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演變與反和平演變的鬥爭，本是冷戰的產物。
1957年7月2日，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在記者招待會上預言，社會主義國家到了第三代、第四代就會被資本主義和平演變過去。社會主義國家的變化「大概是演進性的，如果他們繼續要有孩子的話，而他們的孩子又有孩子，那麼他們的後代將獲得自由。」[1]
1958年11月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決定印發杜勒斯的言論，強調要加強思想教育，培養革命接班人，防止帝國主義和平演變戰略在中國得逞。
美國的做法是發展科學技術，提高生產率，把蛋糕做大，提高全國人民，特別是工人農民的生活水平。美國搞的是「庸俗」唯物論，用老百姓的富足生活去「演變」社會主義。中國的做法是消滅私有制，消滅資本主義。政治挂帥，思想領先，準備向共產主義過渡。加強對人民的革命化教育，隔斷與西方世界的一切聯繫，讓人民在自己吃不飽、穿不好的情況下，熱血沸騰地做好準備去「解放資本主義世界那三分之二的受苦人」。
中國與美國隔著太平洋。中國百姓聽話。像相信母親一樣相信黨。絕不看西方的書報雜誌，絕不聽西方和臺灣的「敵臺」廣播。如同嬰兒睡覺時，只要媽媽說一聲「趕緊閉眼，大灰狼要來了.」就趕緊閉上眼睛。在改革開放前，黨的反和平演變的措施顯得十分有效。
但在德國不行，那是冷戰對峙的前哨。一牆分開東德西德，兩種制度，兩個世界。工人在東德幹活，掙500馬克；到西德幹活，掙2000馬克。東德工人被告知，在東德幹活是為自己幹活，是當家做主；到西德幹活是受壓迫，受剝削。
許多人權衡之後，還是冒著性命危險，「用腳投票」投向了西德。寧願去受壓迫，受剝削，也不留下來當家作主。「庸俗」唯物論戰勝了思想領先。
經過半個世紀演變和反演變的鬥爭，社會主義陣營的人們越來越看明白：「現代共產主義正在變成一種越來越無效的制度，在這種制度下，執政黨被整個社會視為阻礙社會進步和社會福利的主要障礙。」[2]於是，柏林牆被推到了。1989年東歐劇變，蘇聯解體，社會主義被人民拋棄了。
中國得風氣之先。鄧小平看出來了，再搞毛澤東那一套「反對和平演變」、「防止資本主義復辟」極左的東西，要亡黨亡國，提前十年搞了改革開放，實際上是自己「演變」了自己。在共產黨領導下，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市場經濟重組國民經濟，走上了新資本主義---民主社會主義道路。果然一「資」就靈，30年間，GDP從1978年3600億人民幣增長到30萬億人民幣。1978年中國人均GNI只有190美元，2007年達到2360美元。但不能承認走了資本主義道路，得把這個成績掛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帳上。
因為只搞經濟上的改革開放，意識形態沒有變，政治體制沒有變，所以在中國繼續反和平演變。不過這代表的是官方的聲音，官員的聲音。這和毛時代對比有很大的不同。那時是人民和黨共同反對和平演變，青年人爭做革命接班人。現在人民覺醒了，官方反和平演變的聲音曲高和寡。有「一國兩制」的香港、澳門在，有自視比大陸制度先進的臺灣在，大陸官方不敢再說一旦和平演變過去，「人民就要受二遍苦，遭二茬罪」的話，只能籠統地說「江山改變顏色」云云，這裡說不出來的苦衷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官員要「受二遍苦，遭二茬罪。」
毛澤東時代是關起門做皇上——自尊自貴。壟斷封鎖一切新聞資訊，輿論一律。明明看到西方世界飛速發展，經濟繁榮，但封鎖西方信息，告訴本國人民「東風壓倒西風。」「敵人一天天爛下去，我們一天天好起來。」後來國門打開了，人們走出去一看，完全是相反的景象：我們一天天窮下去，敵人一天天富起來。想想我們曾胸懷世界，要去「解放天下三分之二受苦人」，自己都臊得臉紅。1980年王震副總理到了英國，碰上開電梯的工人，一打聽，人家的工資是他的八倍。鄧公這才宣布：「貧窮不是社會主義。」鬧了半天，我們二十多年干的不是社會主義，或者說，是窮社會主義，是假社會主義。一個窮社會主義，一個假社會主義，怕什麼和平演變，怕什麼西化呢？變成富社會主義，真社會主義，難道不好嗎？
中國就是演變、西化到美國、英國、瑞典那樣的情況，老百姓並不怕，那種民主自由、那種工資標準、那種福利待遇。美國、英國、瑞典那樣的政治社會制度，沒有貪官污吏生存的環境。一方面執政掌權，一方面貪污受賄，一個星期也混不下去。那樣的政治社會制度絕不允許政府拿出20%的財政收入給官員公車消費、公款吃喝、公費出國，絕不允許特權人物吃喝嫖賭全報銷。談到這一點，我想起了一個案例。義大利西西里島墨西拿市市長朱塞佩·布讚卡，曾經讓公務車司機開車將他和妻子送到巴裡市港口，回來時又讓司機接他們回家。2002年2月，當地法庭以「侵吞公款」罪判處布讚卡13個月徒刑。布讚卡以自己支付了往返汽油費為由，提出上訴。2003年10月21日，義大利最高法院作出裁決，布讚卡因私與夫人乘坐公務車，被判六個月監禁，即日起在獄中服刑。[3]人家的司法很公正，你付了費了，減刑七個月，但公車私用就犯法，還得判半年。我國社會政治制度要是演變、西化成這樣，對於官員來說簡直是進了地獄。所以，反對和平演變，反對西化，嚷嚷的最歡的是貪戀特權的貪官污吏。
上世紀90年代後期有一個統計數字：當時有350萬輛公務用車，每年耗費3000億人民幣，這些公車消耗遠遠高於國家財政對國防、科研、農業、公共衛生、教育等方面的投入，也足以再建三個三峽工程。而這些公務轎車只有三分之一用於公務，三分之一被官員家庭私用，三分之一被司機私用。1998年國家正式推動公車改革，但喊了十年，試驗了近十年，沒有絲毫進展。因為車連著官員，官員連著體制。哪級官員配什麼車？這涉及政治體制改革，一動車子，就涉嫌搞了西方那一套，丟了中國特色。到新世紀，公車繼續大量增加，2005年公用轎車保有量超過500萬輛（2009年已達600萬輛），每年為此消耗6000多億元。而2005年文教科學衛生事業費為6104億元，社會保障補助支出為761億元，國防費用為1817億元。請問當朝袞袞諸公：在對公車的管理上（這是政治體制的一個環節），是我們這一套好呢？還是西方那一套好呢？
引用來源：
[1] 董耀鵬等：《兩種制度的生死較量》，書目文獻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21頁。
[2]布熱津斯基：《共產主義的危機：公民參政的矛盾》（1987年10月）轉引自董耀鵬等：《兩種制度的生死較量》，書目文獻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47頁。
[3] 賈軍：《我國有幾千個國防開支可以浪費》，2006年3月14日《上海證券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