令，國民黨的骨幹力量在大會選舉中紛紛落選。國民黨中央常委、中央執委和中央委員中，共產黨身份者和國民黨親俄親共的「左派」領袖已分別佔到了三分之一以上，剩下的三分之一被認為是中派，蔣介石則被壓到了共產黨員譚平山之下。國民黨中央各部部長中，中共黨人譚平山擔任組織部長，中共黨人林祖涵擔任農民部長，中共黨人毛澤東代汪精衛擔任宣傳部長，中共黨人馮菊坡代被貶逐的胡漢民主持國民黨中央工人部，極「左」派彭澤民擔任國民黨中央海外部長，國民黨中央秘書處由中共黨人譚平山和林祖涵掌控，權同國民黨中央秘書長。在共產黨人譚平山擔任部長的國民黨中央組織部，總共二十九名工作人員中，共產黨員竟佔了二十六人，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已經名副其實地成了「共產黨中央組織部」。由是，國民黨的「二大」實已被開成了共產黨的「二大」，國民黨中央的重要領導職務幾乎全部被共產黨所佔據，國民黨各級地方組織幾乎全部為「代國民黨建立黨部」的共產黨所把持（參見上卷第四章），國民黨已經成為一個被共產黨所架空的黨，所操縱的黨，徒剩下一具軀殼而已。所以，中共史家才會說，國民黨的「二大」上乃「洋溢著一片樂觀的左傾氣氛」。距孫先生辭世尚不足一年，他的三民主義在自己的黨代會上不僅已經無人問津，甚至到了誰要是再說什麼三民主義，便要遭人冷眼的地步。蘇俄和中共欲誘逼中國國民革命為俄式共產革命的陰謀似乎就要成功了（參見上卷第三、第四章）。
有必要重複指出的是，七十多年來，直到今天為止，中共何曾允許過任何一個他黨的人進入共產黨？何曾允許過任何一個他黨的人擔任過中共從中央到地方任何一級組織的委員、常委、部長，哪怕只是一個小小的科長、秘書或辦事員？就更不用說它竟能容許別人打進它的黨裡，去開除它的元老，警告它的領袖，訓令它的重要幹部，並任憑別人去把持它的各級黨組織了。如是而論，中共還有什麼理由來為他竊奪國民黨的權力辯護？又有什麼理由把將它清除出國民黨和國民革命陣營的正義行為，竟污蔑為「反革命政變」呢？
蘇俄和中共竊奪國民黨組織權的第三個手段，便是既奪黨權，更奪政權。北伐之前，中共在廣東竊奪國民黨政權的情形姑且不論，特別是在北伐軍已經建立了國民革命政權的後方，共產黨則借幫助國民黨建立地方各級黨組織，以在實際上建立共產黨的地方各級黨組織，即對外是國民黨，對內則是共產黨，並藉此而力圖掌控新誕生的國民政府。同時，中共又以俄國二月民主革命後的蘇共為榜樣，借發動工農革命以煽動暴民運動，建立有槍、有權的非法「工農政權」即暴民政權，以與剛剛誕生的、中共尚未竊取到權力的國民革命政權相對抗，並在實際上造成國共兩個政權並存的局面。尤其突出的是，當北伐軍東路和中路兩支大軍已經逼近和包圍上海，上海的軍閥部隊已經決定向北伐軍投降，上海的解放指日可待之時，中共卻收買殘餘軍閥勢力在上海連續發動了三次武裝起義，並在武漢俄國政府的命令下，反對建立國民政府，堅持建立「上海市民政府」。如前所述，中共浙江區委就曾宣稱：「上海的市民政府就是無產階級的，就是蘇維埃、巴黎公社。」
第三、竊奪國民黨軍權
蘇俄與中共一是要求國民革命軍仿照蘇俄在軍隊中建立黨代表制。黨代表權力極大，既能監督所屬人事經費，又能監督同級軍事長官，並且無論什麼命令，非黨代表副署，一概不能生效。黨代表遇事還可以採取緊急措施。這些黨代表與其他政工人員，絕大多數由共產黨人擔任。直到中山艦事件之後，他們才被蔣介石解除了黨代表職務。二是仿照蘇俄在國民革命軍中建立政治部，以奪取國民黨在國民革命軍中的政治工作權力。國民革命軍改組後，六個軍當中就有五個軍的政治部主任由共產黨人擔任：第一軍為周恩來，第二軍為李富春，第三軍為朱克靖，第五軍為李朗如，第六軍為林祖涵，海軍政治部主任為李之龍。三是為竊奪黃埔軍校的權力，不僅在建校之初，即由廖仲凱引進了大批的俄國軍事顧問，而且引進了一批共產黨人擔任學校的重要職務，如政治部代理主任包惠僧，軍法處長周恩來 —— 後為政治部主任，教授部副主任葉劍英，政治教官鄆代英、高語罕等。同時又在軍校學生中組織共產黨的地下組織「青年軍人聯合會」，出版地下刊物，宣傳馬克思主義，反對三民主義，造成軍校中另一派學生組織「孫文主義學會」的成立，並與之對立，為嗣後國民革命軍內部的分歧、對抗和部分軍人的叛亂，埋下了重重危機。四是矇蔽孫中山，以孫同意建立陸海軍大元帥府鐵甲隊為名義，抽調黃埔軍校共產黨員為骨幹，從廣東、廣西、湖南等地招兵，建成了一個兩千人的獨立團，任命共產黨員葉挺為團長，逐級設立共產黨組織，直接接受中共廣東區委領導，由是而在國民革命軍中建立了一支清一色的共產黨軍隊。它既是葉挺獨立團的由來，又是中共南昌暴動的「家底」，更是後來張發奎等人不斷製造兩廣叛亂和叛變的軍事基礎。
