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撰寫的《我的哥哥莊彥斌——一個至今沒有平反的現行反革命》一文見刊之後，閱讀過此文的讀者們反應十分強烈，紛紛要求我能更詳細地介紹哥哥莊彥斌的人生遭歷。為了滿足廣大善良的讀者們的慾望，我決定暫時中斷手裡其它的寫作項目，先把這個專題寫完。
我這次選用的題目是我哥哥曾寫過的兩句詩《怒向偽善投刀筆，憤把狼毫做吳鉤》。吟誦著這兩句曾讓我刻骨銘心的詩句，哥哥那剛毅的面容彷彿又浮現在了眼前……
一 哥哥是我少年時唯一的偶像
我的哥哥不僅體育天賦出色，而且他的文學天賦也超群出眾。在這篇文章中，我向讀者們介紹我哥哥寫過的兩首詩詞。
1970年夏天，我哥哥熬過三年的囹圄之苦，終於走出了佳木斯看守所的鐵門。我們兄弟相逢之際，他給我看了他出獄後寫的一首《滿江紅》詞。這首詞是這樣寫的：
凝眸遠眺，重霄九沉浮誰主？同天涯淪落為人，
此寒彼暑。丹心長系七億國，往踏一番坎坷路。
松江畔淋漓戰友血，未識途！此冤獄，不盡苦，三年來，豈堪顧。
男兒志不昔，憔容殘膚。柔腕重穿千塊硯，勁膂再張萬石弩。待來日行師騁疆場，展鴻圖！
現在坦率地評價，哥哥創作這首詞時的思維依然沒有擺脫那個時代給他思想上設置的樊籬。但僅一句「同天涯淪落為人，此寒彼暑。」就讓我這個未滿20歲的文學青年嘆為觀止。
在我哥哥給香港的聽眾信箱欄目寫完了那封「反革命匿名信」之後，他寫了這樣一首七律。詩文是這樣寫的：國事家事日日憂，忍將舊怨復新愁，拭目重矚慈母顏，撫心深省赤子羞，怒向偽善投刀筆，憤把狼毫做吳鉤。披瀝肝膽做雄辯，七億蒼生皆楚囚。
從這首鋒芒畢露的詩文裡，可以看得出來，我哥哥的那封「反革命匿名信」裡的內容定然是十分「反動」的了。但因為信文是密寫的，信文真實的內容就是我這個為其投寄信件的「小反革命」也不得詳知。我對這封信的內容的略有瞭解還是在我被捕之後的一次接受審訊時，由審訊人員透露給我的。當時負責主審我們這個「反革命」案件的伊春地區公安局政保處袁處長色厲內荏地對我說：「你的哥哥反動透頂，罪大惡極，他不但惡毒攻擊社會主義制度，還喪心病狂地詛咒偉大領袖毛主席，在那封極端惡毒的信裡，他竟然寫了這樣的話：我怎麼能辱沒良知，把締造這樣生活的人，稱頌成像牧羊姑娘的臉蛋一樣的紅太陽。」 這句「稱頌成像牧羊姑娘的臉蛋一樣的紅太陽。」是我瞭解到的我哥哥的那封「反革命匿名信」裡的唯一內容。可能在伊春市人民法院塵封的卷宗裡，一定還有這封信的真實底稿，但這就是小小老百姓永遠不可窺知的秘密了。也許若干年以後，我哥哥的這封「反革命匿名信」能夠昭示於天下的。
在我的心底裡，我一直這樣認為：我的文學天賦和哥哥比較，是相去甚遠的。我對文學的摯愛和追求，最初完全就來自哥哥的啟迪，哥哥就是我走上文學道路的引路人。從上面的兩首詩文中，相信善良的讀者們亦能品味出我哥哥的文學造詣。假如不是那殘酷無情的現實殘忍地剝奪了我哥哥的性命，我的哥哥一定會是一位比我更有成就的作家。遺憾的是，剛剛過了而立之年，他就飲恨黃泉，那枝憤做吳鉤的狼毫也夭折了，未能給這個世界多留下些閃光的文字。
二 從我哥哥的原始判決書上考究人權
在上篇文章裡，我把我哥哥原始判決書的掃瞄件照片如實附上。從這份原始判決書上考究中國大陸在文革時期究竟還有沒有人權。我想答案一定是非常清晰的。因為這件破綻百出的原始判決書確鑿地展示了伊春市法院踐踏人權，草菅人命的真實記錄。
我們不妨詳細地考究一下這份原始判決書。這份判決書是伊春市初級人民法院擬定的，可尾部蓋上的卻是伊春市中級法院鮮紅的印章。而判決書裡指定的上訴法院就是這個已經蓋上了印章的伊春市中級法院。讓死囚在三日內向這個已經蓋上鮮紅的印章的法院上訴，這是不是很滑稽？這樣的判決，這樣的上訴權，究竟是死囚的悲哀還是整個人類的悲哀？而且，善良的讀者應該看到，這份判決書的落款日期是1974年10月31日。這裡規定的上訴日期是3日內將上訴理由書呈遞給伊春市中級法院。也就是說在1974年11月3日的零點之前（我寬容地把1974年10月31日這一天也算上訴日了）把上訴理由書呈遞給伊春市中級法院都是有效時限。可是我的哥哥卻在1974年10月31日的上午10點就在伊春市的西河沿刑場被執行槍決了。從1974年10月31日的11時零秒起，他的魂魄就已經遊蕩在黃泉路上，那麼伊春市初級人民法院規定的有效上訴期又作何解釋呢？莫不是讓死囚在1974年11月的1日和2日到閻王殿去上訴吧？
