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恐懼中長大的。後來，很長一段時間，我患有恐懼症。即便在平靜的日常生活中，也往往出現沒來由的焦慮和緊張。但醫生沒有用恐懼症這個詞，只說是情緒低落，或者憂鬱症。只有我自己知道，是恐懼症。我堅信，只有這個詞，才更精確。
父親被毒打，構成我人生的最早記憶。這一切是怎麽開始的？父親被人野蠻地捆走，捆他的繩子，不是一般的繩子，而是石匠抬石頭用的那種，碗口般粗。父親被人瘋狂毒打，打在他身上的，不是一般的棍子，而是石匠用的那種鋼釺。父親被人強按在地上批鬥，他膝下跪著的，不是一般的地面，而是一堆玻璃渣。父親膝下，血流如水。這一切，就構成我最早的記憶。三歲，開始模糊記事的年齡。之後，恐懼伴隨我成長。總是在夜半時分，我被一陣低低的啜泣聲驚醒。不用說，又是母親竭盡控制的哭泣。透過紗布蚊帳，迷迷糊糊的我，依稀看見，地上捲曲著一個血跡斑斑的人形。那是父親。母親正爲他敷藥療傷。作為從正規院校學成的西醫，在那個小鎮成為罕見，母親的醫術遠近聞名。或因如此，命中注定嫁給父親，為父親屢創的傷口，不斷覆紗裹藥。
許多時候，我並沒有嚇哭，而是嚇得再一次沉睡過去。夢裡，反覆上演一幅圖像，即便我醒後，仍然心有餘悸：一條木船底朝天，倒懸於同樣是底朝天的河川，我頭朝下腳朝上，倒立於那木船上，木船首尾兩端起伏不定，將我劇烈顛簸，隨時似要掉落下去，我驚恐得喊起來……
這個離奇的夢境，在我童年裡反覆出現。我並不知道，那幅恐怖的、顛倒的圖像，究竟是什麽意義？小鎮上靶子不多，每次開批鬥大會，身為中學教師的父親，都是重點對象。原因很簡單，家庭成分劣等。中共建政後，祖父家因有十一畝薄田，而被劃為「地主」。從此災厄不斷。我的二伯，畢業於黃埔軍校，曾任國民黨軍官。中共軍隊入川時，他放下武器，「和平起義」。初時，中共假意待他如上賓。然而，幾年後，中共搞土改複查，為了湊夠鎮壓名額，二伯竟被算了進去鎮壓了。槍聲響處，在他身後，留下孤兒寡母。他那最小的女兒，還在襁褓之中。二伯死了，祖父祖母也先後亡故。地主家庭的黑鍋，落到了我父親頭上。在其後的年代裡，他必須代之受過。每逢運動，便被揪出來，遭到「殘酷鬥爭，無情打擊」。
文革搞了幾年後，我得知，父親居然也入了派系，而且屬於造反派。小鎮上的造反派和保皇派，與大城市的概念迥然不同。簡單說來，小鎮上的造反派，就是反對當地領導，與紅衛兵無關。而當地領導，在文革中，如走馬燈似的換來換去，既整人，也被人整。不管是學校黨委書記還是公社革委會主任，一上來，都宣稱他是「真正代表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一被打倒，又「老實交代」，被迫承認自己是「反對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父親雖然頭頂造反派的帽子，但我卻從未見過、也未聽說他動手打過任何人。倒是他動不動就寫大字報，與同事中的保皇派論戰，言必稱「毛主席說」。一句「毛主席說」，就彷彿他掌握了什麼真理。父親仍然被別人批鬥，被別人毒打。誰叫他是地主出身呢！
1972年初，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才剛剛過去，對父親的頻繁批鬥才稍稍止息，我那年僅三十四歲的母親，卻因長期置身於恐怖、驚嚇、悲傷、哀愁、以及生活的重壓之下，積憂成疾，積勞成疾，身患絕症，驟然離世。雖為名醫，卻救治不了自己。家中彷彿塌了天，撇下四個孩子，我們兄弟姐妹四人。最大的姐姐，十三歲，最小的我，八歲。從此，父親又當爹又當媽。不僅要劈柴做飯，還要縫衣衲鞋。對於幼小的我，苦役也才真正開始。養豬，養雞，養蜜蜂，養兔子，捕魚，打蛇，砍柴……所有能謀生的手段，都用盡了，都歷練了。巴山淒冷，蜀水蒼涼。年復一年。瀋重的勞役，艱難的生存。這還不是最可怕的。「出身」的陰影，也覆蓋了我。 「地主崽子！」從班主任牙縫間擠出來的這句毒性咒罵，至今轟鳴於我的腦際，也將轟鳴於我的一生。小學班主任，那個脊背彎駝的中年女人，面相兇惡，出言刻薄。
彼時，我唯一的長物，是名列全班最優的學習成績。但只要我稍一得志，尤其當我偶有機會成爲「孩子王」的時候，班主任便發動全班同學「孤立」我。在我的身後，常常跟著起鬨的同齡孩子群。「地主！」「地主崽子！」伴隨著這類謾罵的，是無數紙團、樹枝、泥巴、石塊，雨點般地投向我。我常常只能沒命地逃跑。害怕上學，就常以逃學來躲避。我偶有反擊，就被告到班主任那裡。班主任當著全班的面，潑婦似的怒罵：「你一個地主崽子，竟敢打貧下中農的後代！」父親得知，氣得嘴唇直抖。兒子受欺負，似乎比他自己受迫害還要難受。激憤之下，他拉上我，找到班主任評理：「您說我那娃兒是地主？八九歲的娃兒是地主？他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連我都沒有剝削過人，他又剝削了哪個？連毛主席都不得說我娃兒是地主！」班主任用鼻子哼地一聲，不理。文革，父親受迫害。與此同時，整個小學階段，我也跟著受迫害。恐怖的童年！文革末期，我聽見父親教學生唱一首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啊，就是好，就是好！」標語口號似的歌詞，讓我覺得很不是滋味。一日，父親又在小聲哼那首歌，我實在忍不住，大著膽子對父親說：「好什麼好？看把你打成那個樣子！」父親朝我投來狠狠的一瞥，那眼神裡有真正的責備，認為我的話，簡直是大逆不道。但他並沒有說什麼，足見他也找不出什麼理由來說服我。
迷信「毛主席」的父親，「六四」終於覺醒。父親迷信「毛主席」，認為什麼都是別人的錯，而毛主席是英明的。文革後期，乃至文革結束後許多年，父親都持這種固執。為此，十多歲的我，常跟父親爭得面紅耳赤。這些爭論，大都發生在長途跋涉中。在那些崎嶇起伏的山路上，我和父親，每隔幾週，就需翻山越嶺，從一個小鎮，徒步行走到另一個小鎮。一日跋涉幾十華里。或者為了捕魚謀生，或者為了探望在另一個小鎮做工的姐姐或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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