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蘇聯領袖戈爾巴喬夫（Gorbachev）在《回憶錄》中有一段關於諾貝爾和平獎的有趣故事。他在1990年10月得悉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後，處境尷尬不已，因為蘇聯官方宣傳機關長年累月指摘「諾貝爾獎是西方帝國主義利益的喉舌」，而且蘇聯人民經過多年的潛移默化，總會覺得得獎人的光榮背後還有不可告人的陰謀詭計，獲獎的人很容易被塑造成人民的公敵。在諾貝爾和平獎遴選委員眼中，戈爾巴喬夫是釋放東歐、結束冷戰時代的英雄，戈爾巴喬夫樂觀地估計和平獎可以曲線聲援他的「新思維」漸進變革政策，所以沒有斷然拒絕諾貝爾和平獎，在國內的政敵眼中，和平獎卻成了戈爾巴喬夫喪權辱國的佐證。最後，在痛恨的目光和謾罵聲中，他決定不出席12月10日的頒獎典禮，還得迴避或推遲有關的公開演講。
《日瓦戈醫生》作家不接受文學獎
在《回憶錄》中，戈爾巴喬夫字裡行間對這些不公道的遭遇和抹黑不時表達委屈和無奈。可是，在蘇聯共產時期「持不同政見人士」要面對的政治批鬥、人格謀殺和長期迫害，遠比戈爾巴喬夫的待遇惡劣。1958年，《日瓦戈醫生》的作家帕斯捷爾奈克（Pasternak），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表達「感謝、感動、驕傲、驚訝、慚愧」的複雜心情。蘇維埃作家協會聞訊後公開譴責帕斯捷爾奈克「如猶大般為了30個銀幣而背叛人民」。諷刺地，《日瓦戈醫生》在蘇聯未能通過審查而成為禁書，但文稿被偷運出境並在20多個國家翻譯後成為暢銷作品。蘇維埃作家協會袞袞諸公沒有人可以說出作品本身出了什麼問題就盲目鞭撻帕斯捷爾奈克，鬧出「我們沒有讀過《日瓦戈醫生》，但我們必須譴責帕斯捷爾奈克」這樣的笑話。白色恐怖令作者及家人朋友感到人身安全受威脅，帕斯捷爾奈克親自去信當局請求不要逼他離開蘇聯。在輿論壓力下，帕斯捷爾奈克4天內發電報給遴選委員會，表示「鑒於社會高度關注這個獎項」，宣布改變主意，不會接受文學獎。遴選委員會則維持原來決定，並把該年的文學獎列為「待領獎項」。帕斯捷爾奈克兩年後因肺癌離世，《日瓦戈醫生》這部「地下」作品，卻要等到1988年解禁才得見天日。
作家索爾仁尼琴被強行送往西德
索爾仁尼琴（Solzhenitsyn）是另一位「未能出席」接受1970年諾貝爾文學獎的蘇聯作家。他的作品道盡極權政治殘暴真相，早就是蘇聯政權的眼中釘。KGB主管安德羅波夫（Andropov）給蘇共中央政治局的文件中，就毫不保留地指出索爾仁尼琴的「反蘇反社會立場無可抵賴」，「一日他不離開蘇聯，諾貝爾文學獎只會助長他的氣焰，增加他的知名度和政治本錢」。政治局就這個「索爾仁尼琴問題」持續爭論了數年，起初的主流意見是為了大局著想「不好公開打擊這些敵人，可以的話用善意的姿態令其軟化」，但到了1974年當局終於接受安德羅波夫的要求，將索爾仁尼琴拘捕後強行送上開往西德法蘭克福的航機。不過，索爾仁尼琴從來沒有完全擺脫蘇聯的掌控，KGB特工早已滲透海外「異見分子」的圈子，扮成「反蘇」人士贏取信任，近距離監視索爾仁尼琴和他的支持者的活動。索爾仁尼琴在蘇聯解體後回國，因支持前總統普京的強硬路線惹來批評。
KGB逾30項行動打擊薩哈羅夫
1975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是蘇聯氫彈之父兼人權分子薩哈羅夫（Sakharov）。薩哈羅夫的特殊地位一直令KGB頭痛不已，最多只能夠派出特工滲透薩哈羅夫和同是人權分子的妻子邦納（Bonner）的生活圈子，搜蒐集他們與「反動帝國主義勢力和西方情報特工勾結」的罪證。當諾貝爾委員會把1975年的和平獎頒予薩哈羅夫後，安德羅波夫數年內授權KGB展開30幾項行動和措施打擊這個「蘇聯第一號公敵」，包括：
1.企圖影響外地社會輿論，揭發和平獎如何密謀破壞美蘇和談的進程；
2.在外地社會組織文章和輿論宣傳攻勢，抗議諾貝爾和平獎頒予薩哈羅夫；
3.有組織地披露薩哈羅夫跟歐美情報機關的往來；
4.爭取更多外地輿論抨擊諾貝爾和平獎的決定；
5.挑撥離間，特別是製造薩哈羅夫與索爾仁尼琴爭名逐利的負面消息；
6.製造智利獨裁者皮諾切特恭賀薩哈羅夫的假消息，誘使智利人權分子質疑薩哈羅夫的操守；
7.動員阿拉伯世界反以色列、反猶太人的輿論來攻擊薩哈羅夫；
8.假冒薩哈羅夫去信支持美國同志組織，企圖製造雙方「交往」的證據；
9.向外地傳媒提供薩哈羅夫「精神有問題」的健康報告；
10.拘捕其他活躍份子，殺一儆百，孤立薩哈羅夫；
11.向薩哈羅夫寄出大量來自蘇聯各地的「求助信」，進行疲勞轟炸；
12.蘇聯官方加強針對薩哈羅夫的妻子邦納，向她進行人格謀殺、揭發各式各樣的「醜聞」、散佈關於她的謊言，進而打壓其餘家人的生活、逼使他們的家人離開蘇聯；
13.薩哈羅夫因反對蘇聯出兵阿富汗，於1980年被捕後與邦納遭長期軟禁在戈爾基鎮，直至蘇聯解體前夕才獲得自由。