我用如此調侃的口氣來描述這個血淋淋的事實，其實我心靈上被那顆無情子彈洞穿的創口在汩汩地在淌血。我的哥哥被殘忍地剝奪了無辜的性命。死後屍體還要放進高壓鍋裡去蒸煮熬爛，然後再剔肉剮骨，做成標本。而且，強大的政權更「窮」得「嗜血」，不向滴血的創口上塗鹽，就更走火入魔了，於是送我哥哥去極樂世界的那顆子彈的費用，也還要向那已經肝腸寸斷的可憐的母親去討要，我的「反革命」哥哥確實是已經被「偉大的革命者」們物盡其用了，我不知道在野蠻的中世紀裡，囚禁在巴士底獄或羅馬教廷地牢裡的囚徒們會遭際到什麼樣的命運，但在20世紀的中國大陸，在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我的「反革命」哥哥的命運也真的堪稱是史無前例了。
前幾天，一位在美國的律師朋友看過了我哥哥的判決書後，在QQ裡對我講：「看了你哥哥的判決書，我感覺你現在應該回國去呀，回去申訴，討還公道。這個案子一定能得到平反的，僅僅從程序上違法，就能平反。你應該回去到黑龍江省高級法院去申訴。這比你在國外寫書有價值多了。一條冤死的性命至少還不得賠償家屬幾十萬呀！」這位熱情的律師朋友要我回國去爭取為哥哥平反。他的善意我心知肚明。但是我對此事卻早已心寒齒冷。不庸置疑，現實中國裡，絕大多數的現行反革命已經得到了當局的平反。包括一些著名的現行反革命分子，諸如林昭,遇羅克,張志新等人。可能當局在為這些枉死的冤魂平反之後也多少給過一些體恤。但是我固執地認為，這種 「平反」似乎沒有什麼意義。請問，再多的錢能讓那些冤魂瞑目麼？
我執拗地認為：「考量一個人的人格人品，標準是看這個人究竟還有沒有最起碼的是非之心；考量一個政府一個社會是不是病入膏肓，標準是看這個政府或這個社會裏還有沒有最起碼的公平正義和良知。」
一個人如果毫無是非之心，黑白顛倒，信口雌黃，拿不是當理說，人們會說這個人是個流氓無賴。如果一個政府一個社會裏也喪失了最起碼的公平正義和良知，那也就是個流氓政府，無賴社會。
你們聽說過林昭 遇羅克 張志新的家屬得到過當局優厚的體恤麼？據我所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的61年裡，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像我哥哥這樣的冤魂屈鬼何止成千累萬。他們的家屬也曾不懈地泣血申告，但都是到兒子的法院裡去告老子，其結果就不得而至了。我還堅定地相信，這些冤魂屈鬼終究是有一天會得到真正的平反的。但這一天不是在現在，而是在未來，在萬惡的專制獨裁製度被徹底埋葬之後，那時候，才能真正地沉冤昭雪，還公道於人心。
在前一篇文章的結尾處我曾寫到：「應該問問這個混沌的世界裡究竟還有沒有正義和良知了……」，在我的文章被無數次轉載之後，我悟到了，在這個混沌的世界裡，是有正義和良知的，它們不在達官政客們蠱惑人心的演講裡，而在善良的老百姓的心裏。正所謂：「公道自在人心」在這個混沌的世界裡，最損毀不了的也正是正義和良知。正義和良知有時可以被踐踏，被褻瀆，甚至被蹂躪，但就是不能滅絕。
三，與北京毗鄰的燕郊陵園裡有一塊無言的墓碑
上面談及了平反的話題，此節我再講述另一個錐痛人心的事實。那就是不僅我的哥哥沒有得到平反，我那曾是共產主義虔誠信徒的老父親，至死也沒盼到他一貫信仰的黨給他的一紙平反通知。