第四、發動政變、實行對國民黨領導權的再竊奪
國民黨「二大」之後，蔣介石新領袖地位的形成和北伐的勝利進軍，日益使蘇俄和中共惶惶而難安。因為北伐一旦成功，中國國民黨一旦統一了中國，則蘇俄的慾望和中共的革命，勢將如水東流，不復再來。由是，在作出了一連串反對、利用、破壞北伐的陰謀行徑之後，鮑羅廷終於利用已經遷都武漢、而蔣介石又駐節南昌的機會，一手導演了一場由中共和國民黨親俄親共派共同發動的政變，以全面反撲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全面否定「整理黨務案」，並試圖將他們在國民黨中已經失去的權力，全部搶奪回來。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三日第一批到達武漢的國民黨中常委和國民政府委員孫科、宋子文、徐謙、蔣作賓、柏文蔚、吳玉章、宋慶齡、陳友仁、唐生智、董必武等，即在鮑羅廷的主持下召開緊急會議，決定撇開當時國民黨的最高領導人蔣介石和其他非左派的領導人，成立所謂「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和國民政府委員聯席會議」，推極左派徐謙為主席，宣布在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未在鄂開會之前執行最高權力。這便是武漢「俄國政府」的「前身和班底」。一九二七年三月七日，由鮑羅廷提議並決定召開的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舉行預備會議。會上，因譚延悖提出應推遲會期以待國民黨中央常委會主席和國民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蔣介石參加會議，卻立即遭到共產黨人吳玉章、鄆代英和國民黨極左派彭澤民的堅決反對。因在出席會議的三十三人中，中共和左派佔絕對優勢，譚延悖的提議遂被否決。由是，蘇俄顧問、中共和國民黨親俄親共派完全控制了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並在國民黨最高領導人蔣介石和其他領袖缺席的情況下，發動政變，決議廢除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委會主席一職，即等於撤銷了蔣介石中央常委會主席的職務；決議免去蔣介石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職務和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職務，組織部長職務虛位以待汪精衛歸國擔任，汪歸國前則由中共黨人吳玉章代理；決議由中共黨人重新擔任在國民黨二中全會以後所辭去的國民黨重要職務，從而推倒了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曾通過的「整理黨務案」；決議「提高黨權、限制蔣介石獨裁」，以將領導北伐功勛卓著的國民黨新領袖，全國人民心中真正的革命英雄，並正在領導著北伐戰爭的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誣定為「新軍閥和新右派」，並從此立為被打倒的對象。
四 蘇俄指使中共反對、利用、破壞北伐，背叛國民革命
