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是否想過這樣的問題：對生活質量感到滿意嗎？GDP看起來在快速增長，但大多數人覺得生活變成了一場無意義的競爭。
2008年，正當金融危機深化之時，法國總統薩科齊成立了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委員會，由諾貝爾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擔任主席。委員會聚集了知名的社會思想家、哲學家和其他專家，如印度諾貝爾獎得主阿馬蒂亞·森和肯尼斯·阿羅、土耳其經濟學家凱末爾·德爾維什、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弗朗索瓦·布吉尼翁，目的是找出更合理的方法衡量我們的生活質量。
委員會的報告於2008年底公布，但它強有力的結論和建議因為金融危機而沒有受到重視。
然而，現在政府和企業正準備復甦，此時思考GDP以外的指標正是時候，即不僅衡量我們生產和消費的數量，而且要衡量其質量。
有趣的是法國的總統成立了這樣的委員會，而不是英國、美國或日本。法國車沒有德國車那種精密的設計，日本車那種完美的技術，但你一眼就能認出法國車，因為它個性十足，設計獨特，更重要的是它的舒適。
看看亞洲如何推動經濟全速前進，就知道這可能不是新興中產階級（甚至每個人）所關心的。要是某個亞洲資深經濟學家提出將美與幸福作為衡量經濟願景的一種指標，我會充滿敬意。
斯蒂格利茨的委員會的研究前提就是，在經濟、環境和社會各方面，尤其是可持續性上，用GDP衡量人們的幸福程度正變得越來越不合時宜。
因此，一個衡量人類幸福的新指標應包含這些維度：經濟和工作保障、健康、教育、個人環境和工作環境、安全感和尊重、與家人朋友的聯繫、宜人的自然環境，以及人身安全。
然而，大多數亞洲社會還在為達到收支平衡而努力。亞洲的許多地區還面對著社會基礎設施損耗、擁擠過度、環境污染、社會不安的難題。即使在非常富有和成功的亞洲城市，人們也在呼喚社會公平。
這個月，美國亞利桑那州的槍擊案令人震驚，突然間，我們注意到，除了收入等物質生活標準，個人和人身安全問題是我們極為關心的問題。
政府和民間團體能做什麼？
斯蒂格利茨的報告是一個有益的提醒：我們應該從衡量人們真正關心的問題開始，考慮人們幸福的質量，而不僅僅是增加生產或消費數量。
他的報告提醒我們，GDP是一個非常狹義的概念，並不能衡量人們關心的很多質量上的問題。例如，大多數人感到官方數據，如CPI，不能反映自己對通脹的感覺。GDP作為一個概念不能衡量或者說低估了家庭和民間團體的產出。它們必然沒有考慮不平等性，因為人均GDP的平均數會掩蓋不斷加劇的不平等的感覺。GDP數據無法衡量環境的惡化和我們身邊那些實體基礎設施的損耗。
亞洲在人口形態、城市化、社會變遷上正經歷著急速的變化，我們所使用的衡量經濟成敗的指標會過時也不足為奇。這就像我們開車，儀錶盤顯示我們正在以每小時110公里的高速前進，但並沒有告訴我們是否會開到一個很糟糕的地方或者車會不會散架。如果只關注速度，我們會忽略前進的方向。而開快車容易翻車。
全球化在創造機遇的同時也提出了挑戰。政府需要明白，在全球競爭中，人才很容易流動。但如果他們喜歡所居住的城市或鄉村，就不會走。
我們都需要宜居感——清新的空氣，健康的身體，深厚的文化，善良的人民，不用擔心人身安全問題。
幸福是一種人們互相關心的社群感，一種人人平等、得到同等尊重的感覺。我們不能將一個陌生人視為搶劫犯，或者令人生畏的警察。我們想要良好的社會治理，最重要的是一個照顧窮人、弱者和底層人民的有關懷的社會。
正當政府困擾於如何能更好地治理社會時，我們需要從GDP以外的社會幸福指標開始。不幸的是，斯蒂格利茨的報告只是開了個頭，指出了GDP指標的缺陷，但未告訴我們如何得到一個更好的指標。
現在亞洲已經坐上了主座，一個亞洲的政府或發言人應該承擔主持統計學圓桌會議的領導角色，來達成一個更好的幸福衡量指標，而不僅是GDP。
我們需要斯蒂格利茨的第二份報告，需要對亞洲更多的關注。斯蒂格利茨先生，歡迎你回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