我的父親名字叫莊景和，1922年出生，他在學生時代就懷著一腔赤誠投身到了那場據說是「解放全人類」的偉大鬥爭中去了。1946年春天，我父親在蘇聯紅軍的推薦下，就讀於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開辦的北安軍政大學。北安軍政大學的名譽校長就是林彪。在軍校學習期間，我父親頗受軍校教務長王一武的青睞，有幸被選中當了王一武的警衛員。王一武也很喜歡我那剛剛4歲的哥哥，據我母親講王一武還認了我哥哥作他的乾兒子。王一武不僅是我父親的上司，而且是我父親的入黨介紹人。王一武後來官至瀋陽市政協主席，現在恐怕已早不在人世了。
我的父親其實是一個被洗過腦後，一直到死也沒有醒悟的可憐而卑微的人物。他和我的母親都是把青春和熱血奉獻給了他們曾信仰過的主義的殉道者。我和哥哥在幼小的時候，所受到的家庭啟蒙教育，都是黨文化宣傳的那一套，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的兒歌，我是在咿呀學語的年齡就從母親的教唱下學會了的。尤其是我的父親，在他蒙冤蹲了八年大獄之後，依然沒有醒悟，到了年近八旬的高齡，還是開口「黨中央的文件是怎麼說？下邊為什麼不按中央的文件執行呢？」我父親的悲哀其實並不是他一個人的悲哀，而是整整一代人甚至是幾代人的悲哀。我父親身上所體現的堅強黨性還表現在他曾幾次大義滅親。我的哥哥在去遼寧流亡之前，他在家裡藏匿是背著我父親的，那時候，我父親一直是持讓哥哥去投案自首的態度的。他一旦發現哥哥回家，就主動去公安局舉報，讓公安人員來抓哥哥。這樣的事有過幾次，甚至連爸爸的一位老友都這樣的規勸過爸爸：「老莊啊！虎毒還不食子呢。」但是我也真實地見識了，我父親那所謂堅強的黨性最終還是對抗不了更頑固的人性的。當哥哥從火車上跳車逃跑後又潛回家中，爸爸便不再去舉報了。我父親的堅強的黨性和大義滅親，僅僅侷限在一個非常狹隘的範疇之內，一旦發現，再把兒子送進監牢，就可能危及兒子的性命，那所謂堅強的黨性就原形畢露了。我父親最嚴重的一條罪行，就是當他從我大嫂的嘴裡得知有100多公安來抓哥哥時，連班也不上了，趕緊騎車回家，到家後對我母親說的第一句話就是：「趕緊拿錢讓彥斌快逃，要不抓住就沒命了。」 父親的這次行為，幾乎救了哥哥的命，哥哥當時也確實從家裡逃了出來，逃到了山林裡，但最終卻沒有掙脫羅網，他在半夜潛到朗鄉鎮三公里（地名）父親的一個老友家，最後在那裡落網被擒。
我父親其實是個性格比較怯懦的人，在他的一生中也許就在鼓勵哥哥出逃這件事上剛烈了一把，但就因此，他被判了八年徒刑，年近花甲的他也飽嘗到了屈辱和煎熬。我的父親有罪麼？他不該給予平反麼？在我哥哥這起「反革命案件」中，我的父親是最無辜的。遺憾的是父親至死也沒有得到他企盼已久的一紙平反通知。 父親在監獄裡煎熬了8年之後，出獄時已經是60出頭的老人了，此後，一直在兒女的賙濟下度日，一直到死再沒有一分錢的收入，也沒有得到過一分錢的社會救濟。可憐他年輕時就加入了共產黨，就因為生養了一個反革命的兒子，晚景就這樣淒涼。我的父親是2002年4月在北京燕郊去世的。我經商有成的妹妹花了3萬元錢，在燕郊陵園買了一塊墓地，把我母親的遺骨也從東北遷來了。我們兄妹4人，大哥早枉死九泉，二哥莊智斌是一個教師，我當時在知音雜誌作編輯，小妹莊建華在東北綏化市經商。我們兄妹商議，要給父母的墓地立一塊碑，言及於此，我的滿腔悲憤沖湧而出，一首質樸無華但凝聚著血淚的輓聯脫口拈來。在父親的墓碑後面，我讓工匠刻下了這樣的輓聯：因子蒙羞，八年冤獄未雪含恨九泉；有兒何幸，八十高齡仙逝情慟神州。這座無言的墓碑現今就矗立在離北京僅30公里遠的悄靜的燕郊陵園裡。至今又悠悠八年歲月過去了，風侵雨蝕，那墓碑上的字跡還依稀可見麼？九泉下蒙冤的父親啊！你現今依然還合不上眼麼？把筆於此，我已經淚水漣漣了……
莊曉斌2010年10月14日於法國蘭斯
来源:來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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