蘇俄顯然明白，中國共產黨，這個在它的扶植和教唆下，並在國民黨懷抱中尚未長大的中國共產政治集團，是無論如何也禁不起中國國民黨北伐成功所帶來的巨大衝擊的。因為，只要國民黨和蔣介石決心抽身北伐，就極有可能將中共這個包藏禍心的「政治寄生兒」甩到一邊去。因為在廣東，共產黨仍因國民黨的存在而存在。因此，只有把中國國民黨拖死在廣東，以將之逼迫在任其竊奪的境地，或將蔣介石徹底打倒，以從根本上阻斷北伐，等到中共羽翼已豐，氣候已成，到那時，便不是國民黨要甩掉共產黨，而是共產黨要消滅國民黨了。這才是蘇俄與中共要堅決反對北伐，並且反對不成便利用之，利用不成則破壞之，破壞不成就乾脆背叛之的根本原因。
第一、蘇俄與中共反對北伐
一九二六年元月，在國民黨「二大」上，蔣介石已正式提出了北伐的建議。蔣的北伐建議，立即遭到了全體蘇俄顧問的一致反對。鮑羅廷更以「黨的力量在前，革命的武力在後」為理由，堅決反對北伐。隨後，以季山嘉為首的俄國軍事顧問團所有成員，立即在黃埔軍校和國民革命軍中竭力鼓吹「北伐必敗論」，中共更於廣州市區到處散發傳單，廣貼標語，公開反對國民黨北伐，並散佈流言，首指主張北伐的蔣介石為「新軍閥」。三個月後，當奪回了相當權力的國民黨已經決定北伐，半年之後，當蔣介石已經領導北伐勝利出師，中共中央機關報《嚮導》雜誌仍然發表了「論國民政府之北伐」的文章，不僅猛烈攻擊北伐軍總司令蔣介石個人，而且公開反對北伐，並以所謂「革命的北伐時期尚未成熟。現在的實際問題，不是怎樣北伐，乃是怎樣防禦……」，以暗指由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領導的北伐，不是「革命的北伐，而是反革命的北伐」。李宗仁在《回憶錄》裡，就曾明確指證中共是反對國民革命軍北伐的。
第二、蘇俄與中共利用北伐
早在一九二六年二月，中共中央已在北京召開特別會議，以討論如何應變蔣介石和國民黨提出的北伐「難題」。在這次會議上，中共一方面決心反對北伐，一方面卻要「從各個方面以準備廣東政府的北伐」，並在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的指示下（參見本卷第二章），明確指出「北伐的政綱，必須以解決農民問題為主幹，特別要注意組織農民，以建立工農革命聯合的基礎」。一九二六年七月，當國民革命軍剛剛勝利出師北伐，中共又召開了擴大會議，進一步認定「農民將成為民族解放運動中之主要勢力，我們的黨要想領導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勝利地進行，就在於取得這項農民的勢力，取得對農民運動的領導權」。一九二六年九月，鮑羅廷又根據斯大林和第三國際的一再指示（參見本卷第二章第一節），在國民黨中央黨部發表了「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的演說，再一次強調 「農民問題是革命的根基，土地問題是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蘇俄顧問和中共一再地要在中國國民革命軍準備北伐和北伐已經勝利進軍的最初日子裡，在反對北伐不成而只好順應北伐之時，一再地將農民運動和土地革命提高到如此重要的層次，其目的，無非一是要將全國人民期待已久的「北伐打倒軍閥」改變為發動工農革命、實際是煽動農民造反，以造成發動中國共產革命的基礎；二是要借用國民革命的名義，並以混淆兩種不同的革命為手段，偷換國民革命的內容，以奪取發動共產革命的成功。正是在這樣一個陰謀方針的明確指導下，蘇俄和中共才在反對國民黨北伐失敗之後，變反對北伐為利用北伐。由是，在北伐勝利進軍後的湖南，由中共煽動起來的農民運動不僅聲震全國，其「實績」，便是在「一切權力歸農會」的口號下，把軍閥已經打倒的湖南逼進了遍地暴民造反奪權的紅色恐怖之中。據北師大出版的《中國現代史》教材稱，一九二七年四、五月間，湖南農民運動已經發展到了要求解決土地問題的階段。四月十日，由中共操縱的國民黨湖南省黨部發表「告全省農民書」，提出農民運動不是減租減息，也不僅僅是要打倒土豪劣紳，而是解決土地問題。武漢國民黨中央遂由毛澤東和國民黨極左派鄧演達等成立了「土地委員會」，頒布「解決土地問題決議草案」和「處分逆產條例」。規定「凡軍閥、貪官污吏、土豪劣紳即一切反革命者的財產，皆為逆產，一經合法發覺即行沒收」。這個決議草案，因譚延悖等的反對而未能於武漢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通過。但是，蓋因中共發動與建立的湖南各級農民協會不僅形同各級政府，有權有槍，而且自設公堂刑獄，動輒批判鬥爭，隨意逮捕殺人。中共領袖李立三的父親即為農民協會所槍決；國民革命軍第三十五軍軍長何健的父親，亦因農民協會將之遊街示眾、批判鬥爭而被整斃，北伐軍中許多出身於小地主的湖南籍中、下級軍官和士兵，其家人未能逃出者，亦多被批判、鬥爭、關押或捕殺。其慘毒之狀，實與四十年後毛澤東發動文革時人民橫遭荼毒的情景極為相似。
同樣，在建立了國民政府的湖北和武漢，工農運動亦鬧成了「如火如荼」的局面。據同一本中共《中國現代史》教科書稱：早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湖北省就已經成立農民協會三十四個，會員已有二十八萬七千人。一九二七年三月底，武漢登記的工會組織已有五百多個，會員達八十萬之多。武漢工人運動的聲勢之大，「適如北伐軍取得武漢、江西與福建之震動於全中國、影響於全世界一樣」。17 而武漢工人運動給武漢地區和武漢國民政府所帶來的破壞，更是令人觸目驚心。猶如這部《現代史》所「揭露」的那樣，由中共發動的武漢工人運動，「不僅隨意罷工，隨意要求增加工資，而且自組法庭監獄，隨便捕人施刑，動輒檢查火車輪船，隨便斷絕交通，隨意沒收分配工廠店舖的現象，更是隨時可見……在北伐軍佔領武漢後的兩個月中，工人、店員罷工可考者達三十六次之多……頻繁的罷工，不僅加劇了勞資糾紛，而且為武漢國民政府帶來了重重困難：一是日本和英國關閉了在武漢的全部企業，二是民族工商業主因工人運動而不能聊生者紛紛抽逃資金，關廠罷業，舉家潛逃。至一九二七年五月中旬，武漢一百三十多家大商行經營者僅剩二十四家，五月二十日武漢商人罷市，各家商店全部關門謝業，拒絕售貨。三是工人大批失業，至四月底已達三十萬人之巨。四是武漢國民政府收入日拙，月收入僅一百五十萬圓，支出卻達一千三百萬圓，只能靠大量發行紙幣以熬度艱難……」。至此，為北伐軍勝利佔領並建立了國民革命政權的武漢，幾乎被蘇俄和中共一手煽動並操縱的工農運動，鬧成了一個死島。
武漢如此，上海亦無例外。如前所說，中共不僅為了奪權而搶在北伐軍前面發動了三次武裝暴動，以圖謀在建立「上海市民政府」的名義下，建立「中國無產階級的巴黎公社」，而且在北伐軍佔領上海後，擅自組織工人武裝以橫行滬上，甚至威脅稱：「如軍政首長有意解散者，即為反革命。」18 由是，整個上海禍心包藏，陰謀待發；世面混亂，人心不寧。上海商界更只能哀嘆「自國軍臨滬以來，我商人乃處於憔悴呻吟之下」。19 北伐軍雖然能夠打倒軍閥，卻因為蘇俄和中共一意要乘北伐之機發動共產革命，煽動暴民運動，推倒國民革命，非但不能給人民帶來北伐打倒軍閥之後應有的和平安寧生活，卻反而只能陷人民於更大的「混亂、動亂和暴亂」之中。這個後果，實在是將北伐打倒軍閥的意義，抵消到了令人思之惘極的地步。對此，如果不是一個在中共「革命暴政」下生活過來的人，實在難以想像。其時，親共近俄、並得到了蘇俄好處的馮玉祥，正是因此才作出了「遠俄送共」的決定。他的名言，即指蘇俄與中共乃是「陽冒國民革命之名，陰布全國恐懼之毒」，實為此一階段蘇俄與中共所蓄謀製造的「共產革命」景象，提供了明確的證詞。
第三、蘇俄與中共破壞北伐
誠然，蘇俄與中共破壞北伐的第一個手段，就是利用北伐，以發動共產革命。
蘇俄與中共破壞北伐的第二個手段，則是陰謀挑起「遷都之爭」和決策「擁汪反蔣」。一九二六年十至十一月間，蔣介石曾數電廣州國民黨中央黨部，稱：「武昌克後，中即須入贛督戰。武漢為政治中心，務請中央及政府委員先來主持一切，應付大局。否則遷延日久，政治恐受影響，請勿失機。」隨著北伐的勝利進軍，蔣介石電請遷都武漢，不僅合情，而且合理。當時負責廣州國民黨中央的張靜江，在屢接蔣介石電報後，遂決定召開「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及各省市黨部代表聯席會議」，以討論遷都問題，並使之獲得通過。但中共卻認為：「召開此次大會用意，據我們觀察，乃在蔣欲遷都，轉移中央政府。」為不造成「得不著湖北，反失了廣東」的局面，為「萬一無法阻止，亦須盡力防止弊害」，中共遂決議「反對國民政府遷都武漢，並決定採取措施，努力使聯席會議延期舉行」。20 如前所說，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以後，因廣東各級國民黨黨部仍有三分之一以上為跨黨的中共黨員所把持，再加上中共的陰謀決定和陰謀運作，因此，參加聯席會議的代表，便以中共身份的國民黨人佔多數，由是而在聯席會議上擊敗了張靜江，否決了遷都案，並形成決議稱：「現在國民政府之工作，在鞏固各省革命勢力之基礎，而此種首要工作，應首先由廣東實施最為適宜，故國民政府仍暫設廣州。」蔣介石請求廣州中央和政府遷都的要求，遂因蘇俄顧問和中共的反對而失敗。一個多月後，當蘇俄和中共已經明確意識到，隨著北伐的勝利進軍，遷都武漢已成為勢所必然之時，鮑羅廷與中共中央又開會決策曰：
第一、迎汪速回，以與蔣分權。第二、盡力發展湖北革命力量（按：指共產黨力量）。第三、確定唐生智在政府中的一定地位（按：舊軍閥出身的唐早有圖據兩湖之心）。第四、鞏固左派在廣州省政府的政權。21
四個月後，當武漢已經成為工農革命的中心，鮑羅廷已經深信「我們已有充分的準備在武漢建立自己的中央」時，在「中共與國民黨左派已經對遷都武漢有了較為充分的準備」之後，22 為他們所把持的廣州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又作出了遷都武漢的決定，並在遷都武漢途中堅決反對蔣介石敦促國民黨中央委員和政府委員暫駐南昌，再一次借遷都挑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反蔣運動，為重新奪取國民黨領導權做足了輿論準備。蔣介石由是而再一次遭遇了失敗，並迅疾迎來了蘇俄和中共對他發動政變的厄運。特別是汪精衛在蘇俄和中共「迎汪反蔣」陰謀下回國以後，他非但不聽取蔣介石和一批真正國民黨人的勸告，不僅大言「我是愛護工農的呀」，而且與中共黨魁陳獨秀髮表了「聯合宣言」，隨後便赴武漢「俄國政府」去做第一把手去了。由是，中國國民黨的再一次分裂豈但不可免，北伐軍的分裂和內戰亦終於爆發。若不是蔣介石和一批真正的國民黨人在此關鍵時刻痛下了「清黨」的決心，則中國國民革命的失敗已經指日可待。
蘇俄和中共破壞北伐的第三個手段是製造南京事件。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四日，即北伐軍攻下南京的當天，在共產黨人李富春和林祖涵擔任政治部主任的國民革命軍第二軍和第六軍，有一些共產黨身份的士兵，竟以公開殺害外僑為手段，蓄意悖發國際事端，不僅引發美國軍艦向南京城內開炮，造成南京民眾死傷甚重，而且造成列強對中國國民革命軍北伐的敵意和干涉。事後，李富春和林祖涵逃往江西，以弭其罪。後來，因軍閥張作霖在北京查抄了蘇俄駐北京大使館，繳獲了共產國際給蘇俄駐華使館武官的一份訓令，乃使罪證確鑿。該訓令稱：「必須設定一切辦法，激動國民群眾，排斥外國人……為引起各國干涉，應貫徹到底，不惜任何方法，甚至搶掠和多數殘殺……。」這份訓令不僅在口氣與內容上，與不久前斯大林的「五月指示」如出一轍，而且與不久後共產國際代表羅明拉茲命令中共執行燒殺政策完全一致（詳見下卷第二章）。一九二七年五月九日，英國外相張伯倫在下院作證時曾明確指出：「計畫南京暴動者，似有意使西方強國與蔣介石為難。」雖然這一場以襲擊外國人為手段，意圖挑起列強乾涉中國國民革命軍北伐的事件，乃不了了之，然而，蘇俄和中共為破壞北伐，已可謂心機用盡，更可謂手段用極。
第四、蘇俄與中共公然背叛北伐和國民革命
一九二七年春夏之交，蘇俄與中共反對、利用和破壞北伐實已發展到了無所不用其極的地步。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領導的北伐亦因此而走到了難以為繼的境地。北伐打倒軍閥的成功，嶄新國民革命政權的建立，不但沒有給北伐勝利後的中國帶來新的氣象，卻反而製造了無窮盡的亂象，將曾經一心嚮往北伐的無辜民眾，推向了痛苦和迷茫的深淵。
但是，正是這一切才最終逼出了國民黨「清黨」和重建中華民國南京政權的決心，以將三年來借俄援和容共而誘逼中國國民革命，特別是破壞北伐的蘇俄和中共，清除出中國國民革命的陣營，清除出中國國民黨，並由真正的國民黨人來建立真正的國民革命政權，取代已經完全被蘇俄顧問所操縱的武漢「俄國政府」。但是，蘇俄與中共卻以為公開背叛北伐和國民革命的時機終於到來：蘇俄、中共和汪精衛的國民黨中央遂宣布開除蔣介石的國民黨黨籍，褫奪他的一切職務；共產國際代表魯易則提出了「南伐」，要漢方的北伐軍打回廣東去；中共領袖周恩來竟堅決要求「東伐」即東進討蔣，以誘發北伐軍的內戰；蘇俄顧問鮑羅廷因以為「他的箱子中還有草」，23 仍妄想繼續破壞中國國民革命和中國國民革命軍的北伐；武漢的國民黨親俄親共派們，因出於良知未泯而要求繼續北伐。因為他們知道，也只有北伐，才能挽回軍心和民心。24 但是，漢方的國民革命軍已經嚴重不穩；夏斗寅的「叛軍」已經順流而東下；25 「馬日事變」的槍聲更是震撼了武漢的國民黨親俄親共政權 ；26 曾為鮑羅廷誘惑的新舊兩棲軍閥唐生智已擅自還兵武漢，雖願反蔣，卻同樣要反共拒俄；27 連曾經近俄親共的馮玉祥也開始驅逐共產黨並與蘇俄疏遠，更在對是非、權力和利益的比較中，由武漢轉向了南京 …… 28 斯大林給中共的一紙「訓令」，雖然推動了中共最後的背叛，但這一紙「訓令」對汪精衛所起的反面效應，卻是逼出了汪精衛「分共和驅俄」的決心。恰如汪精衛於是年十一月五日在廣州中山大學講演時所稱：「已經到了爭船的時候了，已經到了爭把舵的時候了。要將國民革命帶往共產主義那條路去的，不能不將國民黨變成共產黨，否則只有消滅國民黨之一法。」29 蘇俄顧問鮑羅廷終於「希望全絕」而待罪歸國；中共卻在斯大林親自派來的又一個共產國際代表羅明拉茲的領導下，作出了於八月一日在南昌發動武裝叛亂的決定。中國共產黨由此而舉起了他們公開背叛中國國民革命的旗幟，並從此在斯大林的命令下，和共產國際代表羅明拉茲的指揮下，在中國各大城市，尤其是在南中國落後、偏遠、貧窮的農村，到處煽起了「望岱叛亂」的火星，30 點燃了叛變的烽煙。中國的共產革命亦終於從俄式共產革命走向了「將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傳統農民造反相結合的」道路，只不過他們要造反的，已不是中國的歷代封建專制王朝和綿延了數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而是歷盡艱難才推翻了專制王朝和專制制度，又歷盡艱難才奪取了十七年反覆辟勝利的新中國 —— 中華民國。
兼問 誰是反動派？
在中國大陸，可謂無人不知「國民黨反動派」這樣一個特殊的政治聯詞。因為，在中國共產黨的每一本歷史教材裡，都指責國民黨是反動派。
中共指國民黨是反動派有兩層含義，一指國民黨就是反動派，二指國民黨中有一個反動派。前者固無需解釋，後者是指一九二四年後，國民黨內曾有過一個不親俄、不親共，或曰反俄、反共的「反動派」，即國民黨「右派」，有時亦乾脆被中共稱為「反革命派」。
但是，在中國大陸每一本為中共所欽定的歷史教科書裡，又都明明白白地寫著，當時，全國人民都極其地渴望著、並熱切地支持著國民革命軍北伐打倒軍閥，而國民黨蔣介石又恰恰領導國民革命軍北伐打倒了軍閥，初步統一了孫中山先生親手締造的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 ——中華民國。非但沒有「反動」，而且是「順動」。因此，中共指國民黨是反動派，或指斥國民黨中有一個反動派，則意從何來？
相反，今天，當我們已經能夠明白當年反對、利用、破壞北伐和叛變中國國民革命者，和對全國人民所一心嚮往的「北伐打倒軍閥」的歷史願望施行「反動」者，竟恰恰是蘇俄和由蘇俄親自指使的中國共產黨時，至於誰才是真正的反動派，還有必要一辯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